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的转变及其仿效者
德国大学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一场类似苏格兰大学的变革，但它对世界范围内研究的理想的传授，其影响要比苏格兰大学大得多。德国大学的新思想与苏格兰大学的创新无任何关系，对它起影响的是法国大革命和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这一事件。
有一件事被人们经常提起。当哈雷（Halle）大学被拿破仑镇压，因而呼吁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其他地方重建该大学时，威廉三世答道：“对！好！国家必须用精神力量去补偿物质上的损失。”他任命威廉·冯·洪堡任内务部长，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创办柏林大学。洪堡对大学极为重视，他把大学看成是社会的道德灵魂，是为了确保获得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Wissenschaft，它常常被译作科学），正如后来认识到的，并不时适应一个当时尚未存在的工业德国需要的以研究为方向的，尤其是有关自然的科学。它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而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心理态度、一种思维能力和技巧。它不是要确保掌握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确保记忆力受到锻炼，理解力得以提高，判断力得以纠正，道德感情得以升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为从事任何专业——它是出于自由的意愿和为了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自由和能力。
Wissenschaft（其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更接近于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人文主义，它以柏拉图唯心主义形式——柏林大学第一任哲学教授黑格尔即为其代表——再度重现。的确，Wissenschaft是如此“纯粹”，如此不同于实际知识或应用科学，以至于——例如，德国医学教授不允许去看病人，工程学之类的技术科目在19世纪末以前不能被列入大学课程，因而只得在专科学校中教授。
然而，德国大学的灵活性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德国大学体现出一种专业化的、以研究为方向的理想，从而成为其他先进国家进步的高等教育体制模式。但这并不是由于洪堡理想的缘故。这种情况与18世纪的苏格兰很相似：专门化的单科教授职席纷纷设立，而教授的声望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他对自己这门学科的贡献。像化学界的李比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冯特、历史学界的朗克这样的著名教授对确立德国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的地位贡献很大。
从结构来看，德国大学以讲座占有者为中心，由他领导研究所及下属助手（编外讲师和研究生），因此在德国大学中增设新的教授职位和新学科要比通过设第二个或第三个讲座来发展老学科容易得多。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学科的创建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德国这种大学体制本来会变得不适合需要，由一名教授领导的严格分设的、孤立的研究所本来也会阻止输入新鲜血液，妨碍革新和竞争，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德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从学科发展，新大学、技术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创建来看，还是从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从1850年的13，000人左右增加到1914年的64，657人）来看都是如此。大学原先是为政府机关、教会和各专业培养人才，学生也主要来源于上层政府官员、牧师和专业人员家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出身于商人阶级、中层政府官员、其他白领职员和学校教师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攻读科技、医学和其他职业学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即使他们打算做公务员（的确有三分之二弱的学生成了公务员）时也是如此。
国家在德国大学的发展中起很大作用。它是大学的创办者、经费提供者、教授和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雇主。矛盾的是，国家一方面保证大学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同时却又寄希望于教授和学生报效国家——在这后一个方面，国家直到1918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直到1933年甚至更后来）都没有失望过。
近代德国进步的、以研究为方向的大学后来广为世界各地所羡慕和仿效。那些仿效它的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都很有选择地借鉴德国的做法，且他们并不总是理解他们所取的东西。如果大学是一个职能可以改变但名称可能不变的机构的话，再没有比欧洲——或更确切地说德国——的大学模式移迁洲（国）外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虽然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对德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十分羡慕，甚至妒忌，但英国人对德国大学的哲学和历史甚至化学和工程的借鉴都是很有限的。虽然英格兰在19世纪新办的大学和大学学院都采用了教授制，但它们这样做更多是受苏格兰的影响而不是受德国的影响，而且英国教授从来没有获得德国同行那样的独立性并像后者那样拥有个人研究所。此外，英国教授也不是由国家任命并由国家付薪的文职官员。在英国大学体制中，教授是同事中的带头人，他手下的讲师是他的同事，而不是像德国大学中的编外讲师那样是无薪水的助手。学生也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像德国人那样可以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自由来往。在19世纪50年代，牛津和剑桥皇家委员会曾仿效德国大学的榜样，主张加强教授制，但它们的目的主要是想加强大学在各学院面前的地位，牛津的教授与具有集体组织的各学院研究员相比仍然是无权的；更多的是由于本土的原因——包括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新兴产业社会的各种要求——而不是由于德国的榜样。19世纪后期英国新老大学重新兴起了研究之热，虽然改革倡导者也充分利用了德国的榜样。
