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论

伯顿·克拉克

如果说近代大学是一座知识的动力站，那么一个国家的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规模大了很多倍的智慧力量的中心。这个中心包含几十个、成百个，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的规模大小不等、综合性和专门化齐备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们都是制造知识、修正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中心。这些聚集体是多么雄伟的社会机构！这些高教系统，在20世纪由于外部的需要和内部的冲力以加速的步伐发展，成为社会智力生活和创新生活的主要交换中心。所有关于“学习的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论调包含一个真理，这就是知识既是民族的，也是个人和组织的重要资源。即使各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的特征变得更加多样，难于理解，抵抗直接的操纵，高等教育结构也正在被推到舞台的前沿。经济的衰退也许会使高等教育系统衰落；缩小的年龄组也许会减少入学人数；政权机关也许会紧缩预算，甚至实行军管。但是，在紧缩或压制的下降的斜坡停留过久，对国家和社会不利，因为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更加多样和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社会对智慧产品、观念和研究成果方面的需要在不断加深。

近代社会需要那么多的教育、训练和研究，以至于必要的工作甚至大量溢流到工业、军事和许多其他机构。在其他部门，个人和整个事业从提高和控制知识中得到好处。例如，近代军事机构变成一所大学校，因为新兵学习成百种的技术专业，而军官则通过在部队和各大学参加研讨班和选修各种课程在指挥等级上逐步晋升。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学后教育工作在工业内部、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其他许多部门内部发展起来。但是高级训练的需要要求很严格，有很多工作要做。毋庸置疑，主要的高等院校长时期以来特许为高深研究的核心场所，将继续发挥中心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还要扩大和加深。

本书提出的八个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抓住这些研究不足而且容易被误解的领域。每一个方法提出一个特定的景色，揭示许多观念，展现许多事实，要不然它们可能不被注意。在导言中我曾指出每个方法的要点，现在这些观点已经被阐明，它们各自的效用已经比较明显了。这最后一章将总结一个集中的而不是分叉的主题，指明这些观点怎样导致产生一个更大的联系的而不是离析的框架。第一个框架是高等教育政治经济学，它是特别设计出的一个比较开阔的方法，以便把政治的观点和经济的观点联系起来，同时也掌握一部分组织的观点。第二个框架是“结构和文化”，把高等教育的结构组成部分和象征性的方面联系起来。结构和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紧密相连，我们不应该让我们专门化的研究方法把它们长期撕裂。第三个大题目和前两个框架位于不同的逻辑平面上，论述近代社会中“科学共和国”和高等教育部门的关系。这里我扩充了施瓦茨曼写的一章的内容，比较充分地联系其他材料，指向一个接近普遍的社会问题，它本身是一条主要的研究路线。

在本章最后一节，我将考虑这八种方法和实际工作者的思想与研究问题的关系。含义是广泛多样的，但是它们并不属于直接的“工程”的性质。充其量，社会科学是不精确的事情。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现有的一系列观念和技术不很容易从“研究”流向“开发”，为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当不同学科的观点经过适当的解释和简化，吸收到管理者的整个思想时，就能获得一定的启迪。当各学科的不同的目光瞄准行动时，它们就变成环绕一个现象的许多方法，更好地定好方位，切开一片广大的问题，寻找问题的核心和它的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我以高度简略的方式，尽可能明晰地阐明本书介绍的各专业所走过的宽阔的分析道路。这些“观察的方法”，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工作中的教授、行政工作者和其他有关的集团获得更好地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性质的能力，做出重要贡献：高等教育从哪儿来，现在怎么样，正在走向何方，它将怎样变化。

政治和市场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维度，把一个社会系统的许多部分按联系的程度，从紧密的联系逐步排到宽松的联系。联系紧密的一端是一种单一的结构，所有单位是一个包括一切、一体化的正式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个连续维度的下一步是联邦的结构，各单位首先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目标，但为了它们的共同目的保持着正式联系。沿着这条维度再往前是联合的结构，各单位的根本不同的意图不可侵犯，在各部分之间只存在非正式的或准正式的合作。在连续维度的联系宽松的一端出现一种情境，不存在包括一切的目标，由各自治的部分独立作出决定。这最后的一个结构仍可看做一个系统，其结果从一个相互影响的集合体出发。这种结果是一种合成，即作出各种“社会抉择”，而不是有计划地或有指导地解决问题。

