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模式和其他可供选择的模式
在范围较大的州、地区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科和事业单位以及有关人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呢？很清楚，它们不是以各种单纯的模式联系起来的，而且不同地方情况肯定有所不同。总体矩阵给人们带来了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因为假如一个较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是一组学科和一些事业单位根据不同的轴进行运转的话，那么谁是明显的负责人？曾被创造性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松散联结”（loose coupling）的概念有必要扩大其运用范围，以便使我们从一般所理解的组织设想中脱离出来。在这方面，集中研究政治活动与市场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帮助。
高等教育中的国家权力分成政治的形式和官僚的形式。反过来，市场形式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都有，但在消费者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院校市场（在院校市场中，各院校自愿根据声望的基础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基础进行竞争、合作和仿效）这些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其作用大小很不相同。此外还有必要加上专业寡头组织作为国家对高教系统进行一体化的一个基本形式，因为无论从意大利到瑞典，还是从墨西哥到日本，许多国家的研究都表明，无论在国家一级还是地方一级，教授们在利用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影响机制方面，具有一股强大的、常常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协调工作现在也更为复杂，远远不只是协调和规划人员把眼睛盯在国家分配和监督的正规渠道时所见到的那种情景。行动的协调是根据多种不同的、混合的渠道进行的。认识被称为政治的、官僚的、专业的和市场的四种一般协调类型，只是我们掌握一种有用的分析理解的开始。
所有这些把行动者和行动联系起来的主要途径，在近几十年中似乎都扩大了。官僚工具所起的作用比起25年前更显著，这在不同规模的高教系统中都是如此。官僚人员增多了，教育行政当局的管辖权扩大了，行政管理的层次也有所增加，这在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都是如此。各种官僚化的规定多得数不胜数，行政管理人员趋向更专门化，分配和监督的工作也更专业化。官僚机构似乎变得更有权力，行事也更独断。然而，政治的协调模式也加强了，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的范围也大大扩大。这首先是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激烈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但从长远看则是因为经过扩大和充实，高等教育系统所占用的经费越来越多，以及公众要求受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而引起各方注意的缘故。立法委员会、执行机构的高级官员、法院和各党派这些正规的政治渠道，现在越来越多地卷入了高等教育领域。高等学校的教授们也参加了集体的讨价还价或者组织集团进行游说活动。学校内部的利益集团大大增加，并加强了它们自己的组织和代表性。外部利益集团对高等学校也给予更多注意，并在高等教育的政府决策中向正式参与的“集团合作主义”模式发展。
在国家的协调和地方的控制中，教授们也并未被撇在一旁。学科专门知识到处推动地方群体实行自治。这些群体的影响沿学科和事业单位的双重路线向上扩展，这样一种基础的影响来源，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在更高层次具有管辖权的学院团体长期以来也在扩展——各种研究委员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们沿着学科路线不断发展；各种全国性的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组织作为地方院校的代表发展起来了；各学科协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也摆脱了业余性，向专业化和官僚化方向发展。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高级教授在许多国家都明显地失去了他们的权力，但从总体上看，教授会却继续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体中加深和扩大他们的参与程度。官僚和政治渠道影响的不断扩大，逐渐促使教授们和有关人员作出反应，而专业知识在这里总是起着强有力的影响。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点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
最后是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市场调节途径进行研究分析，不管这些高等教育系统规模大小如何，是集权化的还是分权式的，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和任务的增多，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在扩大。消费市场到处都在起作用，即使在国家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也存在着某种消费者的选择权。当然，在各种课程、系、学科、院校甚至国家限制较松的高教系统中，存在着更多的选择权。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强有力的作为入学人数预算基础的潜在消费市场。这种共同实践使一种招生经济（enrollment economy）制度化，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家、行政官员和教授作出决定的自由。于是，编制预算的问题变成寻找一种能吸引足够的学生的经费分配方法。在高等院校——无论从单独看还是从集体看——面临着越来越少的学生人数时，对顾客的这种潜在的依赖就变得极其明显。因此，什么东西都可以高价出售，包括终身职称，因为入学人数方面的变化导致“财政急需”，从而改变了办学的某些根本原则。的确，各种形式的消费市场共同协调学术结构和办学实践，如调整经费分配，改变人员委派和各院校的各自位置。
