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和文化

把社会学诠释为社会组织的研究，人类学诠释为文化的研究，这两个框架只有一点道理。很多社会学家分析价值、态度、规范、信息、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社会行动的比较象征性的一面。很多人类学家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如氏族、工厂和学校，强调组织的一面。这两个领域所宣告的题材，在社会现实中紧密地互相盘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每个领域采用被猜想属于另一个领域的许多定义。因此，“文化”实际上可以纳入“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可以纳入“文化”。

本书反映了这两个学科观点的融合。本书第四章十分直接地研究组织的组成部分，也描述知识，即形成概念的材料，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共同本质。文章强调信念作为高教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与工作和权力的结构紧密交织。本书第五章讨论高教系统内部各集团的地位，在结构和价值观之间往返交织，说明地位和等级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地位的安排在高教系统内部和外部各集团的价值观和规范中实现了传统化，同时在资源分配、任务指定和权力的模式中实现了制度化。

接着，本书第六章着重讨论学科文化，也指出学术“氏族”，探求这些氏族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分化，并试图研究智力活动的“场地”。托尼·比彻在他自己关于文化的研究中，研究了学科的边界和学科统一的程度等结构特征。本书第七章研究科学系统和高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把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家传统上强调规范与价值观和为了支持高等教育内外的科学很需要强调机构建设联系起来。西蒙·施瓦茨曼重新讨论了多重的结构问题，试图发现它们怎样作为一系列的观念和活动决定科学的命运。

总之，要了解高等教育的社会结构，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要了解高等教育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它的结构。二者融合就是结构和文化混为一体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观点、人类学观点和组织的观点的结合，成为一个宽阔的分析方法，可以矫正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缺陷。在强调通过国家指挥结构，或通过由于追逐自发的自身利益而出现的经济交换所造成的调整和控制时，“政治和市场”没有考察其他群体行动的形式和规范，或者干脆把它们放在从属的地位。但是，许多其他形式，与国家决策和经济交换脱离，并和规定的那些模式作为正确的行动方式，甚至惟一的行动方式的信念一起传了下来。在许多有权威的运行集团的系统中，这些其他调整和控制的来源显得突出。科学是一大批这种程序和共同假设，是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当我们集中注意国家的指挥机构或市场的交易时，这个世界就没有被占领。此外，像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这类坚定的学说，影响教授的不同类型的作用，创造并维持了关于大学教师应该怎样工作，特别是别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们的许多有力的形象。本书第四章所讲的权力的行会的形式从下到上影响学术系统的调整作用，但是它既非国家指挥的一部分，也非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大学教师比国家官员或者市场预见更能目睹和影响彼此的行为、学生的行为，他们对声望的分配变成了一个掌舵的机制。

当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组织理论家和其他一些人探究高等教育制度和文化时，他们拓宽了我们考虑因果关系的结构。政治经济学由于具有相当大的分析的力量和前途，很容易先受到注意。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需要有一个矫正措施，就是要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其他观点提供我们注意其他基本的结构和价值，从而提出补充的和可供选择的解释。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政治和市场，我们就忽略了“社会”——其余社会组织。当我们增加其他观点时，我们就带回了“社会”。

在这点上，主要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比较研究将是很有启示性的。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通过比较各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例如美国和法国比较，日本和英国比较，我们已了解得很多了。当我们进一步在宽泛的水平上进行比较时，例如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比较，对于高等教育的基本特性我们会了解得更多。例如，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和外部，伊斯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怎样？自从12世纪以后，伊斯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与西方大学的兴起和成就相比，严重地延迟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1世纪中期伊斯兰发展了学院，早于西方国家。但是，就各个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说，虽然它是围绕着特殊的形式和有关的文化组织起来的，但这些形式和文化已经缺乏活力了。它们完全集中于法律和宗教的学习，实际变成了宗教法学院。即使有基金资助，它们自己并不发展共同的法律人才，并仍旧受到广大宗教结构和信条的严重束缚。作为单独的教师或研究员的团体的“大学的理想”并没有生根。个别的教师和学生仍旧受到严密的约束，整个学院受到抑制，无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和专业实践。相反，西方的大学发展成为比较独立的形式，能在教会与国家之间使用策略，自由行动：以行会的方式组织学术工作，强调小型的教师集体对法律、医学和神学等领域实行自主控制。特别在文艺复兴以后，这样的集体富有生气，强调理性的研究而不是传统的思想，合并新的领域，改变旧的领域，尤其是限制宗教的研究。大学变成能进行相当大的扩充和吸收的机构，从19世纪开始，它成为科学领域进行巨大专门化的中心；在20世纪，则实际上变成一个控股公司，包括一大批学院，培养大量专门职业的专业成员和半专业人员，提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许多新学科的教学。

在所有这些有教育意义的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制度的和文化的观点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所忽略或次要的特征，解释的能力从而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