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沿着这个连续维度排列成行。共产主义国家朝向联系密切的一端。西欧民主国家往下排列，从瑞典和法国的比较一体化的高教系统开始，然后前进到国有化程度较低的高教系统，如具有联邦结构的联邦德国的高教系统，以及在招收学生和任用教授等重大问题方面有学校自治的悠久传统的英国的高教系统。沿着这个连续维度往下，是有着重要私立院校部门的高教系统，许多高等学校独立地追逐它们自己的私利，如日本和巴西，最后是美国的高教系统。在这一层次公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相互竞争，力求提高地位、改善境况和扩大势力。

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现在有一种有力的思潮正在发展。这种思潮主要面对着这个维度把维度的两端看做一个对立面，在“政治”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个极端，许多部分的协调工作由国家机构进行，然后各部分由“权力”决定。在另一个极端，协调工作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然后各单位由“交换”决定。交换是控制行为和组织合作的一种方法，没有权力的好处。这个连续维度，是一个国家系统包揽一切的性质不断减少，而市场相互影响不断增长的维度。

近代政治经济学的有力的比喻，发展到社会这个层次，可以应用到社会的各部门，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我们仍旧能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主要由政治推动或是由市场推动。但是，在每个国家内部，各主要部门对权力或交换依赖的程度不需要相同，也不会完全相同。各部门在任务和工作的组织方面有相当差别，总的调节方式相应地受到影响。例如，高等教育的指挥结构并不重复军队的指挥结构，事实上在任何主要的政权模式之下，这两种指挥结构并不相同，在比较民主化的国家差别更大。

政治经济学家们也试图使国家市场对立面的类型学具有活力。最近的文献中提出的一个中心观念是，一种形式的“失败”使人们转向另一种形式，“国家的失败”引起转向市场，“市场的失败”产生对国家权力的运动。我们也可以认为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有缺陷或“缺点”，而不是彻底失败，让不适宜的需要促使人们去寻找别的答案。这些观念可能很容易应用到高等教育的研究。丹尼尔·C·莱维（Daniel C.Levy）关于拉丁美洲国家高教系统中公立部门和私立部门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的公立大学办理不善，从而转向私立大学和学院。把失败的观念扩大到国家和市场之外，我们考虑“模式的失败”，即把比较一般学校的结构的失败作为变革的渊源。

近年来，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观念是失望，是强调国家或强调市场的摇摆的背后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各个社会都在对公众的问题感到强烈的兴趣和几乎完全集中注意私人目标之间摆动，因为个人和集团因不能通过国家权力满足他们的期望而感到失望，后来又因不能通过私人赞助的计划满足他们的期望而感到失望。国家、市场和学校的模式，在我们对它们的期望和它们所能产生的结果之间有差距，对这种差距一般都可能产生失望。

失败和失望是探索高等教育政治经济学中的变化时有用的概念，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对国家控制和市场内的交替偏爱，还表现在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这两个维度的摇摆不定。西方国家如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比较中央集权的体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对地方分权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国家权力明显占优势的国家，各种团体对已有的成就感到失望，从而开始把首创和行动的权力从首都的会议厅和办公室转向省、市和地方院校。中央集权的“局限”，一部分是由对中央控制的成绩的失望决定的，包括认识到中央控制本身的弱点，使人们转到允许各地区和地方主动性的安排，从而提供某种类似市场的结构。相反，比较地方分权的体制，如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高教系统，近几十年来已转向比较强有力的中央指导。系统内外的许多团体在寻找全国性的行动，以补救所发现的比较混乱的方法的缺陷。在这些国家，很多团体对各种不平等、重复和经费不足现象，对与整个系统的期望相对照所发现的缺点感到失望，这使他们转向以中央控制的行动作为可能的补救办法。地方分权的体制中，改进的办法集中注意在院校的扩张、没有控制的竞争以及缺乏接合和明显可见的秩序等缺陷。其结果是有些系统转向连续维度的国家权力一端。

