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统的原始分类
为了对数量比较少而又相当分散的有关高等教育文化研究文献草拟一个分类框架，我认为可以先把它们分为三类，尽管这三类互相重叠，缺乏明确的界限，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划分成许多小类。这三类文献就是以院校为基础的研究、对教育者及他们的作用的描述以及对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这几类研究将由饶有趣味的重要实例加以说明。因此，这些实例很可能是大家熟知和一般都能得到承认的。
（1）以院校为基础的研究。院校研究的范围越广，就越难以把高教领域视为一种单一的可以辨认的文化。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何从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很少。较为普遍的方法往往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这种方法往往采取历史的或者行政管理的态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某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说，霍尔西（Halscy）和屈罗（Trow）写的《英国的学者》还不够格（因为此书更注重学者而不是学术机构），那么由泰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和吉拉尔德·帕拉特（Gerald Pratt）撰写的《美国的大学》至少为这一类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
当研究的领域缩小到某些类型的院校时，就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例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伯顿·克拉克关于美国安底沃克、里特和斯沃恩莫等私立大学理学院的研究。《美国的学院》一书的某些部分也属此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克里斯托福·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合写的那一章“论美国学院的活力”。后来里斯曼与吉拉尔德·格兰特（Gerald Grant）合作，进行了一项“实验性学院的研究”，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围绕一些经过挑选的学院和人种史研究进行一般的论述。
在单所大学或学院这一层次，我们可以在大学内具体的文化气氛和外界的广泛背景之间划出一道一目了然的界线。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经常被援引的是本森·斯奈德（Benson R.Snyder）对麻省理工学院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分析，题为“隐蔽课程”。最近采取这种一般研究方法的是麦尔康姆·帕莱特（malcolm R.Parlett）对美国一些私立院校的研究。
帕莱特还撰写了有关院校中下属机构层次的文化的著作。他对“作为一个学习环境的系”的分析，是对这一层次进行分析研究的几部论著之一。这类论著极少，其原因也许是，人类学渗入到高等教育的一个领域，对那些把研究高等教育作为他们的合法领地的人来说，是很碍事和有威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以这一层次为出发点的大多数研究工作者，后来往往发展了对某一有关学科文化的兴趣，而忽视和放弃了对某一系科生活方式的兴趣。
（2）对学者及其作用的描述。学术界由两类人组成——教师与受教育者。这是一个使人感兴趣而又容易理解的事实。每所大学都还有一大批没有终身职称、不参加教学的研究人员，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许多领取工资的教学辅助人员、秘书及技术人员。在对高等院校人员的种种文化分析中，这些人一般都是得不到承认的。但是，这些支撑院校工作的人之外，高等教育中的两类主要活动者当然并不乏人注意。
到目前为止，无论从分析的广度还是从深度看，在对大学教师的研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要数霍尔西和屈罗的《英国的学者》一书，虽然此书的写作背景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时期，提供的是那时英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学者的论述，但在今天十分不同的情况下，书中论述的有关学者的基本特征仍然是正确的。其他著作，当然只涉及比较有限的范围，但也都提供了对学者文化的补充性或确定性的证明。伯顿·克拉克的研究，对学者文化的主要尺度作了有益的论述。他的研究发表在霍尔西和屈罗的研究之前，主要集中研究北美的资料。最近，里查德·斯达特普（Richard Startup）依据他在一所英国大学中收集的资料，集中研究了学者的作用、关系以及他们所得的报酬。他还深入研究了系和学科的亚文化，并着重强调了四个系的实际活动的异同。这四个系是古典语文系、纯数学系、土木工程系和心理系。
还有一类著作主要论述学者的政治文化生活。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is Cornford）的著名讽刺作品《微观世界的学者》，虽然不符合当代著作的经验性传统，却是此类研究的开端。贝雷（F.G.Bailey）的人类学研究（他还以地中海地区文化研究闻名于世）揭露了“学者政治的民间传统”。柯亨和马奇（Cohan and March）则采取了主要以政策研究和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他们研究的中心是美国大学校长作用的模糊性。
大学生的文化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在这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是霍沃德·贝克（Howard Becker）。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具有人类学家的研究风格。《走上陡坡》就学院的学术生活作了权威性的考察；比较早的《白衣学生》一书较为具体地集中分析了一所医学院的生活，并对影响学生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压力，也同样作了深入的分析。在大西洋的彼岸，彼得·麦里斯（Peter Marris）在其《高等教育的经验》一书中，运用了与前人不同的方法，以问卷和有组织的访问替代现场观察的方法，十分注意住校生活，但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已过时。贝克和麦里斯都把评估作为学生文化的重要问题，后来米勒和帕莱特在从学生的观点详细考察考试问题时也采纳了这个主题。在其他有关学生文化的专门研究方面，还应提到伯里斯（Bliss）和奥格伯恩（Ogbom）所著的《学生对大学本科科学教育的反应》一书。此书也是他们对科学社会学的一份贡献。