德国的模式在美国得到了最有意识的模仿，但其后果却很少具有德国性。19世纪自由市场式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德国的国家控制和国家提供经费的大学体制有天壤之别。在美国，任何教育上的创业者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办学院，教授任何内容——如果学生交付学费并想学习这些内容的话。即使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以向教派牧师和“基督徒绅士”提供普通教育为初衷的老学府也深刻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根据1862年《莫雷尔赠地学院法》创办的州立学院则更有意识地去适应地方对农业技术教学的需要。其中规模最大的大学——坐落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完全表达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想：大学和学院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任何方面教学的机构”。但在19世纪中期，绝大多数美国学院提供的仍然是自由科目方面的普通教育，这种传统实际上是中世纪“三艺四科”的现代翻版。这种传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一直维持至今，它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荣誉学位”不同，提供的是普通性的生活训练课程和专业。
然而，事实上从那个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人对他们的高等教育，与欧洲（尤其是德国）教育相比，有一种自卑感，在高级专业训练和科学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人派遣他们最有前途的学生去欧洲留学。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些美国留学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德国人的思想：
“留德归国后嘴边经常谈论着‘科学研究’的那些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把这一术语与德国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凑合起来，而它在德国具有十分不同的背景。德国人的‘纯学术’理想——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功利性要求的影响，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变成了‘纯科学’的观念，它具有这一概念在德国所常常没有的方法论含义。Wissenschaft一词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几乎是‘沉思’的含义被美国人忽略了，美国人似乎总是假定‘调查’即意味着某种有特殊科学意义的事物。”
美国人认为，一所学院除非有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专门用于研究，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所大学。美国人的这一信念对美国高等教育具有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它的非德国式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它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方面。弗莱克斯纳曾经指出：“大学本质上是做学问的场所，它致力于知识的保存、系统化知识的增加和大学生的培养。”弗氏认为，在实现这一理想方面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落后于有名的欧洲大学，但美国的研究生院办得相当出色，它是美国大学的精髓所在。这种思想导致1876年创办了弗氏所认为的美国第一所真正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这所大学设有开拓性的研究生课程和杰出的医学院。竞争迫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州立大学纷纷设立或改进它们的研究生院，以获得完全大学的地位。幸运的是，这些大学并没有放弃它们的本科生教学。这样，美国的尖子大学最终形成一种双层体制，一层是“学院”或本科生阶层，另一层是“大学”或研究生阶层。这种体制从它的系统的组织和规模来看，尤其是从研究生阶层来看，是现代欧洲所没有的。总的来说，德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有益的，但这种影响只存在于德国大学模式的羡慕者的思想中。
日本受德国的影响虽说更有意识，但也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有意识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日本政府官员认为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兰学”（意指一般西学），英美的技术，德国和奥地利的宪法，法国的初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德国高等教育十分适合于日本，因为德国的政府体制和社会状况与日本有些相似，在这种社会中，高等教育体制由国家控制，并适合于为国家制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规划培养政府官员、专业人员和工程师。日本新兴大学有意识地模仿德国模式，设法律、医学、自然科学、哲学各学部和讲座制。每个讲座由一名教授担任，并由讲师、助教和研究生协助他工作。这样，讲座成了日本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单位（至少在早期阶段是如此），既重视科学研究，也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形成。
但是，实际上，日本的体制与德国相去甚远。日本人不能想像“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他们对国立大学的教学严加控制。对日本人而言，Wissenschaft纯学术或纯科学的概念是它们没有条件贯穿于实际活动中的，他们的重点完全放在实际科目和应用科学方面。工程学，德国是放在工业大学中的，而在日本自一开始起就是大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医学教授，正如我们提到的，不允许看病人，大学外的一般开业医生则不能去大学医院和使用它的医疗设备，而在日本，这两种做法都受鼓励。日本大学的学部不是自主的单位，它受政府大学管理部门领导。日本的讲座制也很不相同：教授没有个人研究所；每门学科常设一个以上的讲座；日本大学没有德国那种不付薪的编外讲师；付薪的讲师、助教与其说是下属不如说是同事；学生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在各大学间自由来往，与最好的教师呆一段时间，相反，他们得通过异常激烈的竞争进入最好的大学，在那儿一直呆到毕业，然后入政府部门或企业公司任职。日本大学比德国大学更关心培养公务员、工程师和开业医生而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科学家，但他们从事的研究适合于满足企业和国家的直接需要。日本人现在仍在批评他们自己缺少纯研究的兴趣，这一点以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少于瑞典、英国、美国和德国就可以看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日本人由于缺少科学领域的创新精神就阻碍了他们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一点只要看20世纪末日本的发展就一目了然。
因此，和英国人、美国人一样，日本人对德国大学的模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他们改造大学，为的是适应自己民族的需要，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了大学发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