因此，失望成为国家办的高等教育系统、市场推动的高教系统和所有其他国家与市场结合的体制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比过去对高等教育寄予更大的期望：高等教育将更加是社会公平的工具；它将能进行普通教育、自由教育、很多领域的专业训练，以及在更多学科和次级专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招收多种类型的学生，和劳动市场建立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它将促进选择、自由、个性和多样化；它将和广泛的国家需求联系起来，灌输共同的价值观以帮助民族团结工作做到富有文化上的针对性，实行直接的责任制以及讲究可以测量的效益。期望愈高，失望的可能性愈大。很多价值观和利益在实施中互相冲突。它们本质上是多元的，相互矛盾的：平等变成一系列的平等；自由变成许多自由的集合体。所以，很可能出现对许多承诺的解决办法的注意力的转移。随着期望的扩大，缺陷会增长。相反，稳健的多方面的期望，可以减少失望所产生的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

当把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应用到高等教育，并从对立的政治和市场的理想模式及失望和失败的简单机制，转到更加接近现实复杂性的混合的特性刻画时，这种思维模式变得更有兴趣，更有前途。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像本书所介绍的，不断地提到国家权力和市场交换的相互渗透和模糊两者界线。所有市场都是国家制定的，不是用这一种方式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国家官员甚至故意违背国家权力，自由提高某些市场，例如当财政补助直接交给学生时，学生在不同的高等学校购买教育。反过来，所有国家控制的高教系统在消费、劳动、院校和其他市场都控制一些活动。学生入学人数仍是世界各国国家分配经费的最重要的标准，这个标准公开由系科和大学控制，按学生喜爱的学习领域和学校类型制定，因而“国家”受学校工作人员和消费者的指导。有一个巨大的经验世界可供我们进行比较探索，以发现分配经费和其他活动的混合体制及专门机制的特殊类型。

使有关政治和市场的讨论更接近现实，还有一个方法是注意国家行动的机构，并发现是谁支配着这个机构。占优势的集团未必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家或官僚，也未必是很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喜欢思索的统治阶级。当我们探索这个特定部门的利益集团结构时，明显地可见有三种特殊的类型。一种是组合主义的关系。想像上的外部有组织的集团，特别是大企业和大劳工组织的有组织的臂膀分支，取得进入高教系统的正式权利，以便影响政府和大学决策。譬如在瑞典就存在一种密切的、持续的关系：“数百名利益组织的代表参与高等教育的正式决策，从全国大学和学院署的管理委员会到地方高等院校的招生委员会。……简单地说，资本和劳工的大利益集团已经插手高等教育。”这种影响的形式会不会在瑞典高教系统中蔓延？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这种影响的形式有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认为某种集团应该在管理委员会中占有一定席位的、传统的、非正式的期望？例如，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美国，董事会中应该有一个“天主教席”或“消费者席”呢？当分析家们仅仅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的大道上行进的时候，爬行的组合主义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

第二种模式现在同样明显，在组织的观点一文中（本书第四章）提出过这种模式。高教系统可以采取行会形式，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大学的重要权力席位为内部专家即高级教授所占领。行会可以吸收政府代表，而不是政府吸收行会代表。这种现象在国家科学机构的工作中尤为普遍。从实际中来的专家同行的评议的力量与官僚机构的判断及政府命令相比较，就能说明这种现象。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从1920年成立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所谓大学拨款委员会的“黄金时代”的工作，也具有这个特点。在很多国家，例如意大利，这种现象也有代表性，一些有教授参加的咨询机构，以“公共教育最高委员会”命名，取得了重要的创设、批准和否决的权力。内部的专业赞助人，披着政府的外衣或甚至享受法律的授权，作为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

第三种模式，科层制的官员本身就是在广大的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相互争夺的利益集团，“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形形色色、人数众多的官吏和行政机构的集合体，他们相互依赖，需要相互调节。官员的骨干在他们所在的局，在主要的政府部和司发展特权，同时必须尊重各自的专利品或者为权限和经费进行竞争，使他们能适应较大的管理范围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央教育机关，可以广泛地注意到司局之间的孤立和竞争，在墨西哥和泰国是如此，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瑞典也是如此。所以高等教育受到我们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的支配，这种市场由政府权力结构中互相斗争的政府集团和事业单位所组成。

