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一个社会思想学派经常竭力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十分不相容的，因而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可能的社会哲学。论证是这样的：如果自由是主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目标，那么天赋的自然差别和不平等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产生社会上的不平等。他们辩论说，如果给予自然才能以自由发展的机会，那么必然的后果就不能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地位上产生明显的不平等。他们继续地辩论说，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平等当做是目标，那么对于行使自由就必须施加重要的限制。他们断言，自由与平等之不相容是使自由主义势必沉没的礁石。结果，把自由和放任自流等同起来的这个自由主义学派就宣称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自由主义学派，而且它认为，只要它是自由行使自然权力的结果，任何程度的实际社会上的不平等都是容许的。

民主主义原来的观念和理想是把平等和自由两者结合起来当作是相互关联的理想，在法国革命的口号中又加上博爱这个第三个相互关联的理想。所以实现这个民主理想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和在实际上都依赖于在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中实现平等与自由两者的结合的可能性。如在名义上民主的国家里当前民主的状态所证明的，这还是一个实际问题。

早期民主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式是：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一些肤浅的评论家们曾经认为：人类在力气和才能或自然禀赋方面都不是生而平等的，这一事实就断然地驳斥了这个公式。然而这个公式从未曾假定过它们是如此平等的。它的意义相当于这种熟悉的说法的意义：即在坟墓里穷人与百万富翁，帝王和农奴都是平等的。它是用这种方法来说明：政治上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一个等级、阶级或身份的人们和另一个等级、阶级或身份的人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自然的内在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是法律和习俗的产物。同一原理也可以用来说明经济上的差别；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占有财产而另一个人则没有，这种差别是由于管理遗产和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法律制度所造成的。用具体行动的名词来加以说明，这个公式的意义就是说：应该让天然禀赋的不平等状态在这样的法律和制度之下发生作用，这种法律和制度并不使那些天赋较差的人们蒙受着永久的不利；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分配权力、成果和物品的不平等的状况，应该与天然的不平等严格地相称。在目前的社会安排中，个人的机会是受个人的社会与家庭地位所决定的；人类关系的制度结构为某一阶级的成员大开方便之门，而有害于其他的阶级。对于进步的和自由的民主所提出的要求，可以用类似的战斗口号来加以说明：制度与法律应该使一切人们获得平等和维护平等。

这个公式是对自动限制个人机会的现有制度所表示的反抗。这个反抗以及它所体现的愿望就是在早期政治的和人道主义的表现中的民主自由主义的实质。但是在财政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机器工业还是一种尚未估计在内的力量。它给予了那些有特殊天赋和适合于这个新经济图景的个人以行动的自由。尤其是工业革命，它曾给予获取财产的能力以自由发展的机会，并使得人们有机会运用那种财富来进一步获取更多的东西。运用这些特殊的获取财富的能力的结果，使得少数人手里有着垄断的权力，控制着广大群众的机会，并在实现他们的自然才能时限制着人们的自由活动。

简言之，说自由与平等之间互不相容这个普通的断言，乃是以一个极其形式主义的和有限制的自由的概念为根据的。它忽视了和排除了这一事实：即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是依赖于现有制度的安排所给予的行动权力的。它以一种完全抽象的方式来理解自由。在另一方面，把平等与自由统一起来的民主理想就是承认：实际具体在机会与行动上的自由依赖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平等化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种平等化的状态之下，个人才有在事实上的而不是在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上的自由。民主可悲的崩溃就由于这一事实：把自由和在经济领域内、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了，这一点注定了不仅使得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得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它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是具有破坏性的，显然这是因为它对于真正的机会平等是具有破坏性的。

杰斐逊的社会哲学被许多人认为是已经过时了的，因为它似乎是根据当时存在的农业环境，并认为农业制度是自然会持续下来的。于是有人辩论说：工业已经升起到一个优于农业地位的地位，这便破坏了杰斐逊式民主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观点。杰斐逊曾经预言过，如果不把农民所特有的独立与自由，在实质上是自由土地的条件之下保持下来，它将会对工业制度下的经济和政治的兴起产生怎样的后果。他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他真正所维护的不是农业主义的本身，而是这个农业制度在边区开放时代所可能具有的那种自由和平等。例如早期的杰斐逊派曾经主张：国家的信贷乃是一个国家的资财，而且应当受国家的控制；他们尖锐地反对由私人的金融组织去夺取国家的贷款。他们乃至反对用债券和借债的办法来为战争筹划财政，这样便使得私人增加收入；他们主张应该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通过对富有者的收入课以税款的办法来支付战争。

我只是用事例说明的方法论及这个特殊的例子，并指出所谓杰斐逊式的民主已经离开任何民主的原来观念与政策多远了。离开了一种可以恰当地标志为民主的人生观而成为名义上的民主，这是在所谓倔强的个人主义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种倔强的个人主义是用被现有经济、法律制度所发展起来的、不平等的情况来说明个人的自由的。因此，它几乎是绝对地强调那些有力量获取金钱与物质的个人的天然能力。因为我们现有的唯物主义，以及它对个人文化发展所带来的灾难，乃是夸大少数人的经济自由而牺牲多数人的全面自由的结果。而且我重复地说，这种对真正自由的限制，乃是在为制度所建立和支持的财政资本主义发生作用的情况之下所产生和必然要产生的不平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