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子高等教育和马太效应
过去30年里所出现的一系列发展，威胁着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尖子部分的显赫地位。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明显地扩展了大学的规模，大批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学生涌进了大学，从而降低了大学学位的价值，降低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质量，加重了大学设施的负担，同时也降低了教学人员的质量。在发展迅速的这几十年里，所雇用的许多教师资格很低，这些人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前还是之后，本来都不会在大学获得位置的，可是现在他们仍然留在大学教师的队伍里。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许多大学呈现了大众化大学的特点。例如，它们增加了课程的种类，使课程多样化，比较注重新出现的专业性质的教育，如社会管理学、应用心理学、企业管理等。这些发展改变了大学在政府决策人员和一般公众眼里的形象。
在原有大学不断扩展的同时，一些新院校也建立起来了。这些新院校在经费方面一般都得到政府的慷慨支持，至少在建立之初是这样。同时，中央政府开始蚕食大学的传统的自由，自1968年以后更加明显。其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高等教育总的费用增加，另一个原因是要求在管理民主化、适应社会需要和扩大入学机会方面实行国家控制的政治压力。
所有这些趋势和力量，加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经济紧缩等因素，威胁着大学的地位。绝对地说，这表现在社会对大学的重视方面；相对地说，表现在与其他院校的关系方面。虽然很难对大学地位的这些方面进行可靠的可比的测量（尤其是跨越时间的测量），但是，证据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出类拔萃的最有名望的大学既保持了名列前茅的地位，也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和自由。其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中的大学部分都蓬勃发展，这使政府越来越难于把过去尖子大学所享有的特权和自治给予所有的大学。这就导致了比较有名望和不太有名望的大学之间的政策差别。大学教师总的来看是反对这一趋势的，其部分原因是行会忠实观念，同时也由于不知政府如何划分界限而产生的担心。在高等教育的各部门之间划分界限是一回事（例如，在多科技术学院和大学之间划分界限），而在高等教育各部门内部划分界限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在布鲁内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之间划分界限）。当政府认为受到保护的高等教育的“自治部分”（即大学部分）的权力过大的时候，它并不想废除大学部分的特权，而只是想缩小它的范围，由此就出现了种种困难。按照这种观点，大学的一部分，即不太有名望的部分，将进一步向公众利益负责；而名牌大学或名牌系、名牌学部或“优秀人才中心”，则继续享有以前给予整个大学部分的特权和自治。在大部分国家，这种新的政策并没有正式公布和制度化，大概永远也不会这么做。因此，所有大学在形式上都将是平等的，不过，其中的某些大学将比另一些更平等。目前，这一高等教育政策正流行于美国的一部分、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至于这项政策是否明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程度，随高等教育的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过去的十年里，各个国家的第二层院校，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澳大利亚的高级教育学院、挪威的地区学院、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联邦德国的技术学院，这些院校在学术地位上的提高，都伴随着国家对其预算和专业控制的放松。由于它们的第一学位课程越来越类似于大学所提供的第一学位课程，结果它们获得了按照传统本应保留给大学的那种自由。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缩小了各国的第二层院校与名望不太高的大学之间的差距。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的显著发展，以及它们在办学特点和与国家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也许需要说明的不是为什么名牌大学的地位下降了，而是为什么高等教育系统顶部的分层保持不变。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就是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马太效应（the Matthew Effect）”[1]，用通俗的话来说是“锦上添花”、“有者越有”。具体来说，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它们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等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这种“有者越有”的势力相当强大，除了少数例外，它足以使尖子高等教育经费经受得住高等教育大发展、民主化、官僚化和政府控制的冲击。
尽管尖子大学的成员都很熟悉高等教育中马太效应的主要机制，不过，如果想弄清有关高等教育层次或体制改革的政策的话，在这里对马太效应的机制作一简要说明还是有价值的。
（1）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大学垄断了以研究为基础的研究学位，在多数国家，它们几乎垄断了基础研究。这也许是大学所拥有的最大优势。由于发现新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对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或者人们认为是这样），因此它们获得了大量的公共资助。此外，研究工作和研究设施可以吸引最有才能、最有成就、最有名望的学者和科学家，而名牌大学反过来又可以借用它们所招收的杰出学者的名望使自己更加出名。尽管在大学里，除了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科学家之外，也有许多平庸之辈。名牌大学采用自我加强的做法，从自己的研究生院和其他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招收教学人员。这些名牌大学为高水平的学术和研究提供了环境和设施，并借用本校最著名的研究人员的地位，使该校的行政人员也获得较高的地位，这就使招收新人员的工作变得更容易，并且提高了它们吸引研究经费的能力，也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信誉和名声。
