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衰落与复兴：英格兰和苏格兰

对大学来说，宗教改革是一次付了极大代价的胜利。大学铸造了武器，但是世俗政府得到很多战利品。当大学设法为亨利八世的“离婚”提供反教皇理由而未做到这一点时，亨利八世真是让大学尝尽了苦头。1535年，克伦威尔禁止学习教规法，一举摧毁了大学当时最大的研究生水平的学科（该学科三分之二的高级学位获得者是牧师）。以前也曾有人提出要停办牛津和剑桥这种半寺院式的学校，幸而国王亲自加以干涉拯救了它们：“我认为，赠给我们大学的英格兰土地是最有价值的奉献，因为办了这些大学，我们的国土在我们死去腐烂之后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理。”国王还曾创设了钦定讲座教授职席和两座学术宫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以示他对发展大学的热情。

但当时英格兰大学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大学能做什么？习惯法有伦敦的“法律大学”——律师公会（Inns of court）教授，而牛津、剑桥的医学也已成了陈旧的理论科目，研究它的只有极少数虽然威望甚高但却毫无实际意义的医生团体，而绝大多数看病治疗则由学徒出身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来进行。留给大学的只有“七艺”和神学部，培养的只是少数为国家控制的、规模甚小的教会服务的教士，他们大多不能在世俗政府中任职。

答案是改变这两所大学的整个社会特性和理智特性，让它们在培养教区僧侣的同时培养一种新的世俗对象。正如休·克尼所指出的：“1530至1570年期间的某段时间里，绅士阶级子弟开始大量进入牛津、剑桥。大学不再仅仅是教会的教育机关，它们开始至少是部分地适应世俗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需要。”

学生人数从宗教改革前每所大学招生150名左右上升到宗教改革后每年招生300或400名，至英国内战时期则上升到400～500名，这一数字在19世纪以前再也没有达到。这些学生有些是贵族子弟，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文雅教育以利于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学生中更多的是小绅士、商人、自由民的子弟，他们进大学是为了通过教育提高或巩固他们的地位。也有的人是为接受教育本身而进大学的。但相比之下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商人、绅士、自由民和还俗牧师的子弟来校为教会接受训练，这是因为在宗教改革和英国内战这一时期内，牧师的财富和地位略微有些上升，教区牧师成为教区中仅次于乡绅的二等绅士。和法官一样，教区牧师也是社会统治的一种工具。总之，再引用克尼的话来说：“1500至1600年期间，大学经历了一次社会职能的变化。它们从从事特定专业的训练机构转变为起社会统治的工具作用的机构。”

对大学来说可惜的是，随着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早期政权的衰落，学生人数的增长没有持续下去。在内战之后，或更确切地说从17世纪60年代起，学生人数日益减少。到1685年时，牛津因“缺少学生而濒于死亡”，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每所大学每年招生人数从17世纪60年代的400名逐渐降到18世纪中叶的250名（牛津）和不到200名（剑桥），这个数字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同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比17世纪60年代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穷人子弟几乎从大学完全消失，因为由于富绅和牧师子弟的竞争，他们被排除了获取奖学金和在教会任职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学院寄宿费用的上涨——从17世纪的三四十英镑上升到18世纪中期的一百英镑和19世纪的二百英镑——他们更是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费用的上涨不是由于基本生活费用的提高，而是由于大学生中纨袴子弟在吃喝玩乐、养马打猎方面讲排场比阔气而引起的。

绅士贵族子弟由于很不相同的原因也不再大量入学。许多有钱人自己请私人教师，并送孩子去欧洲进行旅游教育，进寄宿学校和大学接受教育的多是经济条件一般的人。人文主义衰退变成一种烦琐的经院哲学，以及讲课和辩论的衰败是引起这种教育时尚改变的原因还是这种时尚变化的结果这很难说，但17世纪后期约翰·奥伯雷讥讽大学教授的是“一种本尼迪克特僧侣（a Benedictine monk）的学问”，却是千真万确的；无独有偶，一百年后，爱德华·吉本也说大学教授的是“马格达伦僧侣”的知识。在奥伯雷时代，安东尼·伍德在他的牛津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学院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了。学校门可罗雀，酒店却人满为患。”在吉本时代，诺克斯也尖锐地指出：“没有哪一所学府的学生能显得更奢侈浪费；没有谁能比我们的学生更快地学会喝酒；没有谁能比我们的学生更有能耐地摆脱羞耻感，学会以耻为荣。”

