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自196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当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人都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但到80年代时，这一发展已趋于停滞和收缩，大发展时期已成为历史。同样，为大发展年代所贴的标签——“发展的年代”、“罗宾斯时代”、“投资性高等教育”、“大众时代”、“后工业社会”也都成为过去的东西了。
这些标签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在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方面，它包含了四点极为重要的思想：
（1）理论知识的编码是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 principle）。
（2）“知识工人阶级”，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是越来越关键的或越来越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
（3）促使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尽可能多的能从中受益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
（4）高等教育体制是“轴心结构”（axial structure），大学（包括与大学分而设之的研究所）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当然，我们不必拘泥于贝尔的分析。信息爆炸、通信革命、电子全球村、自动化生产、电脑化管理、高技术战和全球性毁灭的威胁的存在，都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发源于大学和研究所之中的。大学和研究所没有因为石油危机、世界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相反，它们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些轴心组织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是如此重要，以至它们越来越多地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由于办这些机构所需的经费越来越多（在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从尖子高等教育转向群众性高等教育时更是如此），因此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很容易通过政府拨款来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各国高等教育都在对政府越来越紧的控制进行抵制，以维护自己的自主权。
但是，高等学校显然在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官僚组合主义”（Bureaucratic corporatism）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高等教育本身，并往往形成学者和专职行政人员之间对立的局面。大学内部的官僚主义化在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这些具有学者管理传统的国家发展较缓慢，但在美国却发展很快。在那里，一些大学的学术管理成了专职职业，其人员也有自己的一套晋升阶梯。但即使在上述其他西欧国家，官僚主义仍然到处可见，由于国家掌握着对大学的经费控制，因此官僚化在国家一级发展得尤其迅速。
作为教学机构，大学面临另一种困境：尖子高等教育与群众性高等教育要求之间的不相容性。后工业社会，不管是有益的英才主义的还是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向大学要求的是两种矛盾的目标。一方面，社会需要受过高级训练的科技专家、政府官员等；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群众性高等教育的需要，这部分是因为日益发展的政府部门不能全由传统的特权阶级子弟满足其需要，部分是因为新兴社会精英广泛分散于社会之中，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与服务业需要比以前更广泛地传播教育和技能。这种情况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更广泛的分化。
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发展，虽然是想使大学成为实现社会平等的工具，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学生人数的扩张使得各阶级都从中获益，但获益最多的还是原来的特权阶级。来自“社会低层”的学生人数虽有增加，但按比例来说却仍然很少。以中等阶级来说，更多地进入社会精英行列的要求也远远没有得到满足。高等教育扩张完全颠倒了人们的期望，同时增加了学生的不满。虽然学生骚乱已渐趋平静，但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风波最终帮助政府和纳税人消除了对高等教育前景的幻觉。
然而，后工业社会之需要大学一如大学之需要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正如工业社会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资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工人的再生产。这不仅仅意味着纯研究的生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的再生产。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上各种工作都需要知识，而且还因为知识既是目的也是途径，本身值得去掌握。
在后工业社会里，大学成了轴心机构，这不仅是从培养知识界精英这一意义上说，而且是从为整个社会提供知识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的、极其灵活的机构善于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用阿米泰奇的话来说，起“社区服务站”（the community service station）的作用。
这并不是一种新概念或为未来乌托邦社会描绘的一幅蓝图，它是历史的产物，至少已有了一百年的历史。自1867年起，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就开始公开向公众发表有关万有引力的演讲，听众主要是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和诺丁汉的女教师；斯图亚特曾梦想办一所“教授流动大学，轮流在各大城市讲学”。19世纪70年代的剑桥大学推广运动就是从斯图亚特演讲中发展起来的。1903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A·L·史密斯帮助一名叫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的自学成才的人创办了工人教育协会。四年后，另一名牛津大学教师托尼在罗奇代尔和陶器区开办了第一批工人教育协会大学讲习班。这些就是大多数英国大学后来逐渐开设的校外课程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威斯康星、霍布金斯等著名大学也以类似的方式开设大学，推广自学课程，招收大量部分时间制和函授制学生，有时这些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全日制大学学生人数。这种教育后来为其他国家广为仿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部分时间制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有了显著发展，取得极大成绩的英国开放大学后来纷纷成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仿效对象。
至于“组合主义”，大学——不管是作为尖子学府还是作为社区服务站将不得不学会玩官僚机构的游戏。从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两种“组合主义”，一种是国家或权力的组合主义，根据这种组合主义，从上而下强制非政府团体进行合作；另一种是自发的民主的组合主义，在这种组合主义中，各团体自愿与国家进行合作，交易是双向的。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第二种组合日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