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点

哈罗德·珀金

与各门学科相比，历史学是一门题材广泛、方法多样的学科。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历史，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又包括了人类社会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至少从潜在的角度说是如此），因此历史学家常常必须闯进其他学科领域中去，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或一度是现实的）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因此，历史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神学家那样说“这不属我的课题领域”。不管什么，只要有助于阐明他的特殊问题，都属他的研究范围，他都必须加以注意。

例如，如果他想知道为什么产业革命产生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它又是怎样扩展到这一些国家而不扩展到另一些国家的话，他开始可能从经济的、地理的和技术的角度去寻找答案。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要获得满意的答案还必须从政治的、文化的、理智的甚至宗教的角度去进行探讨，研究那些有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少数前工业社会的整个性质和社会结构。

这种研究过去的整体论方法当然仅仅是一种理想，一种方法或一种观点，而不是现实中历史学家可以引以自豪的成就。它当然不能代替现代各种分析学科或这些学科中研究人类活动的那些更为专门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它可以为它们提供一种背景和一种观点。然而，如果一定要我们把历史方法的特殊性加以明确的话，我们不妨说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说得更具体些，它既研究未被人们承认的和人们尚未预见的变革，同时也研究人们计划的或有意进行的变革；既研究影响全部人类组织机构兴衰的潜在过程，也研究对待变革的顽固抵抗行为。当历史学家走上战场与难以驾驭的过去开始较量时，写在他的战旗上的警语是“事物虽在变化，其名仍然无异”。

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能体现上述思想的要数高等教育发展史了。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

知识是力量。但是它是用于什么目的的力量？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大学千百年来的荣辱兴衰，说明它是怎样从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成今日在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为方向的技术型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的话，那就是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但是一个动力站对一个主要兴趣旨在协调启示和理智、上帝的作品与上帝的更现实的世界的中世纪社会来说是一回事，对一个上帝就是社会进步，就是为了子孙造福的社会来说是另一回事；对一个努力以科学发现去掌握世界，不仅要解开自然的奥秘，还要解脱自然给人类带来的负担的社会来说是一回事，对一个担心因滥用科学发明或人类制造的各种产品而毁灭世界的社会来说又是另一回事。有时，动力是自我毁灭性的，如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这时期，统一基督教学问和古典学术的人文主义，团结了学术界，对准教会与国家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局面，把它打得粉碎。有时，动力有所减弱，因此不得不在大学以外重新点燃，如在科学革命和早期工业革命时期，这时绝大多数新科技都不得不从各种特定的学院和学会中产生，并在新设的技术学院中传授这些新知识。有时，对动力的要求又超出了大学能力所及，如在工业革命后期和现在的后工业社会时期，这时不得不建立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新的动力站去满足时代对更多的专门知识和群众性高等教育的需要。但大学这一动力站是——或至少经过一段时间滞差后——能够使自己适应社会对更多、更合适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人员的需要。

要充分证明这种思想，需要写一部历史巨著来全面详尽地阐述大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工作至今尚是一块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在这一章，我只是尝试通过集中阐述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下列四个重要阶段或转折点来说明上述思想：

（1）对中世纪社会秩序既起过推动作用，又起过摧毁作用的一种欧洲独特的机构的产生。

（2）通过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学的案例研究，说明近代欧洲初期这一机构的兴衰。

（3）19世纪德国大学基本上是无意识地转变成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德国大学对英、美、日的同样并非有意的影响。

（4）作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axial institution）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中叶发展到了顶峰。“后工业社会”以发展服务业为方向，依靠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新的受过大学教育的英才，因此存在着产生于“尖子高等教育”与“群众性高等教育”内在矛盾的困境。

把上述四个方面贯串在一起的中心主题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却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则最不自由（这并不是说自由可以自动地结出丰硕的学术之果，而控制一定会阻碍学术水平。18世纪英格兰大学的自由导致大学变得死气沉沉和享乐主义泛滥；而19世纪受国家控制的德国大学教授不管洪堡教学自由的理论，却写出了杰出的学术著作）。大学诞生在一种无论在政治、精神方面还是在知识学问方面都处于分裂状态的独特文明之中。大学的规模发展到最大时，正是社会越来越依靠政府全面控制之日。为大学独立追求知识所需的自由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