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扩张、稳定、紧缩状态与院校地位的升降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叶，是所有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是15年前或20年前的三倍、四倍或五倍。许多新大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新的高等教育部门也纷纷出现或提高了地位。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甚至比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增加还要快。在高等教育大发展及学生压力和有关的政治思想影响下，为了适应新的高等教育系统，新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和经费结构形成了。所有这些发展和变动对有关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分层有什么作用呢？
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院校仍著名，仍然被其他院校视为样板和典范，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大部分地方，这种院校就是大学，而在大学部门内就是老牌大学。在法国，几乎不受改革触动的是尖子部分的大学校。
欧洲的新型院校，如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联邦德国的技术学院以及美国的新建的州立学院和社区学院等，是出于多种多样的目的建立或发展起来的。这些目的主要有减轻大学的招生压力，增加无大学地区的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现有的短期和职业高等院校的地位，提供其他教育方式，摆脱大学的讲座和学部的束缚，为系统化教学和跨学科工作提供更广阔的活动范围，等等。而比较普遍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确的，是建立一批与上层阶级脱离联系、更接近于劳动世界的院校，由此形成一种对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学生更有吸引力的学术环境。
总的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建立起来的新的非大学高等教育系统，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地位等级上，所取得的成功都是有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大多数国家的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增长大部分被大学吸收了，新的高等教育部门充其量只招收了10%～20%的学生。尽管新的高等教育部门未能对大学的优势地位构成威胁，但是，对新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地位的关注，确实削弱了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在英国，克罗斯兰于1965年4月在伍力奇多科技术学院研究所的著名讲演中，宣布建立高等教育“双重制”。他认为多科技术学院和大学之间尽管在职能上有差别，但是在地位上应该平等。为了保证地位平等，多科技术学院获得了授予学位的权力，不过，这一权力只限定在中央审定机构所批准的课程内，而且审定机构的成员主要由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组成，并把大学的标准加给了多科技术学院。在其他方面，多科技术学院获得了同大学相似的资源。虽然多科技术学院与大学的工资标准是通过不同的程序确定的，但是，他们的教职员的工资标准相当接近，甚至多科技术学院的工资标准还要高一些。总的来看，除了研究工作之外，他们之间的学生人均经费相似，录取标准、学生补助等等也相似。尽管如此，多科技术学院在吸引那些有资格进入大学的学生方面并不太成功。他们的作用仍然是接受那些想进大学而未被录取的学生，这些学生虽然不符合大学的录取标准，但是符合稍低一些的多科技术学院的录取标准。多科技术学院在保持它们自己的学术个性方面也不是很成功，通过仿效和渐变的过程，它们的课程已更接近大学的课程了，并像大学一样大量招收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半专业学科和文科学生，而对于它们所据以建立的理工科学生则招得很少，从而丢弃了它们的非学位性工作。多科技术学院像其他新建立的高等院校一样，在争取学术地位方面的困难是缺乏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研究能力对学术地位极为重要，对想获得大学地位的院校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
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国的技术大学没有能力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广泛的吸引力却令人迷惑不解。总体来看，如果其他方面是相同的话，那么，在招生方面越有选择性，其地位越高。在英国，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只是多科技术学院的标准比大学的标准稍低一些。在法国，正好相反，大学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们向所有持有中学毕业证书的人开放；而大学技术学院虽然不像大学那样通过竞争考试严格选拔学生，但也具有中等程度的选择性。布顿（Boudon）估计录取率不超过报考者的50%。此外，大学技术学院的课程是两年，而大学的课程是三至六年。大学技术学院的授课不是以毫无个性特征的大课方式进行的，而是以小组方式进行的。课程经过精心安排，有明确目的，主要是按地区或国家的经济需要决定，而不是按传统学科确定。再有，授给大学技术学院的学生奖学金比授给大学学生的多。大学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所能找到的工作同在大学读了三年、四年或五年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licence）的学生所能找到的工作差不多，至少最初的情况是如此。
因此，根据各方面的标准，大学技术学院至少应该像大学一样对学生有吸引力，甚至应该在学术界更有名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布顿和一些人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收益率”观点。他们认为，即使平均来看，一个学生通过在大学技术学院读书二年能够像在大学读书三年、四年或五年一样找到一份好工作，然而，学生们仍然知道（或确信）最好的工作让大学生占有了，因此，他们就像赌徒一样，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想上大学。虽然上大学的风险大并且投资更高，但是对少数人来说，他们在工资和专业前途方面的收益可能比大学技术学院毕业生强多了。
