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衰
统治高等教育经济学近二十年的人力资本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密的一段名言：
“任何占用了资金的机器装配好以后，人们一定期望它在破损之前所完成的工作能够收回投在它身上的资本，而且至少获得一般的利润。而一个人要想适应那些需要超常的灵巧和技术的工作，就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和时间去受教育，这个人就相当于那些占用了资金的机器。人们一定期望，他们所承担的工作能得到高于普通劳动的工资，能够偿还他的教育支出，并且至少获得同等价值的资本的一般利润。而且，要用像考虑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一样的方式来考虑人的寿命的不确定性。由此，这种偿还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
“有独创性的艺术和自由职业方面的教育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支出，所以画家和雕塑家、律师和医生的报酬应当更高，同这些职业相类似的其他职业也应该如此。”
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当代的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芝加哥的舒尔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的演说“人力资本投资”，以及1964年出版的贝克的《人力资本》一书。
经验主义的人力资本经济学的核心，是对受过不同水平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工人的收入差别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在考虑到像性别和种族这类变量之后，个人一生的平均收入同他们具有的教育水平正相关。收入的差别如此之大，即使考虑到私人的教育支出，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投资的个人仍然得到正受益。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私人收益在许多国家趋于减少，但数字仍然不小。
对私人收益率的分析，在解释和预测对高等教育的级别和类型的需求变化方面，是很有潜力的方法。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人们对这种私人收益率的积极的经济含义的研究很少有兴趣。人们把收入看做工人边际生产率的反映，因而把收入的差别解释为社会收益率的表现。强调社会收益率出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理由。从理论上看，关于收入和生产率的假设，能够使人力资本经济学把对劳动者的收益和对资本的收益统一在单一的框架里。这样，拥有一台机器和拥有生产技术就不存在本质差别了。从长远来看，经济人将根据相对的收益率从一种资本形式转变为另一种资本形式。
从实际上看，对社会收益率感兴趣的理由来自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支出的迅速增加，由此就使在高等教育和其他用途之间恰当地分配资源成为重大的政策争端。社会收益率的概念为解决这一争端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目标和毫不含糊的标准：公共当局应当继续给高等教育或专门的高等教育投资，直到体现在毕业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社会净收益率相等于用于长期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时为止。
从一开始，教育经济学就与政策密切相关。那些对人力资本的假设和证据，只是一知半解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之所以认为应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其部分原因就是认为这种投资的社会收益高于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的证据支持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倾向。
继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降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开始降低到相当于其他学历的工人的工资水平，至少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是如此。这种情况使政治家和大学考生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价值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开始受到教育社会学的挑战。教育社会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别并不归因于高等教育对资本的创造，而归因于高等教育在选择具有一定素质（如智力、高尚的动机、工作勤奋等）的个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这些素质很可能对就业也有作用。
这种观点就是“筛选论”或“文凭主义”。这种“筛选论”或“文凭主义”的许多解释是缺乏根据的，经不起严密的调查分析。例如，20世纪70年代相对收入的减少可归因于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降低，其原因是6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需求来说有些过剩。可是按照文凭主义的大多数解释来看，既然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在低等工作上，那么文凭主义就将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差别。文凭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们受到新参加工作者的教育资格明显膨胀的强烈冲击。一些作者对是否有令人信服的验证表示怀疑，他们的文凭主义观点发生动摇。正如莱亚德（Layard）和赛哈罗布洛斯（Psacharopoulos）所指出的，任何简单的市场验证都不可能区别开人力资本的解释和筛选解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学校教育能否解释收入差别，而是它为什么产生差别。
无论它们的社会收益率的含义是什么，文凭主义理论和筛选理论都没触及高等教育投资私人收益率这个概念。对个人来说，他不像政府那样关心大学教育为什么导致收入增加，个人所关心的是大学教育增加收入这一事实本身。如果个人对高等教育抱有投资的观点，那么，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受到未来收入前景的影响，不管这些收入是否来自高等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素质，也不管文凭是否被雇主看做已经具备素质的可靠保证。
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论之间的争论结果，对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文凭主义能对高等教育的经济职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有关公共补助的“效率”和“公平”的诉讼都会减少。从效率的观点来看，赞成政府补助的论点是，如果没有补助，那么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个人收益的不确定，就会造成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然而，正如文凭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如果高等教育在国家收入方面并不产生任何净收益，那也就不存在什么投资不足问题，而只不过是同一收入的不同分配问题。从公平的观点来看，如果公共补助的效果是使某些个人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分配，那么对这些分配的优势进行补助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公平的原则要求大学毕业生在缴纳高等教育全部费用之外再缴附加税，以对社会其他人所处的不利地位进行补偿。
近年来，人们的兴趣明显开始从社会收益率转向私人收益率，以此作为解释私人对高等教育需求变化的途径。
对高等教育的私人需求经济模式进行分析，其价值在于它有助于解释不同时期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有些人愿意上大学，也有些人确实不愿意上大学。在这两者之间，由于环境的原因，人们程度不同地愿意或不愿意上大学。私人需求经济模式认为，对这后一批人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将来的经济收益率是影响他们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适用范围不一定广泛到可以解释过去20年来欧洲和北美洲所经历的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作者在其他地方曾经介绍过，在义务教育结束的时候，英国大约有30%的人没有决定是否在通向高等教育的轨道上继续学习。
人力资本理论不可能重新获得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学术优势和政治声望了。然而，经济学家对高等教育的兴趣仍然可能持续不衰。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与高等教育的私人需求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