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伯顿·克拉克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比25年前提高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已呈几何级数增加，在行进中的知识前面奔驰。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有许多来源。在近代社会的许多有组织的部门，各项任务急剧增加，各种职责日益模糊。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惊异地谈论到事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学术研究的紧迫号令，在旧的知识领域内部迅猛地创造出新的知识领域和神秘的学术专业，使国际学术中心的许多名牌大学和学院的基础不断分化，然后向下扩散到自己国家的其他大学和学院，向外扩散到其他国家。仅仅基于这些原因，如果我们要领会学者们在做些什么，每年就有很多东西要了解。近代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张，更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规模和范围的变化，以学生和教授人数的增长为标准，反映在行政梯队的层层叠加上，上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越来越感到彼此没有联系。同时，很多人增强了了解和控制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公民、官员和实际工作者都怀着日益高涨的期望，认为我们应该能安排教育事务，控制教育改革。分析家们深信，他们应该找出答案，并且认为如果他们加倍努力，设计正确的理论，将能做到这一点。在使我们迷惘的模糊之中应该发现简明的线索。而同时，差距又在扩大。

怎么办？没有方法减少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因为任何个人无法控制经验的世界。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各国之间，科学和高等教育内部在发明、专门化和竞争等方面出现的出乎意料的事，就足以保证将来不会更加简单。从分析的方面看，研究工作者不大可能积聚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极大地加速他们的进展和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弥合差距。像在别处一样，他们命途多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有选择地进行研究，并压低他们的期望。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需要了解高等教育的一切，那些想全部弄清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们，是想做不可能的事，把注意力推向错误的方向。战略的决策是要有所选择，更加有意识地区分重要的和琐细的。

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在当前，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多种不同的分析的专业便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视力通道。一个有启发作用的观点就像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部位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位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随着过去20年间高等教育研究的加速发展，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家们对高校入学机会和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致力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大学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政策分析家们已经离析出决策的主要领域，既研究政策的制订，又研究政策的实施。历史学家们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川流不息和过去怎样制约着现在。当专家们研究这些问题时，很自然他们只管自己的事，不同学科的奖赏保证学术活动将沿着不同的轨道奋进。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词汇，难以了解彼此的语言。当他或她正专心致志研究本门学科时，谁能理解计量经济学家呢？学科专家们占领不同的文化机构，在不同的刊物发表文章，参加不同的会议，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同时，因为他们谈论很不相同的东西，各自有一定的自信心，他们既迷惑实际工作者和外行人，也互不了解。

因此，当学科专家们研究高等教育时，我们可以跟随他们，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聚光灯所揭露的东西，并给他们相互介绍，这是有意义的事。偶尔的集体研究也可能是很有效益的。这种努力可以加强一种意识，就是那些分裂知识的人有责任把知识整合起来。它们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专家的坚持在树丛中多看一下森林，并且帮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开阔思想。它们可以提供同声翻译，把专家的行话变为共同分享的语言。它们还能通过任何一种门类家，更多地了解相邻专业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而丰富本专业的内容。在集体研究中，个人见解的局限性和别人见解的价值的同时发现，能减少专家们的骄傲自大，提高学术工作中谦虚谨慎的作风。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集体研究还能对松散联合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和分析方面的条理性，不是严密地控制研究，而是建议研究什么最有前途。这种集体研究，通过妥善的报道及不同专家的汇集，有助于博学之士了解各专业的特殊贡献，融会贯通，促进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解。

这些就是本书作者的希望和目的。本书主要的八章就是要阐明八个观点：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观点、文化的观点、科学的观点、以政策为中心的观点。我们要求专家们通过他们学科领域的透镜观察高等教育，说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各个观点注意高等教育系统的什么方面？什么是一个观点所想像或看到的，而其他观点所不会考虑或强调的？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政治系统、一个经济系统或者一个科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观点怎样和指导其他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呢？非历史学家的观点能千方百计解决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问题，还是他必须基本上保持与历史无关呢？有没有可以辨别的重叠部分或差距呢？