在高等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需要把国家权力的研究与经济模式和过程的研究交织起来。我们现在有了锋利的工具进行这个工作。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同时作为一个经济领域，为将来认识近代高等教育的复杂情况提供了很大希望。但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将有赖于承认高教系统的特殊任务和使高教部门成为社会的独特部分的许多不平常的特征。

结构和文化

把社会学诠释为社会组织的研究，人类学诠释为文化的研究，这两个框架只有一点道理。很多社会学家分析价值、态度、规范、信息、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社会行动的比较象征性的一面。很多人类学家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如氏族、工厂和学校，强调组织的一面。这两个领域所宣告的题材，在社会现实中紧密地互相盘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每个领域采用被猜想属于另一个领域的许多定义。因此，“文化”实际上可以纳入“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可以纳入“文化”。

本书反映了这两个学科观点的融合。本书第四章十分直接地研究组织的组成部分，也描述知识，即形成概念的材料，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共同本质。文章强调信念作为高教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与工作和权力的结构紧密交织。本书第五章讨论高教系统内部各集团的地位，在结构和价值观之间往返交织，说明地位和等级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地位的安排在高教系统内部和外部各集团的价值观和规范中实现了传统化，同时在资源分配、任务指定和权力的模式中实现了制度化。

接着，本书第六章着重讨论学科文化，也指出学术“氏族”，探求这些氏族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分化，并试图研究智力活动的“场地”。托尼·比彻在他自己关于文化的研究中，研究了学科的边界和学科统一的程度等结构特征。本书第七章研究科学系统和高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把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家传统上强调规范与价值观和为了支持高等教育内外的科学很需要强调机构建设联系起来。西蒙·施瓦茨曼重新讨论了多重的结构问题，试图发现它们怎样作为一系列的观念和活动决定科学的命运。

总之，要了解高等教育的社会结构，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要了解高等教育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它的结构。二者融合就是结构和文化混为一体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观点、人类学观点和组织的观点的结合，成为一个宽阔的分析方法，可以矫正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缺陷。在强调通过国家指挥结构，或通过由于追逐自发的自身利益而出现的经济交换所造成的调整和控制时，“政治和市场”没有考察其他群体行动的形式和规范，或者干脆把它们放在从属的地位。但是，许多其他形式，与国家决策和经济交换脱离，并和规定的那些模式作为正确的行动方式，甚至惟一的行动方式的信念一起传了下来。在许多有权威的运行集团的系统中，这些其他调整和控制的来源显得突出。科学是一大批这种程序和共同假设，是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当我们集中注意国家的指挥机构或市场的交易时，这个世界就没有被占领。此外，像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这类坚定的学说，影响教授的不同类型的作用，创造并维持了关于大学教师应该怎样工作，特别是别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们的许多有力的形象。本书第四章所讲的权力的行会的形式从下到上影响学术系统的调整作用，但是它既非国家指挥的一部分，也非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大学教师比国家官员或者市场预见更能目睹和影响彼此的行为、学生的行为，他们对声望的分配变成了一个掌舵的机制。

当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组织理论家和其他一些人探究高等教育制度和文化时，他们拓宽了我们考虑因果关系的结构。政治经济学由于具有相当大的分析的力量和前途，很容易先受到注意。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需要有一个矫正措施，就是要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其他观点提供我们注意其他基本的结构和价值，从而提出补充的和可供选择的解释。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政治和市场，我们就忽略了“社会”——其余社会组织。当我们增加其他观点时，我们就带回了“社会”。