内部的劳动市场也到处都在起作用，各学科，甚至学科和专业领域中的专业方向，都使内部劳动市场的分化更为突出。大学要找的不是一名笼统的学者，而是一名物理学家或历史学家，更进一步地说，要找的是适合当地当时需要的某一方面的物理学家或历史学家。从劳动力方面来看，总是存在着某种选择，因为不管什么地方，国家分配有关人员担任各种学术职务的做法不可能如此完善，以致排除了院系和行政官员的选择机会。不过，在选择的程度和范围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劳动市场本身对人员调节也有所贡献。这种市场联结形式还可能为许多条件所左右：牢固的政权控制（如在前苏联），但也包括依靠统一的国家准则和规范严格禁止学术劳动的流动（如在法国），高级学者对低级学者和高级学生的严格控制（如意大利），在特定机构终身工作的文化传统（如日本）等等，都是起影响作用的条件。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允许一定程度的人员流动，各院校自己聘用人员，重视以个人成就作为基础来逐渐提高整体的声望。在各种专职人员占绝对主要成分的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美国是一个学术劳动力流动的极端例子，即使在经济萧条或大学教师“过剩”严重打击年轻教师的就业市场时，它也是如此。
像高质量的研究这类职能，主要是依靠市场运行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比较社会学中最有力的假设，一直是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 David）和亚伯拉罕·齐劳佐沃（Abraham Zloczower）1962年提出的假设：在规模较大的高教系统中，分权且具有竞争性的高教系统比集权且不具有竞争性的高教系统更有益于科学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前者能为有才能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从很少有吸引力的环境转到比较有吸引力的环境中去施展他们的才华。
院校市场是指各院校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声望似乎是交换的主要商品；相对的声望不仅影响消费者和工作人员的判断，同时还对院校的行动起主导作用。得到高度评价的院校立于整个结构之顶，它们常常引起强大的学术潮流，致使其他院校纷纷仿效它们，走它们的办学之路。在竞争性较强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各院校还努力在消费市场中开辟一块受保护的自留地，以确保自己拥有一种较为有利的招生经济。
很明显，我们现在可以探讨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是怎样产生、发展并对“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作出反应的。由国家提供经费的那类高等院校，常常因为私立高等院校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不能提供教育费用较低的教育和世俗教育而得到发展。反过来，私立高等院校则常常因为公立高等院校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不能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宗教教育而得以发展。拉丁美洲现在是公、私高等教育的实验室，在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有些高等学校在学术上比较优秀，有些则比较大众化，还有些宗教教育比较强，并常常逃避政治化。当国立高等教育系统不断受到要求“更多、更好”的教育的压力时，在一种任务结构简单的高教系统中就有可能产生分化，私立高等学校在提供教育方面就会获得一个很大的剩余市场。如果公立院校提供“较好”的教育，在提供更多的教育方面，它们就会变得保守顽固，教育的扩张任务很大一部分就可能流入剩余市场。如果公立院校提供“较多”的教育，剩余的院校市场就会回荡着要求享受较好的教育的呼声。如果公立高等学校既不提供较好的教育，也不提供较多的教育，政府官员以及大量的消费者和工作人员就有可能依赖在剩余市场竞争的新老院校。因此在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之间，各所院校之间形成一个院校市场的各种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推动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化的一种重要动力。
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和一体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产生这种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是高等学校承担的任务和有关群体的日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核心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随着学科分化增多，它们伸出了复杂性的一轴；随着新院校的出现，它们伸出了另外一轴。因为这两方面相互交叉，所以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以很快的速率产生。5门学科、5所院校就产生了25个交叉点，双方各加上5——10门学科、10所院校——就产生了100个交叉点。即使考虑到在各类院校中可能都只拥有部分学科而不是全部学科这一现象，总体矩阵在工作、信念和权力结构方面仍然按指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