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高等教育
如果我们要提高对高等教育怎样运转的解释能力,我们还必须更充分地了解近代科学的性质和组织。科学的思想和活动越来越大地笼罩着近代生活。有一个巨大的由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组成的综合体,这个巨大的综合体可以适当地称之为“科学等级”(Scientific Estate)。这个等级有强大的自治倾向。对这个等级的很多成员来说,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和包含一切的社会,不加夸大地说,自成一个世界。这个等级的规范体系使人非信从不可,等于一个和宗教竞争的世界观。但是,这个科学的综合体当然必须与社会其他机构发生关系,特别是和作为经费的主要来源和公众监督的中心的政府发生关系。它必须有专门的工作场所,供给成员住房。在多数国家,最重要的场所在高等教育系统。在科学研究场所不在高教系统的国家,教授在科学等级中仍旧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在校外的研究委员会和研究所担任职务,并训练科学工作人员。总之,高等教育总是卷入科学研究,通常成为中心活动场所。
因此,科学和高等教育怎样相互联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书第四章所介绍的矩阵组织,着重提出它们最常见的交叉模式的基本面貌。科学的学科是学科义务的最有力的部分。每一个科学领域成为高教系统内部、最终跨越各国高教系统,跨越各高等院校的成员资格、义务、声望和权力的来源,有力地制约着高等教育。但是,反过来,高等教育的义务跨越各学科:每所院校把“它们”的成员作为“学科”的成员,指定他们的职责,给他提供一定的报酬和制裁,分配声望,行使职权,使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为高等教育所制约。但是,正如在本书导言和施瓦茨曼在本书第七章所强调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制约联系很少受到注意。两种研究文献构筑它们自己的世界,力量比较大的科学社会学发展了井蛙之见,基本上忽略了科学家在院校的场所工作。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方面,本大维的研究在注意高等教育结构怎样形成科学活动和科学进步方面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一般关系,各国有很大不同。主要的两分法是科学在高教系统之内和高教系统之外。19世纪最主要的高教系统——德国的高等教育和20世纪最主要的高教系统——美国的高等教育,根据教学和科研应密切结合的信念,科学集中在高教系统内部。一些奉为神圣的学说和实践在这里推行,特别是在两国高教系统中的重点院校推行。但是,在德国和美国,科学越来越设置在高教系统之外,特别是在联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兴办的许多研究所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这些中心使尖端科学不受高教系统统一分配资源的要求的约束。但是,德国和美国的高教系统仍然是科学在高教系统之内的重要模式。相反,法国在19世纪制定一种安排(这个安排继续到现在)科学主要在高教系统之外的研究院发展。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如前苏联模式,甚至更进一步实行在高教系统之外发展科学:高等教育主要从事教学,研究院主要从事科研。
在“科学共和国”基本位于大学的那些高教系统,科学的力量和其他思想模式和研究领域比较,可能有很大差别。有些高教系统,科学占优势,如德国;有些高教系统,科学居从属位,如意大利。意大利有强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从1900年到1950年的半个世纪以内,在克罗齐的巨大影响下,人文主义传统重新恢复生气,并倾向于支配大学系统和一般的意大利文学和哲学生活。
随着科学和高等教育活动的扩大和复杂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主要部门的关系的变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交叉越来越重要。高教系统各部分分化,对科学和研究的重视程度几乎总有不同,通常在“大学部分”与“非大学部分”之间发生破裂。大学被看做科学和科研与教学结合的正当场所,甚至围绕教授的科研活动组织的教学,最好也是在大学。相反,师范学院、技术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很少被看做科学研究的场所。这些学院的教授把别处所创造和整理的知识教给学生。如果时间许可,也许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上补充一些“应用研究”。
在高教系统各部分极端分化的地方,如美国,对科学承担的义务的变化也趋极端。50所左右大学,愈来愈被称为“研究性大学”,是研究经费和科研人员集中的地方。相反,一千多所社区学院事实上并无科研经费。主要的文理学院提供一些研究的条件,并对出版书籍给予报酬。但是,几百所普通文理学院,对科研几乎不予支持。州立学院中出现两极分化,有些学院学习大学的方法,这是美国高教系统中“学术偏移”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还有些学院在不支持科研的情况下保持固定不变的性质。
大科学是很花钱的项目。如果大科学在整个高教系统铺开,那么所有高教系统的各部分都很费钱,这个情况转过来增强那些反对扩张和增加学生入学机会的人的实力。最好的科学也需要才能高的人,并通常都采取集中的形式,因此难于分散到整个系统。所以,费用和才能鼓励把科学安置在高教系统的某些部分,享受特权,在经费方面区别对待,从而使权力本身按两种基本的方式分配:科学部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由于资源和所获得的声誉而增强力量;有些学生能使用科学知识,而另外一些学生则不能。不难理解为什么平等主义者对科学感到不安。甚至当科学共和国内部的组织开放和多元化时,它也会使高等教育倾向院校和部门的分化,然后按其任务、报酬和地位排列等级。如果高教系统并不广泛分化,那末,抑制费用变成抑制规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入学机会。
所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广大结构特征,特别是部门分化和院校等级,对科学发展是重大问题。政府对高教系统控制的性质以及各院校在科技人才市场所能进行竞争的程度,变得很重要。凡是关心科学计划和理想的命运的人将越来越应该了解高等教育内部许多表面上看来是普通的结构的讲座、系科和研究生院给科学提供的支持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