第一章至第八章这八篇文章开始是这样计划的：让八位学者各摆自己的观点，各取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也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邻近的解释、对别人有助益和使他们感到舒服的研究方法，寻求某种统一的认识。198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夏季学术讨论会上，[1]经过四天的热烈讨论，25位专家批判地评价了这8篇文章。这25位专家都凭学科专长和比较研究的经验选聘，以保证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然后对每篇文章进行修改，编辑成书。

第一章至第八章主要不是理论的系统阐述，或者方法论的运用，也不是文献的评述。确切地说，我们要求每位作者突出各自学科领域中在广义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的长处，进而以较大篇幅说明已经掌握的材料。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对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此外，每位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各自特有的分析兴趣和优势。高等教育的研究既是一个散开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每一个航行者在探索解释的道路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个课题是一个“软”课题，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风格和解释将继续起重要作用。所以，本书八章的内容既表达八个学科的观点，也是八位专家的个人的意见。

八位作者是以其跨国经验受到邀请的。我们要求作者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搜集材料，尽可能充分地进行比较的分析。在探索若干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作时，一个公认的观点最能从叙述所示的材料中表明它的价值。如果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很少有研究可以加以引用，那么它就指出当进行更多的研究时，可以明确什么问题。无论旧的或新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制度这种客观现象，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寻求共同特征和经常发生的模式以及同时离析独特性的广泛运用的方法。高等教育的研究，需要利用最大可能范围内有关共同性和多样性的资料。所以，我们采用的所有观点对跨国研究都是有用的。同时，著名的专家们使用的知识只是逐步地扩展到各大洲。以下各章主要反映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专门知识，它们只是稍微注意了一下发展中国家，并只是偶尔评论共产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

这八章合起来也是提高比较高等教育讨论的标准的一次努力。过去20年来，在系统地探索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的现实方面有过一些进展。但是这种分析，相对来说比较新，在各大学缺乏巩固的立足点。忙于其他事情的参加者所作的大量评论，远远超过这些分析研究。学者教授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孜孜不倦，严格要求，但往往没有充分准备讨论高等教育，很像忙忙碌碌的医生对医院组织和医学专业状况发表意见。有才能的行政工作者聚会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有个哲学家或政治家重申一下高等教育的理想就够了。总之，即使在早期阶段，也有许多观点和材料需要掌握。同时，还需要尽量把描述性、分析性的材料和规范性的材料区分开来，把“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区分开来。

有必要对“系统”这个比较难懂的名词进行说明。系统这个名词有很多用法，意义变化不定，模棱两可，使人感到麻烦，但在任何社会科学中又必须采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规模和复杂性很不相同的水平讲高等教育中的系统。例如，课堂的社会系统，大学作为一个系统，一个国家的所有中学后教育看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本书中“系统”的用法采用后一种意义，较小的实体就变成子系统。我们也可以正确变更包括在任何层次的行动者和行动，任意划分边界，规定界内界外。不同观点有不同的切割方法。经济的观点看到的是经济活动，其他活动就在“经济系统”之外。它把人看做经济的行动者，从事资源的分配或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当同样的一些人从事其他活动时，他们就在系统以外。甚至当我们集中在一个层次，从一个观点做工作时，在分析中常常要从“系统”的一种用法转变到另一种用法。所以，在用组织观点研究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时，开始时我们可以依靠传统的定义，指大学和学院的集合体和教育部这一类正式的协调工具。所有其他实体和集团都在系统以外，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就需要扩展边界，把认真从事教育活动的行动者和行动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如学校的董事、立法机关中管高等教育的各种委员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把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机构摆在系统以外。当外界的利益集团在各种有影响的管理委员会担任一定的职务时，例如瑞典，它们显然已经转移到系统以内。因此，即使在一种分析方法以内，“系统”的松散和不同的用法也是可取的。

以下扼要地介绍一下这八个观点，提出一两个中心研究成果，也指出不同观点之间的若干联系。最后在结论一章中研究这八个观点所集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机构和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管理政策上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