（2）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研究的院校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们所雇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的最高权威，政府内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告诉他们教什么和怎么教，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活动不是“计划性”的。为了与发现和研究的机会和结果相适应，大学必须有自主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尖端物理和自然科学方面最为明显。那些借用科学的名望和自由权力的所有学科，其尖端部分也都有这种自由。这两个特点，即学者对专业知识的垄断与在高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内部自由，既限制了政府对课程的控制，也限制了大学工作的官僚化。在大学里，教授对教学和研究的控制，学者对使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这种环境与非大学高等院校的活动要受到严格的管理和外部监督完全不同。
在瑞典，重大的U68合理化改革，不但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排除在外，而且把本科生教育转变为与职业相联系的一系列学科。院校中主要由以教学为主的教学人员授课，他们的职称与研究人员截然不同。在美国，与此类似的州立学院与公众当局的关系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也很小，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专项预算详细地规定了每个职位和活动，这与州提供给大学的总项拨款成为鲜明对照。与此雷同的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为了与“自治的”大学部分相区别，多科技术学院部分被称为“公共的部分”。这个部分受到地方当局以及中央教育和科学部的严密控制，所开的课程需要由外部机构，即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批准。这些非大学院校的学术环境反映了外部政府机构的严密控制和操纵，即它们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实现政府目的的工具，而不再是独立于政府意图或政治目的的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院校。非尖子大学部分的这种学术环境既不能吸引最有创造力的学者和科学家，也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可能有些例外）。而没有最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非尖子大学部分既不能在专业知识方面领先，也不能要求得到尖子大学所享有的自治权。
（3）为了给高级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一个环境，大学必须拥有这种环境所需要的资源，如大型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知识正是在这里发现的。总的来看，院校越有名，这些设施的规模就越大。目前，由于图书馆和实验室费用上涨得非常迅速，一些大学不得不共同使用图书馆和实验室，并共同负担有关费用。设施本身为拥有这些设施的院校带来了名望和声誉，同时吸引了最优秀的科学家，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4）把使用经费、研究资助和签订合同方面的自治权结合起来，可以为大学提供自由使用的经费，也就是不指定专门用途的可自由使用的经费。这些经费可由大学自己决定用于有发展前途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上。由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自由使用的经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一特权对形成改革和创造性环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实际上，如果资源全面减少，那么，大学失去可自由使用的经费对学术质量和知识创新所造成的威胁，比关闭某个系或多余部分教学人员所带来的威胁还严重。但是非大学院校的资源全都经过计划和预算，即使有计划外的经费，那也很少，这一缺陷无论在实质上还是表面上都使它们的学术环境与大学完全不同。
（5）可自由使用的资源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聘请访问学者来讲学。实际上，“良性循环”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保持来往于名牌大学的学者络绎不绝。这些学者之所以到名牌大学来，是因为这些大学拥有充裕的资源、研究中心，以及访问学者想拜访并与之交谈的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访问学者多种多样，有的是来教一门课程并逗留一学期或一年的高级学者；有的是来研究中心作研究助手的初级学者和科学工作者；有的是受到本国和本院校资助来提高自己的科学知识，并把名牌大学处于领先地位的思想带回本院校的国外学者和科学家。
这些访问学者既从名牌大学带走了一些经验，同时也为名牌大学带来了经验。他们常常带来一些与他们所访问的院校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观点。由此，世界性的大学也就越来越变成世界性的了。这些名牌大学没有必要再让它们的教师包揽每个学科的所有学派。在作为主人的研究性大学没有开设的或很薄弱的分支学科的最新思想方面，它们可以依靠访问学者引起各系教师和研究生的注意。