比学生堕落更糟的是大学有叛逆、造反和激进主义的嫌疑。托马斯·霍布斯指责它们发动内战：“叛乱的心脏是大学。”在汉诺威王朝，牛津对1715年的激进分子叛乱公开表示同情。在许多忠诚的圣公会贵族和绅士眼中，牛津一直是“懒散、无知、粗鲁、堕落和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牛津大学”。

大学的声誉和学生人数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恢复上升。这种恢复进行得很慢，学生人数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赶上17世纪60年代。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激增，比17世纪中叶增长三倍。英国议会于19世纪50年代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激烈的改革，促使这两所大学向不信奉国教者和新兴资产阶级开放。当然，学生人数的恢复还有其他社会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中叶，英格兰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大学和学院。但要理解社会对这些新大学的需求，我们必须回到18世纪，回到当时情况颇不相同的英格兰和苏格兰。

英格兰高等教育的真正复苏是与大学几乎无关的新兴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这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例如，科学革命除了少数偶然情况外（如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艾萨克·牛顿提供宿舍，罗伯特·波义耳在牛津拥有个人实验室），可以说与大学无关。由威尔金斯等人于1662年创办的皇家学会，其目的是要弥补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大学的缺陷；而18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下列机构、团体推动的：1754年成立的皇家技术学会，它的创建是“为了推动大不列颠发展技术、制造业和商业”；伯明翰的“月社”，它作为一个科学讨论小组最早可追溯到1765年；1781年在曼彻斯特首先创办的地区文学哲学协会；1799年创建的鲁姆福德伯爵皇家研究所。被牛津、剑桥大学排斥在外的异教，18世纪中叶开始在伦敦哈克斯顿、北安普顿、考文垂、沃灵顿和其他地方创办自己的非国教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理查德·普赖斯之类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约瑟夫·普利斯特莱这样的化学家。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开办了工人讲习所，第一所是由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位教授乔治·伯克贝克于1824年在伦敦创办的。许多后来创办的工人讲习所，像在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创办的工人讲习所，逐渐发展成技术学院，并最终发展成大学机构。最后是英格兰新大学本身的创立，即1828年和1829年创办的伦敦大学学院和英王学院（1836年这两所学院并成伦敦大学），1832年创办的圣公会的达勒姆大学。至1851年，全国（包括英属领地）附属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有29所、医学院近60所，这是自中世纪以来学院创办最旺盛的时期，这就是产业革命和一些兴旺发达的城市社会对迫切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影响。

创办伦敦大学和其他学院的动力来自苏格兰。亨利·布朗汉姆、托马斯·坎贝尔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其他创办者都是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因而也就是苏格兰大学）的毕业生。苏格兰的四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与英格兰大学相比衰落得更加厉害，从某种程度上说，直到19世纪它们也只不过是一个相对较穷的社会中的中等学校。但是穷证明是件好事，它鼓动苏格兰高等教育在18世纪开拓新型的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大学，开近代大学之先河。18世纪的苏格兰在开设学科方面也走在前面，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地。

新制度的最初尝试是由安德鲁·麦尔维利在16世纪末的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作出的。它的目的是想节省开支。新制度要用少数教授负责单门学科的做法取代传统的每个人都负责全部学科的全科导师制。数学、医学、天文、自然哲学（自然科学）、道德哲学（社会科学）、法律、人文学科（古典科目）等单独讲座的设立，对知识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像牛顿的学生、19岁当数学教授的科林·麦克劳林，医学界的约瑟夫·布莱克（他还是瓦特蒸汽机的赞助人），哲学界的弗兰西斯·哈钦逊、大卫·休谟和杜高尔德·斯图尔特，历史学界的威廉·罗伯逊，道德哲学领域的亚当·斯密，斯密的学生、法律界的约翰·米勒等各科教授，都把自己的学科发展到使苏格兰成为欧洲思想启蒙先锋这样的高度。苏格兰的医学教育和生物学、化学领域的发展遐迩闻名，苏格兰的哲学历史学派——它发现人类发展是从狩猎采食部族演进到定居的、从事农业生产并能使用金属的文明社会——实际上是近代社会科学的鼻祖。虽然最初的动力未能持续多久，苏格兰的教授制——它强调系科知识的发展——却对其他地方（尤其是英格兰和美国）的新兴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