四

上面所说的话需要说明。这个哲学运动提出些什么特殊问题和论点去代替那些目前无关宏旨的、足以阻止哲学完成其在现在世界中可能完成的任务之问题和论点呢？如果我说，哲学至少应清除其自己的园地，我好像是从人生问题和论点退避到专业哲学的技术事务中去。情形确是如此的，如果在哲学的学说中，需要被清除的事物在人生状况中不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和歪曲的。这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心物区分论，把所谓观念的和精神的抬高到存在的顶点，而把所谓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降压到最低的地位，这种理论是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区分的反映。奴隶和工匠（他们比较奴隶并无更多的政治自由）从事于物质的生产，即良好生活的资料之生产，但他们却不能分享这良好生活。自由的公民不需要从事这些卑贱的活动，于是把理性的、理论的知识和低级的、卑贱的、例行的实际知识区分开来，把观念的和物质的区分开来，这是当然的结果。

我们已摆脱了完全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但目前的生活状况仍保存着低级的、卑贱的活动和自由的、观念的活动之区分。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当他们坚持着所谓自由的学科和所谓机械的、实用的学科之内在区别时，他们完成了一个任务。从这种区别发展出来的，有伟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常被用以证明把经济的、商业的、财政的事务，和政治的、道德的事务隔离开来是正当的办法。关心现状的哲学要完成的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清除那些证明这种区分是正当的理论，要清除那些阻碍我们形成使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应用）能完成比现在更人道和更自由的任务的措施和政策的理论。

现在，哲学可能研究的论点和问题的这个例证又暗示着另一个问题，它是如此密切联系着的，其实即是同一问题的另一形式。在专业哲学家圈子内外流行着的，关于内在的、终极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的区别论，是工具和目标的分离的理智上的陈述。哲学的“二元论”的这个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状况投射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如此阻碍进步，自应全部予以清除。如果哲学家们要起积极作用，使我们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资源能完成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任务，他们在这里又有一个艰难的和细致的任务。

因此，关于和所谓工具的目标截然不同的本身的目标的整个观念，代表着更早期的社会情况的残余。在理论方面，这是在科学于处处以关联性代替了绝对性以后，而仍然保持绝对性的一个显著的事例。这个观念仍然保有其残留的力量，因此有许多自命为特殊现代的和被解放了的哲学——例如在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哲学——都全部保留这个观念，认为确有种种是目标而不是工具的事物。只要放弃这个观念，便没有任何理由再说道德的目标异于技术的目标，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用“客观的”事实来决定的。根据民主精神去打破“更高的”和“更低的”确定区别的运动，在哲学中仍应取得其进展。

关于价值事物的讨论引导到那希望在现在世界中起作用的哲学所应做的工作的另一事例。使价值完全超越有根据的判断的理由之一是：价值确有其主观性。学哲学者都知道主观的和客观的二元论在近代哲学中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当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这种二元论确有点用处。科学要和许多敌人作战。它采取一种策略，把一个认识的心灵或自我的“内在的”权威树立起来，去对抗习惯和制度的“外在的”权威。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哲学上全心全意地承认现在无理由把事情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一事实，是哲学要在促进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起一定作用的先决条件。

上面讨论的事物是，哲学现在应该做的一个艰难的和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不愉快的工作之若干例证。这个工作要通过最正确的和批判的思想去清除那些过时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那些从事哲学思考的人抓住现有的机会。这是在哲学现状中应承担的工作的批判的或消极的方面。但它不仅仅是消极的。它也是哲学能够做和应该做的工作的积极的与建设的一方面。哲学本身不能独自解决现在世界中的冲突或消除其混乱。

只有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成员，在合作的行动中，才能做这个工作——建立和平条件的工作便是显著的例证。但是需要理智的工具去提供行动的主导观念或计划。做这个工作所用的理智的工具应是经过“消毒的”和锐利的。与那个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一点是：当更好的工具形成时，应赶快予以利用。积极利用这些工具去处理人的现在问题，是使这些工具不生锈的惟一方法。在工作中和通过工作的试验与考验，是使这些工具免于和传染病的黑点相接触的方法。所能提供的计划、措施、政策等仅是种种假说的这一事实，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哲学和在其园地内已获得科学胜利的研究态度和精神是一贯的。

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在今日看起来，只有历史上的兴趣——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在方法上和题材上的距离是很大的。在当时，新方法的发明和应用的障碍并非仅仅是理论上的障碍。旧信仰和旧认识方法是如此紧密联系于传统习惯和制度，以致对前者的攻击也被视为对后者的攻击。虽然如此，仍有少数人有勇气去不仅有系统地批判被接受的结论，而且有系统地批判许多世纪来沿用的立场和方法，并且，他们提供种种新的假说，以指导自那时以后的自然研究工作。在这些假说中，有些假说在范围上是如此广泛，以致它们在今日被认为是“哲学的”而并非“科学的”。但最后，这些假说如同上述的清除工作一样，在引导研究到正确的路线上曾起一定的作用，循着这些路线，曾获得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结果。

就研究中的有效的处理来说，今日社会科学发展情况和300年前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大抵相同。现在需要的是：应有系统地和广泛地批判流行的方法和习惯，并应提供如数百年前推动自然知识的革命那样的假说。不仅有这需要，而且有良好的机会。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障碍比中世纪研究天体的障碍还要大些。第一步应使大家承认：所谓认识，其中包含科学知识，不是在社会活动的外面，而是其本身即是社会行为的一个形式，如同农业或运输是社会行为的一个形式一样。因为认识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如同他们耕地和驾船一样。在批判的或“清除的”方面，应有系统地否定一切把认识联系于“心灵”和个人的自我，以及把认识看成为隔离的和自我关闭的东西的学说。在积极方面，首先应有系统地观察、认识的实际进行中所凭借的自然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条件。

这个工作是准备性的。在大体上说，哲学应打扫其房屋并重新予以装备。重要的工作是使大家明白那些限制物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的社会情况——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情况；这些情况把研究活动圈围起来，使那些对人生最有关系的广大领域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为具体的考察工作所玷污。把经济事务、工业、贸易、营业等都看成为与道德的“终极的”目标毫无内在关系的仅仅工具而已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说明有一种筑圈围的理论，并使这种理论在实践上长久持续下去。

结果是：在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种种形式中，通常所谓道德的理想都是如此“理想的”，以致都成为空想。道德的理想被看成为对个人的劝告的事务，有时则辅以实际应用或威胁要用的惩奖的力量。把“物质的”和“理想的”隔离开来的结果是：剥夺后者的杠杆作用和动力，而阻止前者从事于其可能从事的人生服务。生理学与其应用在公共卫生上已取得的成就虽然仍是有限的，但这一范例足以说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能在人类福利的一切方面有所贡献。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曾首先协助打破在教育范围内“实用的”和“自由的”隔离，因为这种隔离局限二者的作用。认为“职业的”教育不可能有人文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想法将是可笑的，假如它在结果上不是如此有害的话。

政治理论和实践提供另一例证。自由主义在过去曾完成一个解放的任务。但它受绝对主义遗毒的影响是如此深刻，致使它发明一种神话，把“个人”隔离起来，以对抗所谓“社会”。这个神话隐蔽了一个事实：这些名词是具体的人们的性质和能力之名称。它把名称所指示的东西变为独自的存在。因此，它隐蔽了并阻碍了人们认识一个事实：这些性质和能力的实现是依赖于人们生长的具体情况的。在这种影响之下，个人和社会变为现成的、内在的事物之名称——这和从前自然知识的新运动在能够工作以前，必须攻击和清除的对于神秘本质的信仰，在根本上并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