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运动中的矩阵
变革是社会科学中最难对付的课题。它既可以指简单的重复、同类单位的增加，也可指发生革命和急剧变化。在寻找不同院校的变革原因时，人们常常陷于复杂的历史事物的困境之中，常常会为特殊的条件和表面上以偶然的，因而无法预料的方式汇合和分离的种种趋势所困惑。正如哈罗德·珀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历史分析在寻找普遍规律方面、在系统掌握联系方面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历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要超越事实和特殊性去进行解释。所有人都对某种程度的决定论、某些规律性的陈述感兴趣。如果理解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且过去和现在都为我们提供某些未来的指导，那么，我们就意味着承认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存在着重复的现象，也意味着一个时期的抑制因素限制，甚至决定另一个时期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的分析就深深地卷入了这类探索之中。在着眼于我们称之为组织结构的同时，组织的分析者坚信这些结构在历史上存在，并对当代事件有影响。然而，组织的分析历史上做得很少，很少有人对长期的发展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我们有必要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信念是怎样限制和引起变革的问题入手，来研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变革。正如玛格丽特·阿切尔指出的：“一旦一种既定形态的教育得以存在，它就会对未来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这种内部派的理论可以分为两种分析方法：①寻求对当代种种教育形态的历史解释；②试图把变革与现有高教系统的性质联系起来。
要对当代各种教育形态作出解释，可以仅仅去回顾历史，找出关键性的时期和条件。这种方法常常具有民族学的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归纳性的。
另一种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中主要类型高等院校的发展，可以通过先从理论上推导什么可能发生，然后确定实际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院校反应没有发生，并对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在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加州高等教育的扩张时，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假设了六种类型的结构调整，并注意到有几种结构出现了，而另一些则没有出现，然后他认为那些没有出现的反应就是产生不满和冲突的原因。这种研究变革的系统化方法在强调院校反应方面特别有益。即使背景是具有很大限制作用的，分析者仍然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供思考的选择方式。
当我们从古至今研究组织类型和形态的延续时，我们就面临着早期确立的形态是怎样制约后来那些形态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早在600年前创建的牛津、剑桥如何对19世纪创建的其他大学，或东京大学如何对日本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高等院校产生重大影响时一样。根据前驱的模式来解释以后各种院校类型、它们的实践和信念，是组织观点中运用历史分析的一种正确可取的方法。
最后，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有关高等教育矩阵组成的讨论的话，我们所看到的系统往往具有下列特征：它相对来说是以基层为主的（bottom-heavy），因为大量的思想群体是在基层工作水平上占有权力位置的；它是多方协调的（multicoordinated），因为各级行政管理层次和基层工作层次的许多群体都使用不同形式的权力，而且一体化行动的范围从政治命令到市场调节都有；在承担知识任务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的界线十分模糊，实际上是无限制性的；结构的支柱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庞大的总体矩阵。这些特征促使产生下列类型的变革：
（1）基层革新。思维模式和具体思想的创新与传播同有关的活动一起，是在包含该学科和专业的系和学院的工作中制度化的。在学者们认为可以立足的学术新思想领域，学术事业以一种自我推动——至少是内部引导——的方式前进：生物化学比种族研究容易确立其地位，计算机科学则比城市研究更容易确立其地位。这种基础的变革形式被许多人忽视了，虽然它不会形成全球规模，不会改变整个高教系统的结构特征，但在一种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中，基层革新是一种关键的变革形式。
（2）通过劝说进行的革新（innovation by persuation）。高教系统上层机构发起的改革，通常需要得到下层利益集团的支持，这种现象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为突出。由于权力的类型和份额的分散性特点，加上权威人士常常在基层或中层机构中工作，因此，上层人物通常必须与地位同等的人协商，建立内部的联合阵线，以贯彻他们的旨意甚至“命令”。处于基层的思想群体在贯彻执行政策和改革中是关键的参与者。
（3）渐进的变革。由于高教系统的任务和权力相当分散，因此全面的变革一般很难进行。系统越是先进，越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即“任何需要组织的协调努力才能着手进行的工作都很难着手进行，而任何需要组织的协调努力才能停止进行的工作都很难停止进行”，尽管管理的工具和理论都在发展。学术改革方面一个主要的错误想法——对民主制国家高教系统来说尤其如此——就是认为通过制定系统的计划及依靠中央法令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这种大规模的改革偶尔也产生，有的甚至取得了成功，但更有特色的改革源流是从无计划的行动中产生的点点滴滴的变革。当然，在独裁制和极权制统治下的高教系统中，允许在较大范围内采取较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措施。但即使如此，观察家们仍然报告说，适应需要的行动明显地是通过小步骤的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行动来进行的。渐进的适应是变革的普遍形式。
我们还可以指出，惰性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一所大学比一个系更难发生变革；一国的高教系统比一所大学更难发生变革。这样我们就面临了规划的困境：在改革的名义下，规划者创造出系统，但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惰性及大量的僵化事物，从而削弱了大学和系的灵活反应的能力。
（4）边界渗透变革（boundary—leaking change）。总体矩阵确保越界角色（bonndary-spanning roles）分散在各大学或学院的不同基层工作单位。组织中的边界通常限制在那些专门与环境发生联系的单位，如大学中的招生办公室、公共关系处、助学金和合同鉴定办公室。但是学术中的边界角色遍布整个结构，因为基础学科和专业学院的边界角色，可能与一个更大系统内外的同类角色建立联系。教授们关注着校外自己领域的进展情况；他们从事信息控制工作；他们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他们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开展联系，进行协调。因此，通往外部的桥梁有很多。变革往往就是静悄悄地、很少为人注意地穿过这些桥梁而产生的。
（5）无形的变革。知识作为一种材料、一种产品，尤其是作为一种过程来说是无形的。发展思想（如研究中）、传播思想（如教学中）、吸收思想（如学习中）都很难直接在它们发生时看得见并作出评价。当然，教授和行政官员都在这些活动上留下脚印，或尽他们所能为这些活动提供外部的标示物：关于研究的报告表明研究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教科书、考试、课程成绩甚至证书都明确代表了教学中发生的事。但是，许多东西是难以捉摸或难以评价的。由于基础的学术工作多种多样，神秘奥妙，并越来越受到各级组织层次的保护，因此，它们显得特别模糊。从高教系统的顶部或外部，甚至从内部都很难感知什么是恒定不变的，什么是在变化的。工作实体的相对不可见性，可能是认识学术系统内所发生的事的困难的核心。
矩阵是这样运动的：它依靠许多基层的创新；依靠劝说和自愿而不是命令进行的创新；依靠渐进的而不是全面的革新；依靠静悄悄地渗透院校边界的变革。矩阵运动常常以无形的方式进行。矩阵的这些运动趋势源于人们普遍接受的、持久的高教系统的工作、信念和权力结构，源于围绕学科和院校形成的高教系统的基本组成成分，以及依靠各种手段对高教系统进行的协调。就高教系统的变革模式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变革模式有所不同这一点说，高教系统的这些发展趋势有助于阐明高等教育的固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