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科学活动

西蒙·施瓦茨曼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必定是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国家都把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联系，视为制定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关系。塔尔科特·珀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一文中，阐述了关于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经典观点。他认为，现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许多方面与早期大学中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地位相似。在他看来，学者是“科学家的前身，而在今天，他们当然是所有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两者具有共同的学术传统和尊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及证据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现代，这种文化传统首先体现在大学之中，并成为大学的主要制度框架。

现代的关于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的认识，刚完全把高等教育置于我们时代的技术革命之中。A·H·霍尔西（Halsey）指出，在欧洲和美国工业化形成时期，“大学的主要功能一直是精英的地位分化和从低阶层中吸收一些学生。但是，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逐步世俗化，增强了大学作为技术变革因而就是社会变革的发源地的潜力。直至今日，大学正开始成为新型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是研究组织，又是教育机构，直接或通过国家为中介与经济形成了较密切的联系……大学各系和研究所与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中的有关部门进行思想交流、人员交换和契约签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并同化其成员的生活方式”。

然而，如同约瑟夫·本戴维在其《学向中心》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研究与教学远非自然的匹配，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才会组成一个单一的结构”。在历史上，科研与大学结合得最好的大学是德国的大学，尤其是19世纪的柏林大学。而今天，最好的范例要数美国的重点大学。

德、美高等教育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各国遵循和仿效的模式。同时，各国也开始信奉大学是科学研究的天然场所的观念。但是，反过来说，科学研究是否主要依靠大学呢？这就不是那么清楚了。长达600页的罗伯特·K·默顿关于科学的社会学的经典论文集《科学的社会学》之中，只有7页谈到大学。最近的一本新书——斯贝格尔—娄辛和普赖斯（Spiegel—Rosing and Price）合著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大学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600页的篇幅中，约有二十几处零星地提及大学，甚至没有一处涉及广义的高等教育制度。

既然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结合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人们仍要坚持两者的结合呢？不难证明，科学研究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在过去从来没有过重大的交叠，也不乏理由在未来把它们分开。但是，这一现实经验与人们关于科学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强烈信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这种鸿沟的存在本身是重要的，应该予以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