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层的政治

最后，我们将讨论全国性高等教育政治学的性质。在这里，我们要揭开政府这个黑匣子的秘密——政府和各利益集团一起是高等教育的主办者和合法地位的保护者。我们还要涉及诸如出版界、各种专业社团和其他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其他现象还包括市场和非组织的支持力量，与利益集团相比，它们的作用更为间接和模糊，政府难以把它们称为“势力”或“力量”。

第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如何与更庞大的政治体系交织的问题。我们反对高等教育必须是更庞大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在高等教育与支持它的环境之间有一个输入和产出的问题。但是更庞大的政治体系难以期待高等教育始终支持它。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引人注目的自治，很难表明在分配经费以前自治被缩减。高等教育的自治得到对它种种有利的神话的支持，这些神话也保护着医学专业。如果总体上允许这些高等学校自行其是，那么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我们再次引用普雷姆福斯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普雷姆福斯发现，在中央政治这一层，许多评论家都夸大了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问题的程度。在法国和瑞典，潜在的多数党联合之间的差异都比英国的大（他的这些观点写在最近的大削减之前）。我的看法是，在“二战”后的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激进的保守派政府当选，进行类似英国1979年的变革以前，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党派间不同的政治观点对高等教育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种会致使高等教育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一个子系统的内在逻辑。

就利益集团而言，劳资双方主要的拥有法人地位的利益组织在瑞典，比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更多地介入高等教育政治问题。政客、官僚及其他利益集团对高等教育政治有更大的影响。在全国性的决策过程中，学者的地位被大大地削弱了。在各国，个别重要政治家对高等教育有影响，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埃德加·富尔和戴高乐对法国1968年高教方向法案的制定；哈德罗·威尔逊和吉尼·李奠定英国开放大学的基础；奥拉夫·帕尔姆对瑞典高校学生的补助体制；罗纳德·里根削减联邦政府对各州和私立高校的补助等等，就是例子。

普雷姆福斯得出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政策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政策实施的办法。争论的问题规定其涉及范围、主要力量、基本工具和可用的资源。但是，他认为在高等教育方面，英才甚至个人行动的自由，相对来说似乎比具有政治特色的领域大一些。在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似乎是由一小群决策者发起的。教育和科学部的官员长期关注来自中学的压力，因为高等学校容纳不了中学的毕业生。自由派的部长和相信扩张的保守党大臣们捡起这个问题；而工会只是一般性地支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它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在瑞典，一个强有力的利益联盟，通过委员会或其他类似形式得到制度化，迎来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高等教育是关系到选票甚至选区的一个问题。

在英国，利益集团并不强大。在20世纪60年代初，它们通过教育和科学部影响保守党大臣们，提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论点。但这个问题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来，也从未引起争议，而是以一个法律的程序——包括首相任命罗宾斯委员会和首相接受扩张建议，简单地解决了问题。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政治学的根据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能在英国找到教育扩张的主要动因。我们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臣们就开始认为，来自学校的压力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不可抗拒的需求，这个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当时的教育大臣大卫·爱克尔斯爵士在1961年下院的一次辩论中提出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中等教育考试委员会批评大学入学要求时，阐明了这种压力。我们还知道，经济学家在扩张论据的背后加上了他们的分析力量，特别是这种分析力量是以劳动市场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位教育扩张的积极支持者，杰弗里·克劳瑟（Geoffrey Crowther）和拉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他们两人分别负责起草1959年报告和1963年报告，并任两个重要的政府委员会的主席，他们还是经济学家。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测，消费需求和会导致收入增加的技术培训的要求，是引起教育扩张的主要的背景因素。还有两个因素也导致了扩张——出生率的上升和鼓励延长教育年限的政策。然而，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中，却找不到连接扩张意识表述与扩张政策制订的确切机构。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时期要求入学者、赌金保管者，或选区发展所提出的需求。我们只知道很多学校为它们的学生要求更多的学额，很多人想被高教机构雇用，很多城市想建立自己的大学。当时，除了国家权力的增长，最重要的趋势就是学术权力的增加以及学院成员、年轻教师和学生的参与决策。教授们当然也向非教授教学人员出让了一部分地盘。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英才主义，也由于政府提供了一个与大学竞争的“公立高等教育部分”而被削减了。

但是，在整个扩张时期，许多结构关系仍然未被触动。有人指出，由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学者社团，他们的革命态度被软化了，后来英国对学生运动的让步也就比欧洲大陆宽大。尽管枢密院委员会批准的特许状向大学校务委员会提供了相当大的权力，规定该委员会中校外成员占多数，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系的权力和学者的权力仍然未被社会干预所触动，也未被国家或高等学校内部的官员所触动。

但是，当政府在1981年提出一项大幅度的削减政策时，高等教育界才发现，它没有一批能对广大政治体系施加压力的委托代理人，高等教育不可能依靠它对知识学问杰出的专门贡献来保证财源和自治。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了解宏观政策变动及其不确定的后果，是否会促成高等教育的基层单位和学术界恢复它们的原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