在这点上，主要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比较研究将是很有启示性的。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通过比较各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例如美国和法国比较，日本和英国比较，我们已了解得很多了。当我们进一步在宽泛的水平上进行比较时，例如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比较，对于高等教育的基本特性我们会了解得更多。例如，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和外部，伊斯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怎样？自从12世纪以后，伊斯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与西方大学的兴起和成就相比，严重地延迟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1世纪中期伊斯兰发展了学院，早于西方国家。但是，就各个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说，虽然它是围绕着特殊的形式和有关的文化组织起来的，但这些形式和文化已经缺乏活力了。它们完全集中于法律和宗教的学习，实际变成了宗教法学院。即使有基金资助，它们自己并不发展共同的法律人才，并仍旧受到广大宗教结构和信条的严重束缚。作为单独的教师或研究员的团体的“大学的理想”并没有生根。个别的教师和学生仍旧受到严密的约束，整个学院受到抑制，无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和专业实践。相反，西方的大学发展成为比较独立的形式，能在教会与国家之间使用策略，自由行动：以行会的方式组织学术工作，强调小型的教师集体对法律、医学和神学等领域实行自主控制。特别在文艺复兴以后，这样的集体富有生气，强调理性的研究而不是传统的思想，合并新的领域，改变旧的领域，尤其是限制宗教的研究。大学变成能进行相当大的扩充和吸收的机构，从19世纪开始，它成为科学领域进行巨大专门化的中心；在20世纪，则实际上变成一个控股公司，包括一大批学院，培养大量专门职业的专业成员和半专业人员，提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许多新学科的教学。

在所有这些有教育意义的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制度的和文化的观点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所忽略或次要的特征，解释的能力从而得到提高。

科学和高等教育

如果我们要提高对高等教育怎样运转的解释能力，我们还必须更充分地了解近代科学的性质和组织。科学的思想和活动越来越大地笼罩着近代生活。有一个巨大的由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组成的综合体，这个巨大的综合体可以适当地称之为“科学等级”（Scientific Estate）。这个等级有强大的自治倾向。对这个等级的很多成员来说，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和包含一切的社会，不加夸大地说，自成一个世界。这个等级的规范体系使人非信从不可，等于一个和宗教竞争的世界观。但是，这个科学的综合体当然必须与社会其他机构发生关系，特别是和作为经费的主要来源和公众监督的中心的政府发生关系。它必须有专门的工作场所，供给成员住房。在多数国家，最重要的场所在高等教育系统。在科学研究场所不在高教系统的国家，教授在科学等级中仍旧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在校外的研究委员会和研究所担任职务，并训练科学工作人员。总之，高等教育总是卷入科学研究，通常成为中心活动场所。

因此，科学和高等教育怎样相互联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书第四章所介绍的矩阵组织，着重提出它们最常见的交叉模式的基本面貌。科学的学科是学科义务的最有力的部分。每一个科学领域成为高教系统内部、最终跨越各国高教系统，跨越各高等院校的成员资格、义务、声望和权力的来源，有力地制约着高等教育。但是，反过来，高等教育的义务跨越各学科：每所院校把“它们”的成员作为“学科”的成员，指定他们的职责，给他提供一定的报酬和制裁，分配声望，行使职权，使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为高等教育所制约。但是，正如在本书导言和施瓦茨曼在本书第七章所强调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制约联系很少受到注意。两种研究文献构筑它们自己的世界，力量比较大的科学社会学发展了井蛙之见，基本上忽略了科学家在院校的场所工作。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方面，本大维的研究在注意高等教育结构怎样形成科学活动和科学进步方面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一般关系，各国有很大不同。主要的两分法是科学在高教系统之内和高教系统之外。19世纪最主要的高教系统——德国的高等教育和20世纪最主要的高教系统——美国的高等教育，根据教学和科研应密切结合的信念，科学集中在高教系统内部。一些奉为神圣的学说和实践在这里推行，特别是在两国高教系统中的重点院校推行。但是，在德国和美国，科学越来越设置在高教系统之外，特别是在联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兴办的许多研究所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这些中心使尖端科学不受高教系统统一分配资源的要求的约束。但是，德国和美国的高教系统仍然是科学在高教系统之内的重要模式。相反，法国在19世纪制定一种安排（这个安排继续到现在）科学主要在高教系统之外的研究院发展。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如前苏联模式，甚至更进一步实行在高教系统之外发展科学：高等教育主要从事教学，研究院主要从事科研。

在“科学共和国”基本位于大学的那些高教系统，科学的力量和其他思想模式和研究领域比较，可能有很大差别。有些高教系统，科学占优势，如德国；有些高教系统，科学居从属位，如意大利。意大利有强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从1900年到1950年的半个世纪以内，在克罗齐的巨大影响下，人文主义传统重新恢复生气，并倾向于支配大学系统和一般的意大利文学和哲学生活。