访问学者或专家还能带来比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特长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在研究性大学已成为习惯势力的研究框框和分支学科的假设。访问学者不受“地盘”的限制，而本校学者则不能。各个系相当清楚地知道谁有能力解决什么课题，而这往往就决定了研究经费的分配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虽然，各系的同行有时也进行合作，并在研究中心和大学的研究所进行跨学科的或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是，由于访问学者只是在那里进行临时性的工作，他们不管怎么做都不一定成为该系的先例，也不会成为划分学术工作和分支学科界限的框子，因此，他们可以不必顾忌对课程和科目等的传统限定。所以，访问学者可以比该校的正式教师更容易开设跨学科和分支学科的课程。正式教师的许多时间，都用于开设本科生专业所必需的和研究生学位所必需的课程并按次序开设，而访问学者则往往不受这些束缚，可以随意开设课程和研讨课。实际上，之所以聘请访问学者，就是为了请他主持有关他所研究的专业方面的研讨课。
一方面，名牌研究性大学采用了第二流和第三流大学所不用和不能用的方式来吸引访问学者。另一方面，尖子大学的教师也常常到其他第一流大学去访学，对这些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在职培训”方式，通过这种访学可以提高该校在其他地方的声誉。世界上第一流大学之间的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的相互访学，一般来说是把名气不大的大学排除在外的，非大学部分则完全被排除了。接待著名学者是名牌大学保持优于第二流和第三流院校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是经费充足、雄心勃勃的第二流或第三流院校提高地位的途径之一，即用它的经费以优厚的条件聘用访问学者。受聘用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他们各自学科的领先学者，但他们至少有助于改革院校过去的那种狭隘的地方性，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气氛，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保持该院校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誉。
在美国和欧洲，有些大学由于无力保持全面的最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因此，它们运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把大量的资源投入一个、两个、三个或四个系，使它们至少可以同国家最好的系相匹敌。等到它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第一流地位，并因此可以把杰出的学者吸引到这些领域的时候，如果它们有雄心和必要的资源的话，它们就完全可以着手扩展它们已负盛名的系的数量或范围。
（6）基础研究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需要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特殊的学术生活环境，包括实行高度自治、自由使用经费、交流访问学者、提供与研究有关的其他便利条件等，所有这些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名望都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这些便利条件和特权需要很大一笔经费，因此，政府极不愿意把它们扩展给非大学院校，甚至也不愿给地位较低的大学。各个学院及其代言人和工作人员不断地极力说服政府为它们提供研究设施，并请求政府在支持它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支持它们的研究生教育和授予高级学位的工作。非大学部分的院校的许多教师，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想继续进行他们以前曾在大学受过训练的那种研究工作，同时他们也需要那种比较自由、比较活跃的学术环境。总而言之，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院校想要升级，那就必须具备像大学一样的特点，特别是具备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和自由。这就是各国政府所普遍反对的模仿大学运动的幕后活动。
在有些国家里，支持新的非尖子部分高等教育的人求助于平等原则，他们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非尖子院校部分的目的是，提供适合需要的课程并提供更民主的入学机会，因此，它们完全应该受到同尖子校院一样的待遇。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新院校以等同于老大学的地位，例如，在教师工资、师生比例、人均教学费，有时也包括录取标准、补助金以及其他待遇方面的平等，然而，它们还是在研究工作和授予高级学位方面划分了界限。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研究工作的费用太高，难于负担；另一个是，如果不划分界限就会妨碍新院校实现它的职业训练和增加本地区各阶层入学机会的目标。因而，高等教育各部门之间的真正平等实际上没有实现，老牌大学仍然保持着一流地位。
然而，美国以外的国家所奉行的高等教育各部分平等的原则（尤其是在工资和办学标准方面的平等原则），虽然没有为非大学部分取得真正的平等，但是确实阻止了大多数国家的非大学部分的发展。这些新院校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它们根本无法在招生方面同大学竞争，加上这些新院校的费用太高，在费用和办学标准上过于接近尖子大学，因此，它们不再适于作为鼓励下层劳动阶级子女入学的费用较低的高等教育部门（就像美国的社区学院那样）。在标准与机会相对立、优秀与平等相对立的环境中，政府的态度是建立一个既不影响高等教育的传统地位等级，又有效地提供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部门。
（7）大学，尤其是名牌研究性大学，在它们的管理模式中保持了一个优势，这一优势产生于教授联合组织的传统，以及近几十年来管理权向初级教学人员的延伸。正如斯梅尔瑟所说：“学术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感召’的基本性质，这种感召依靠着一种价值—义务信念，人们的动力和精力都是围绕它组织起来的。”但是这一感召的力量同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经济刺激或官僚权威和权力相比，其强弱随院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在名牌研究性大学中这一力量更强一些：“在四年制学院和初级学院里，一般来说，对基于认识理性核心价值的感召不太信奉，这类院校更倾向于依靠官僚控制，如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权威，把职业角色看做是一项工作而不是什么感召。”
