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意义

上述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的分析，对教育决策有何意义呢？首先，如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科学研究在拉美高等教育的某些部分占有地位。但是，把今天的英美等国的研究性大学——各校有竞争和革新的机会，为整个高教系统树立标准——移植于体制不很健全的拉美环境，教学和科研的实际内容易为学术行为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模仿所替代，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无论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明智的方法是把科学研究限制在那些具备必要的科研条件的中心，而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余大部分学校来说，则着眼于激发与教学和社区服务有关的其他教育的价值和目标。

科学研究有可能真正在没有科学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立足吗？我们首先必须扫除一些极为错误的观念。例如，“拉丁文化”中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科学敌对的因素；试图发展更适于拉丁（或其他）文化的、与“西方”科学竞争的“另一种科学”，是毫无前途的；仅凭资金的输入、提供奖学金计划和派遣访问教授都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和几个世纪以前的西欧一样，现代科学都是从外部引进的。把科学在拉美发展的条件与早期欧洲大学的条件相比，可以看到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科学知识都被视为是一部分抱怨传统大学牢固地位的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但是，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欧洲的科学运动出现于“科学”相对简单的时代，而同时期的大学文化则非常复杂，建立在形式逻辑和古典语言的基础上，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这使得一批业余科学家、非专业科学团体和自学成才的科学天才得以出现。当代的情况完全相反，科学已成为极端复杂的活动，需要掌握高等数学、博览文学和精通外语，而正规教育体系则具有群众性倾向，入学趋于标准化和民主化。拉美的科学家既不走法学、医学和工程学等传统专业的尖子教育的道路，也不走比较大众化的通过新技术或半专业性职业得以升迁的道路。早期欧洲的科学家积极参加作为资产阶级理性革命一部分的广泛的社会流动运动，而拉美科学家作为新兴的有识贵族阶层的成员则要孤立得多。

科学家如何确定自己的社会作用，这种确定又与其社会出身如何联系，这可能是有待将来去研究的复杂课题。巴西的经验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表明，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医学专业中的贵族阶层成员。另一方面，物理学领域中的科学家很可能出身于移民和向上迁升的居民，他们是新知识阶层中起积极作用的那一部分。实用科学的研究者则往往把自己当做从事新兴专业的人，占有专门知识并由此获得合适报酬。社会科学家更接近物理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的未来有赖于科学的制度化，使科学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相对稳定的专业，既不丧失它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的光彩，又不完全被淹没在高等学校的教师的主流之中。如果科学要吸引最有资格的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科学本身必须有声望，具有社会适切性，因为其他专业所能提供的更有形的奖赏是科学很少能提供的。同时，把科学研究工作与教师职业完全等同起来，可能意味着减少科学家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学校中的问题以及工会和专业（非学术工作性的）方面的事宜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这对科学工作是有害的。

科学的专业化有赖于经济的、政治的和学校的因素的复杂的结合。我们需要考虑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例如，技术研究的加强，要求有一个包括大力发展和采用自动化技术的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这些政策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军事集结到阻碍技术进口。一旦达到这种要求，下一步就是建立相应的教学制度，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学术性较强的基础研究，不受工业政策的直接支配，也许容易得多，只要机构中具备必要的条件，其中最明显的是用于支付工资、购买设备和建造场所等所需的资金。资金应拨给恰当的负责人，因为科学研究通常是由教育机构或政府机构中的若干小部门组织进行的，因此它们的规模和政治力量有限，常常不能维护自己的标准和组织程序。过去几十年里，巴西成功地建立起一系列财政机构，它们绕过教育部门和财政机构的层层关口，直接向科学家或他所在的系科与研究小组拨款。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规模的扩大的和质量的提高，以及预算的限制，出现了中央控制和协调研究经费的趋势。这种中央集权被认为是对先前把经费拨给当事人的制度的一种威胁。

最后，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有效发展，需要时间，要求机构的稳定。而如果社会在社会动乱和政治压迫中经常动荡不安，加上持续不断的学校改革，这些条件就难以满足。这种观点并不见得一定稳妥，因为并非所有形式的稳定都有利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影响它们发展的还有其他社会价值观念和目标。然而这说明了为什么在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中，在教育机构和科学界工作的人们因工作受挫而非常恼怒，并认定惟有政治能解决一切问题。不幸的是，这只是一种自拆台脚的预言，因为过分倚重政治会进一步削弱科学与教育，使其更易受政局不稳定的影响。

总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机构建设是一件冒风险的难事。它涉及互相联系又极为不同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冲突的活动。它可能产生未曾料及的和矛盾的后果，且由人们通常难以控制的变量决定。然而科学研究是发展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哪个社会会甘心情愿地放弃科学研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像西西弗斯[10]一样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因所在。[11]

（郑继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