不过，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有点机械论和唯理论倾向。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两类院校的真正特点和它们所提供的经验的类型。大学技术学院除了不授予学士学位之外，还要求学生对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或专业具有明确的思想，学生必须学习严格规定的课程，包括必修课程和遵守不得缺课的规定。而法国的大学由于开放招生和纪律松弛，所吸引的许多学生都缺乏明确目标，不想刻苦学习。此外，这些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担负了业余工作，这就使他们更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学习上了。
在法国，由于在大学之上存在着为政府和经济界的高级职位提供新成员的真正的尖子高等教育部分，由于许多研究工作都交给了大学以外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由于开放招生，课程组织不严密，存在比较麻烦的参与制管理方法，以及由教师任命和晋升中的政治化所产生的缺陷，再加上具有中等选择性并与学生切身利益比较“相关”的大学技术学院部分的崛起，凡此种种都使大学地位变得更不稳定了。
此外，在法国、瑞典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普遍失业的原因，那些以学术价值和学校成就为立校基础的院校名望下降了，而那些可以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的院校的声誉在一般公众（或大学考生）的眼里却大大提高了。过去，这些名望趋向于集中，而现在趋向于分散，从而产生了高等教育各部门内的不同院校在地位上的变化。
法国的大学通过加强多样性来适应这些力量的需要。通过利用1968年改革法所赋予的自治权（尽管仍然很有限），它们奉行了不同的政策，这特别表现在课程、教学模式以及管理和参与方式方面。有一些大学现在已成为大众化大学，它们实行了高度的政治化，并开放招生、降低标准、降低地位。而另一些大学则严格限制进入它们的名列前茅的学科和专业学院的机会，这些大学几乎像大学校一样择优录取，采用高标准并强化教学。
再有，资源的日益减少使法国的大学越来越向市场方向发展，它们互相之间争学生，争研究补助，争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其中一些大学比另一些大学更为成功。美国大学所十分熟悉的市场竞争模式，现在也被集权控制的法国大学系统采用了。
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发展打破了原来高等教育的“高贵”部门和“卑贱”部门之间的明确界限，随之而来增加了各部门内部的地位差别。政府在有关高等院校的学位授予权、自治、经费资助形式、控制方式等政策方面的正式规定的差别，使竞争保持在高等教育的各部门内部进行，并防止各部门成为单一的庞大的系统，防止它们通过市场力量和院校名牌作用实现内部分层。
在由国家资助和控制的高等教育中，国家是一所高等院校或一个高等教育部门能否继续存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它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当高等院校不具备获得名望的质量和特色时，国家也不能强行命令高等教育的各部门之间具有平等地位。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就曾直接干预高等教育系统，使招生和管理民主化，增加课程与经济及个人生计的相关性，最重要的是加强了它们自己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形状、费用和未来方向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引导高等教育系统降低分层体系的高度，而不是为它们创造地位升迁和变革的条件，这对高等教育的各部门或各部门内的高等院校都是相同的。要使高等院校的地位得到升迁和变革，无论国家采取什么行动，最终都要由争取著名教授和出类拔萃的年轻教师、争取研究经费、争取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等的市场力量来决定。总的来说，国家不喜欢市场原则，因为市场的结果无法预见，它把权力交给了高等院校及其成员，或者交给了学生及其家长，而不是交给社会和国家官员。面向市场并由此面向竞争的体系很可能缺乏组织，难于控制和管理，并且看起来效率不高。当院校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决策时，政府却有可能认为这种决策不明智或太浪费，比如认为所建的系和专业与其他地方的系和专业重复等。
这些确实是学术竞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或者像本戴维所描述的19世纪的德国大学那样。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竞争是在严密的控制下进行的，高等教育各部门内部的竞争比其各部门之间的竞争更多。这种竞争既有利于那些在地理位置、财富、图书馆、建筑、历史名望、捐赠等方面占有某些优势的大学，也有利于那些已经在众多的学科领域名列前茅的大学。
高等教育的竞争一方面越来越导致多样化，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导致同一性，这确实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部门内部的院校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同，同时由于地位较低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部门在同其他院校竞争时为了在市场上获得优势所运用的“边际差别”的结果不同，就使这些院校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相互竞争，以及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模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别又趋向于缩小，向着名牌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高等院校的竞争促使第二流和第三流院校、新院校和新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向尖子院校的学术形式和风格、课程和办学标准方向发展，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一般说来，政府不喜欢一般院校和新院校模仿老牌尖子大学的风格和做法。政府所需要的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更多样化，更适合职业需要的学科，新的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新的更民主的管理方式，以及新的入学渠道。他们最不需要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大学系统，不喜欢所有的新学院和技术学院都去仿效大学，不喜欢这些新学院和技术学院像大学那样呈现更多的文科专业，不愿意让它们拥有大学的权利和特权，不赞成它们开展研究和研究生工作并实行自治和自我管理。
高等教育的竞争虽然受到尖子院校的优势地位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竞争毕竟使高等院校取得了向上发展的一致性，而政府的干预则趋向于使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向下取得一致，向着大型的、综合性的、以大众高等教育为特征的统一系统发展，再加上一些小型的选择性强的尖子院校作为“优秀人才中心”，这类院校主要是那些致力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研究生培养或专业训练的名牌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