随着科学和高等教育活动的扩大和复杂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主要部门的关系的变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交叉越来越重要。高教系统各部分分化，对科学和研究的重视程度几乎总有不同，通常在“大学部分”与“非大学部分”之间发生破裂。大学被看做科学和科研与教学结合的正当场所，甚至围绕教授的科研活动组织的教学，最好也是在大学。相反，师范学院、技术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很少被看做科学研究的场所。这些学院的教授把别处所创造和整理的知识教给学生。如果时间许可，也许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上补充一些“应用研究”。

在高教系统各部分极端分化的地方，如美国，对科学承担的义务的变化也趋极端。50所左右大学，愈来愈被称为“研究性大学”，是研究经费和科研人员集中的地方。相反，一千多所社区学院事实上并无科研经费。主要的文理学院提供一些研究的条件，并对出版书籍给予报酬。但是，几百所普通文理学院，对科研几乎不予支持。州立学院中出现两极分化，有些学院学习大学的方法，这是美国高教系统中“学术偏移”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还有些学院在不支持科研的情况下保持固定不变的性质。

大科学是很花钱的项目。如果大科学在整个高教系统铺开，那么所有高教系统的各部分都很费钱，这个情况转过来增强那些反对扩张和增加学生入学机会的人的实力。最好的科学也需要才能高的人，并通常都采取集中的形式，因此难于分散到整个系统。所以，费用和才能鼓励把科学安置在高教系统的某些部分，享受特权，在经费方面区别对待，从而使权力本身按两种基本的方式分配：科学部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由于资源和所获得的声誉而增强力量；有些学生能使用科学知识，而另外一些学生则不能。不难理解为什么平等主义者对科学感到不安。甚至当科学共和国内部的组织开放和多元化时，它也会使高等教育倾向院校和部门的分化，然后按其任务、报酬和地位排列等级。如果高教系统并不广泛分化，那末，抑制费用变成抑制规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入学机会。

所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广大结构特征，特别是部门分化和院校等级，对科学发展是重大问题。政府对高教系统控制的性质以及各院校在科技人才市场所能进行竞争的程度，变得很重要。凡是关心科学计划和理想的命运的人将越来越应该了解高等教育内部许多表面上看来是普通的结构的讲座、系科和研究生院给科学提供的支持和抵制。

对政策和管理的含义

如果这八种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方法都导向“政策”和“管理”，有没有任何可以辨别的关系和启发呢？我们可以建议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直接地沉浸在前八章的广阔的议题之中，亲自去寻找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用的观念构架。但是生命是短促的，紧迫的任务通常迫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我们也可以让学者们和决策者密切联系，在向决策者低语劝说时，把“真理”和“权力”结合起来。但是，这种卷入的方式也不常常可得。观点、观念和见识的运动一般包含很多步骤，沿途会出现许多变动和重新解释。写这本书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把这八种观念缩减到每个观点一章的篇幅，每一章阐明一个方法，表明它的优点。本书肯定可以帮助两种人节省精力，一种是很少有读书时间的人，因为他们在管理上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一种是不搞学术研究的人，因为他们最接近行动。

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这八种观点，使实际工作者对这些观点的潜在的适切性有明确的认识。我们从每一个观点提取一个中心思想，作为思考问题的指南。所提出的中心思想，必然比较广，离开解决问题很远。每个中心思想传达一个高等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很多实际工作者来说肯定并不新颖，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肯定是新颖的。甚至对一些最富有思想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来说，这里表达的思想也可能澄清他们曾凭直觉认识的东西。这八个中心思想合起来就是一组明确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在日常各种问题和压力的纷乱的旋涡中作出坚定的判断。如果这些思想只适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重大的长期的特征，对那些有责任不断注意短期决策的人来说，它们将是进行明达的判断的试金石。

