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点

历史学家保证我们在探求时间维度，并且把相继的阶段看成是一个阶段通往另一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要提供种种比较，帮助理解当前：用过去大学的概念来阐明今天大学的概念；早先几个世纪大学的衰弱和复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大学的衰弱和明天大学复兴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高等教育总是同样的东西？当变化发生时，它们是直线发展，前进到新的存在形式，还是常常回归旧的形式，重新发明历史的车轮呢？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在这点上，历史学家允许自己享有特权，并常常集中注意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发生的络绎不绝的事件，别人分别研究的许多因素都在这里汇集。历史学家提供比较全面的叙述，较少有经过选择的理论作指导，而别人则有意识地强调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

因而，哈罗德·珀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有四个重要阶段的总的看法。在第一阶段，一个独特的机构——西方大学——诞生。从最初的几个世纪产生的同行会一样的价值观念和结构，成为大学长期生存和适应的关键。在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出现了长期衰落的现象，后来在取代牛津和剑桥等古大学的新院校开始了复兴。这些新的院校，如设置自然科学课程的学院、工人讲习所，以及从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开始，在设置上不同于旧大学的一系列新大学。在第三阶段，我们亲眼目睹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造”，关键的方法是形成单学科教授，强调高度专门的研究，以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德国的学术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全速发展，德国的大学制度在很长时期成为公认的国际模式。最后，在当前第四阶段，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法人的官僚机构，完全成为或者非常接近国家的一部分，一般地说，成为“近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历史的回顾表明，高等教育可以产生巨大的变革，也可以死气沉沉毫无活力。某些基本形式，比较显著的是类似行会性质的教授组织，其顽固性尤为突出。社会的这一部门开始就持有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很显著。在过去，这种紧张状态主要是大学教师反对官吏和政治上的统治者。现在，官僚主义的控制成为大学教师所要求的自由的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认为必须有这些自由才能有效地工作。国家对高等教育部门的权力越来越趋向制度化，变成官僚主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