当学部评议会和其他形式的学院自治组织内部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时候，外部的管理和控制就会加强。一般来说，政府对新的非尖子高等院校实行参与管理比较成功，而对大学则不太成功。例如，在芬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用代表制取代职业制的新管理原则，首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创建的院校中实施的。赫尔辛基等大学仍然由内部参与和职业制控制，而新院校是通过代表制方式实行管理的。
不过，这只是程度问题。在联邦德国、法国、荷兰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决心已定的政府也改变了大学的控制结构，它们的目标是采用更广泛更民主的参与形式。实际上，许多国家（在欧洲大概英国是惟一的例外）都明显地把大学控制的基础从学术专家管理的原则，转向了包括高级教学人员、初级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职员在内的大学各阶层人士参与管理的代表制原则。自系或相当于系的组织往上的大学各级管理层次，都实行了这一原则。但是，在老牌大学里，学术人员特别是正教授仍然保留了很大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仍然控制着研究和高级学位。
在学术控制方面的广泛的民主参与引起了政治化，而学术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任命和晋升学术人员方面的政治化，必然导致学术质量的下降。布顿（Boudon）对法国大学的政治化过程作了如下描述：“在1968年的改革中，改革家们试图促进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同他们的使整个大学体系民主化的愿望联系起来。首先，必须鼓励招收那些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其次，必须让学生参与制定与他们有关的决策……但是，学生对控制大学不怎么感兴趣，因此，最初提出参与措施的改革家们就放弃了参与而推行政治化。只要任职必须通过选举，政治化的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化自然要涉及教师。工会组织有时会果断地进行干预以促进初级教学人员的发展；这些工会也取得了类似于那些能够为其成员提供集体利益的‘自愿性’组织的成功……大学工会也从1968年的改革中获得了好处。由于这次改革正式推行大学政治化的改革，因此，它为政治团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些团体的形成，通过‘增殖效应’（multiplier effect）加强了本来就与这些团体有联系的工会组织。”
“作为这种学校制度产物的政治化，不仅控制了大学管理机构中的选举性职位，而且往往使任命教授或初级教师职位的决策也首先以政治标准为基础，其次才考虑业务标准……这种做法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高等院校的许多成员都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防止或保证某一党派得到或失去该院校的席位方面，这并非言过其实。”
如果没有高于大学的尖子部分的高等教育，如果大学的著名学者和科学家不可能在大学以外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那么，法国大学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保卫是否会更强些呢？在任何情况下，布顿所描述的过程都会出现，不过总体来说，这一过程在非尖子大学部分表现得更强烈，阻力更小。例如，在美国，教师工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工作报酬和条件方面的集体谈判的做法，使学术组织进一步官僚化了。作为会员的盾牌和保护伞的工会，坚决要求工会会员在工作条件方面得到安全保证。它的态度导致工作角色的标准化，并用通过能力取得竞争性终身职位和晋级的做法，取代了通过资深取得总括工作保险和晋级的做法，由此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管理中的学院领导。按照斯梅尔瑟的观点，这种状况有助于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工会化的不同趋势。在美国，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一所名牌研究性大学的教师团体是采用工会代表制方式的。随着那些学术专业薄弱因而地位较低的院校越来越官僚化，一般学院和初级学院教师的工会化比大学教师发展得更快更远。这主要是因为工会化是对官僚纪律和控制的集体反应。在采用工会化的地方，它本身又助长了官僚化和政治化。因此，工会化是大学官僚化的缩影。
欧洲国家的情况有些不同。在那里，教师工会长期以来就是与学院组织和自我控制同时存在的。在大多数国家里，非尖子大学部分和不出名的大学里的教师工会起着多种比较积极的作用。例如，在英国，教师工会对最近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反应是，劝阻其会员在分配削减经费项目中作为大学一方发挥其传统作用。工会把其会员定义为雇员，无论大学或其预算的状况如何，他们的工作都应受到尽可能的保护。在这方面，不出名的大学的工会做得更成功。
总的说来，非尖子大学部分的比较彻底的官僚化，以及这些院校里的工会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威胁着“感召”、学院管理和学术自由，而这些正是在学问和研究方面追求优秀的传统基础。当地位较低的院校追求这些特点的时候，教师在这个竞争和变动的过程中能成功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提高学术质量，就像美国的师范学校向州立大学发展的漫长过程所表现的一样。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校内外的官僚控制、比较积极的工会工作和政治都不利于非尖子部分在提高地位方面所作的努力，而有利于研究性大学保持自己的优势，至少在研究性大学能够抵制官僚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