从这八种观点所提取的八大“真理”简述如下：

（1）高等教育系统充满着政治的行动，因此，可以被看做一个富有成效的政治系统。但是最重要的政治过程在不同层次有质的区别。底层的“政治”不同于上层的“政治”。因此，争论整个高教系统主要是委员会组织还是官僚机构，是开放系统还是封闭系统等，不再有用了。例如，在任何时间，工作层次上可能是职业政治，高级管理的许多层次上可能是官僚政治，而在国家行动层次则是组合主义政治。无论如何，在高教系统内外，真正的“利益”总是多重的。系统愈复杂利益愈多。因此政治过程是地方性的，在数量和形式上稳步增多。高教系统政治的性质，受任务和信念的制约，这是学者和管理者观察进行富有思想的评估的必要对象。

（2）财政机制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心稳定器和改革与变化的重要杠杆。它们使国家权力的表现成为现实。当经费一次总付时，就把国家权力广义解释作为指导框架；当分类编造预算占支配地位时，就把它狭义解释为直接的特殊控制。这些财政机制主要围绕入学人数，根据招收或预计的学生人数从上级向下级提供经费，形成制度。因此，有关各方面都能运用这种机制，不只是由上层正式协调人员通过吸收或拒绝学生或更改计算方法运用这种机制。所以，所有讲座、系科、学部、学院和大学，作为实体都从事“经济行为”，试图增加它们分享的资源。本书所讨论的所有特征，基本属于经济方面的特征，最接近管理者的日常问题，提供运用这些机制的机会。即使经济学家的预言错误多于正确，为什么管理者还是把他们看做最有关系的社会科学家，是有充分理由的。至少他们提供预言，这些预言又有具体数字表达。

（3）各个学科和专业研究领域是任何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社会组织的有权威的部分。这些“思想群体”分裂各个事业单位。它们也分裂学术事业，使它成为不同于其他职业的密集体。因此，一个单独的专业组织模式比官僚机构的模式更能说明思想群体的性质。学科的紧迫需要，把大学和高教系统的下层结构变成一个独特的、具有分裂的职业化、甚至类似行会安排的特点的工作层次，要求管理者能够感到科目和它们的支持群体之间的细微区别。学科的紧迫需要，也要求抛弃学生正式学习管理艺术时所学会的有关“管理”的大部分内容。当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认真对待学科组织的高教系统的独特的特征中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地位时，比较有识别性的描述的和规范的大学组织模式将会发展起来。

（4）对个人、群体、事业单位，甚至整个国家高教系统来说，声誉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的交换硬币。为赢得诺贝尔奖金，或者赢得学术界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奖赏而投入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工作，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为了得到承认而不是为了利润而努力的现象的极端例子。特别在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和系统，工作人员尽力和过分尽力提高他们的地位。特别是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场合，各院校同样把比较高的地位看做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更好的生活的桥梁。因此，院校等级成为分配和协调的主要机制。当这种机制可以让往上流动的院校公开攀登高位，或者可以由中央控制时，它们可能成为有力的变革机制。如果这种机制是封闭的和固定的，它们就成为憎恨和失望的场地。对开放的地位等级的积极努力的关键，是这种地位等级鼓励个人、系科和大学有强有力的动机，如果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情况就将得到改善。因此，有经验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他们既认识到金钱和其他物质奖励的刺激，也认识到声誉和期望的意义和作用。声誉和期望是作为手段的工具，是达到重要目的的手段。

（5）声誉以外，组织的象征性在社会上把一门门知识组织起来，在由“有思想的人们”担任工作和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中具有特殊的力量。在社会的各主要部门，只有教会在表面上这样交织着文化的需要。每一个学科或专业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具有自我精心制作的和寻找自治的趋势的亚文化。整个学术专业渗透着“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激动人心的思想。每一所院校发展自己的影响资源的象征性的自我形象和公众形象。特别在竞争的场合，这些集体的典型是踏踏实实培养的，它们变成有力的传说或英雄传奇。甚至在非竞争的环境，大学和学院也很容易转变为浪漫主义的热爱和钟情的对象，比企业和公共管理的组织更迅速地转变为“共同体”。所以，社会的这个部门的有经验的执行者了解象征性的需要，特别是各个学科和事业单位各自的建设文化的趋势。