（3）对各知识领域的研究。很多研究集中探讨的是学术生活的内容，而不是学术生活的背景。这类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院校机构，也不是特定的学术人员，而是知识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领域。这里需要把本章所进行的文化分析与对知识社会学作出贡献的比较理论性的研究区分开来。我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把知识作为商品，这种商品的交易主要或全部由永久的社会机制所决定，它的价值主要或全部由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所确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这些机制和压力，并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相反，对各知识领域的文化分析，较少地把知识作为知识来研究，而更多地去研究探求知识的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文化分析注意了解学者的信仰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努力发现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的性质，同时研究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的性质怎样影响他们的信仰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种研究方法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曾说过，斯诺企图把整个学术界分为两种文化，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化，不能为人们接受。盖夫和威尔逊（Gaff and Wilson）提出一种比较细致的文化分类，即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学科，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并且和跨学科学位课程联系起来。他们的结论是：“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教授在教育价值、教学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之大足以把上述四个部分看做不同的学科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域。”
当研究集中到某些特定学科或几类学科时，我们立刻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个领域，即自然科学，在其他学科的研究遭忽视的情况下，已被极其彻底地进行了研究。为什么自然科学的文化分析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而对历史、哲学、经济等学科的文化分析却这么少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人们更加重视的问题。人们或许会问，这是不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是不是社会或资助团体考虑到科学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的能力差异，愿为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刺激？或者这只不过是研究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的产物，就是说，在那个学科的文化内部，着眼于科学家的组织完善性、相对稳定性和比较公开化的实践，要比深入研究很多非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那些难以捉摸、半私人性质的活动更能捡得好东西？
不管这些推测的答案究竟如何，在那片大体上还是荒漠的土地上，科学社会学无疑是一个可供探险的绿洲。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位作家。他的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于1962年。这部著作对把科学进步视为理性和进化的过程的正统观点提出疑问，对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伯特·默顿（Robart Merton）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风格，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迈克尔·默尔凯（Michael Mulkay）在《革新的社会过程》一书中的分析，则是运用科学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默顿学派的特点包括：对经验性的“硬科学”持偏爱态度；倾向于把所有自然科学学科合为一体，而对其内部差异不作考虑；重视科学家生活方式的某些显著特征，如成才的原因、发现的本质和与确定研究重点相联系的种种问题。惠特莱（Whitley）等人则在《科学发展的社会过程》一书中强调了“对不同科学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强调“必须摆脱把各类科学的认知结构都看做一元化的完全有联系的观点”。
与此类研究相比，对其他知识文化的描述就少得可怜了。在社会科学方面，存在着一种被克利福德·济兹（Clifford Geertz）称为英国心理学中的原始的种族史现象，即崇拜事实。目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学的著作已出版了不少，其中就有吉尼福·帕拉特（Gennifer Platt）的《社会研究的现实》一书。但据我所知，在人文学科和各种专业的广泛领域中，还没有产生大量的研究著作。这种缺乏研究的状况增加了对下一节所论述的研究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