（6）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世界，成为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寻找有利形势的一个能动的有特殊利益的共和国。限制自主的倾向是迫切的。科学部门发展的霸权，和高等教育的霸权的利益并不是相连或一致的。高教系统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注意不属于科学的活动或者只有微弱的科学性质的活动。但是科学要么在内部很好地得到调节，在得到很好资助的各部分展开或集中，要么就是流向外部的场所。如果调节不好，科研和教学就会脱节，普遍性的科学规范在学术专业和各大学和学院内部会被削弱。很明显，高等教育便失去近代科学所授予的声誉和合法性。因此，如果所有高等教育部门的政治家关心高教系统的长远地位和效益的话，关心科学和发展科学是他们的持久的责任。

（7）贯彻政策比制订政策要困难得多。几乎任何人都能很快地制订一项政策——未受教育的投票人和全神贯注的立法者一直在制订政策——但是要有效地贯彻所制订的政策，需要持久的努力和特殊的能力。在权力分散、目标模糊和矛盾、运动机构日益复杂的系统，贯彻政策的困难就会增加。以上这些特征在高等教育中尤为显著。否决点很多，有一大批利益集团挡路。因此，冲淡政策是正常现象，缓慢贯彻也是自然的。渐进的调整是风气，将节制全面改革的希望，否则就要增加政策的不是存心的和不希望得到的后果。明智的制订和贯彻政策变成一步一步的实验，蜿蜒曲折，通过不清楚的抉择，从错误的起点拉回来，最后保佑那些证明值得广泛应用的细小的开端。

（8）历史总是在起作用。高等教育系统的所有重要现象都是它们的发展运动形成的。任何时候所规定的结构和过程趋向于永久存在。在权力非常分散和象征性生活很丰富的部门，各种形式在系统的各部分深深地制度化。它们很少需要证明比较的效率和效益，因为当重要的结果多样、长远、模糊和不可捉摸时，不可能设计有效的措施。许多基本的形式得到发展以保护职务，在国家权力下甚至比市场相互作用之下发展得更多，而且它们本身要变成目的。因此，它们有力地设想自己处身于未来。它们也塑造未来，因为它们占有工作的领域，体现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应当怎样继续进行的共同理解。敏锐的历史发展感对于在政治和管理方面实行可能性艺术的人是非常有用的。

同时，现有的结构和过程会产生缺陷，这些缺陷有助于产生对改革的兴趣。当我们要求一个系统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以产生相反的价值和兴趣时，失望的可能性会增加。任何价值的真正信徒特别容易产生这种失望，寻找更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的变化。在近代的高教系统中，改革的力量总是在起作用的，虽然它也与稳定和永存的力量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八个方面的考察，对当代高等教育的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提出这些观点，有助于使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深刻的绝望似乎不那么使人非相信不可了。它们共同的地方是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高教系统越来越不仅仅是一种依靠政治秩序，或生产的经济力量，或“世界系统”决定方向的附带现象了。在高教系统的内部和外部有决定性的过程、生长和定性变化的机制，这是高教系统运行的组成部分。有很多冲突和矛盾、力量和对应力量从内部打破现状。有许多信念选择和重新解释环境的压力，并制约系统的反应。有自主首创的余地，甚至有采用其他社会相对应的部分的观念和形式的余地。形成概念材料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转移，长时期来是一个主要的变革道路，随着跨越国界的交往和学习的增加，这种现象将显得更加突出。高等教育系统的机构将会做很多输出和输入的工作，服从它们自己的逻辑，一般不必请求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行动。

跨国家的思维习惯对管理高等教育的人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很快将会变得同样重要。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知道你往哪儿走，知道你已经到过哪儿是有帮助的。我们还可以说：知道现在在哪儿也是有帮助的。地点的感觉，依靠找出我们自己在比较长的组织中的责任和努力的坐标。学者们现在能帮助实际工作者了解他们在国际坐标方格上的纬度和经度，在宽阔和基本的标度确定他们自己系统和自己工作中的个别和一般。基本的了解能帮助阐明每个系统在未来的年代里发展的方向。它也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个人作出巨大努力的意义，对下星期一早晨在办公室必须面对的事情给与重要性和尊严。比较的能力已经成为实际思考和学术分析中的丰富资源，这在高等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中尤为显著。

（王承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