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与国家
其次一个分析层次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与高等学校所要反映的环境政治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关系和中央权力机构的政治结构以及对政府部门的多种压力集团的问题分离开来。
我们分析的主要对象包括：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机关指派的教授代表协助中央进行经费分配的体制；对中央机关或高等学校提出要求的各方面的利益集团；高等学校本身的行政当局。
从中央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关系的政治所产生的概念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种看法是使高等学校发挥一个子系统的作用。这个子系统与总的管理系统在权力和制定标准方面保持有目的的联系。作者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样的构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带来的问题是，高等学校能在何种程度上自由地建立标准，甚至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发生矛盾，成为社会的抗体。
第二个概念上的问题，涉及宏观体制与微观体制的性质。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模式，它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也不同。在高等学校这一层次，学者的自我满足是头等重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受到社会和市场需要的考验。然而，在中央政府这一层次，社会和经济的迫切要求决定着中央政府制定的决策。高等学校与中央机关的标准冲突或一致的程度，随当时政治领导人以及他们支持的学者们的信念而异。在高等教育最兴旺发达的年代，政治领导人曾认为，反省思想和学问知识的发展也会促进社会目标的发展。同样，他们也完全可以持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标准不同，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也会不同。在高等学校这一层次，决策主要通过协商，但是和管理部门处于不确定的并列地位。在中央则比较坚决地确定一整套目标等级和保证这些目标的权威。由于标准不同，不同层次的政治结构就有变动。
第三，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经常提到的组织方面的问题，涉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协调的方式方法问题。克拉克已经注意到少数人垄断的教授会和中央权力机关之间奇怪的联盟及学术上协调的模式。罗伯特·伯达尔在讨论英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时，描述了在英国政府各部、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大学的工作中，传统地保证指派教授代表的过程和对教育政治学的基本上健康的研究方法。最近，普雷姆福斯（Premfors）在分析法国、瑞典和英国的高等教育政治学问题时表明，法国和瑞典的高等教育体制是西欧最中央集权的，两国有很多名教授被指派参与中央的决策任务。正当英国的高等学校越来越接受中央当局影响的时候，法国在1968年的改革和60年代、70年代瑞典的国家教育政策则朝着更大的地方分权的方向发展。
可是，高等学校正处在相反的力量的冲突之中，矛盾重重。瑞典运用中央的权力同时加强高等教育的地方分权和共同决策，尽管这个运动在程度上可能有争议。政府的这一行动被许多教授认为是促使工会影响进入地方的一个方法，这种方式使非学术人员、学生能够参与决策，但教授的权力却因此下降了。
分析权力和权威问题的人也许要问，中央权力的缩小，尤其是当中央本身是收缩政策的主力时，是否必然意味着对高等教育中基层单位和个人的权威与权力的收缩？研究权力是否能有明确的定量？收缩、改革是否仅仅简单地使权力从一级转到另一级，而永远也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对研究权力问题也许是很有帮助的。
在权力转移中是否会有一方得益而另一方相应受害的局面呢？有些人认为，由于更多的群体进入高等教育的战场，更多的群体取得了参与决策的权力，要分配的权威和权力随之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人们把参与政治的权力理解为实际利益本身，那么上述说法必然是正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权力总是有限度的，因为说到底，越来越多的参与并不增加可能会引起矛盾冲突的“资源”。因此，事情必然是，如果学生和非教学人员在对同一资源的分配上有较大的发言权，那么教学人员的权力必然就要缩小些。
在高等教育领域，按照克拉克的“学术协调模式”的思想，还有一个吸收学者参政的问题。所谓“吸收”是指，允许学者向政府提建议，并共同对有关院校和系科命运的问题作出决策。由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发展起来的吸收概念认为，政府“把吸收新的成分进入组织的决策机构或领导层的过程，作为转移对组织稳定或生存的各种威胁的工具”。需要建立权威的合法性或者使有关公众进入行政管理时，就采用正式的“吸收”；在需要对社会中某些权力中心进行调整时，就采用非正式“吸收”；当政治权力已无法反映社会中权力的真正平衡时，就生产“吸收”新成分的条件。塞尔兹尼克还进一步设想，导致实际权力分享的吸收，趋向于非正式的行动；朝着合法性或使公众进入管理的吸收，趋向于通过正式的方法实现。在英国，最有力的“吸收”方式是非正式地进行的，这与塞尔兹尼克的设想是一致的。
如果对高等院校与中央的关系仍未有确切的了解，我们可以找一些一般的构想，更为明确地描述这种关系。阿切尔“创造性地”运用了系统论，描述了政治活动是如何通过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谈判方式才发生的。按她的看法，所有过程都包含着协商和使用人力物力。高等学校和学校成员能够把专业知识、专长用在协商交易上。如果院校再也无法信心十足地就人力物力、财务报告或者永久性职位与中央协商谈判，那么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不再受到政治支持者和经费资助者的高度评估。
我们再看一下英国，分析中央和高等院校之间关系的变化。英国有几个突出的特点：英国大学法律上是私立的，或者靠历史上有名的信托财产而生存，或者靠皇家特许状而存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大学一直接受着虽不完全“自由”，但只有最低限度计划要求的补助。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大学仍然被允许在大学拨款委员会代表国家制定的主要方针范围内，实施预定的计划。但是最近，在政策和结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府已抛弃了“罗宾斯委员会”关于所有合格学生都可以进入高等院校的建议。这一基本政策的更改，促使大学拨款委员会根据教育和科学部的指示，大幅度地削减各大学的经费和计划招生人数。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首先要问，政治学能否解释为什么高等教育突然摆脱“按需求”发展的路线，而转向“控制的”和“按支出”发展的方向，并要求说明中央和大学的关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有了变化，“扩展意识”出现逆转。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教育和科学大臣和财政大臣是在对哪一部分支持者的要求作出回答。政治学家可以花些时间来分析这种收缩意识的产生有什么根据。
政府另一个重要的决策是，重新分配并少量增加攻读硬科学、工程技术和商业学位的学生人数，相应减少学习文科和人文科学的人数。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决策是按照中央合理的人才规划决定的，还是根据部长和官员们关于社会需要的设想决定的。但是可以推测，肯定有一些从理性的规划转向部长们冒险主义的决策。
其他尚未有文献系统论证的英国的重要特点还有：吸收学者参政的作用和学术精英的工作。近年来，大学拨款委员会被要求把中央政府的决策转变为对各高等学校的拨款分配，高校又要作出有关各系、各个教师的决定。中央政府正在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吸收学者，帮助政府制定分配决策。学者们做两件事。第一，他们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帮助国家制定决策，并按学校优劣排出各院校的等级、名次。这种方式在许多学术系统中进行，而且行使了多年。第二，那些被吸收到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学者，或者非正式地被吸收参政的学者，不仅要参与排学校等级、名次，而且还要就政府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决策提出咨询。因此，大学拨款委员会经常要同五个研究委员会和诸如“皇家学会”这类学者团体进行商讨。皇家学会公开支持大学拨款委员会，在损害某些新的威望较低、较多应用性质的工程技术科学中心的利益的前提下，继续维护杰出的科学研究中心的决定。对这种由“最优秀”的科学家支持“最优秀的科学”和“优异成绩”的做法，人们可以怀疑是某些利益集团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也都直接参与确定压缩哪些院校，哪些院校任其发展，以及衡量院校的标准。也许，很难说出被吸收的学者在哪一方面停止用学术标准帮助管理整个高等教育，哪一方面他又介入了对学术以外的标准的制定。在表面上，决策的模式是反学者的，因为被运用的标准往往不在明处。学者往往不得不秘密地参与资金分配，参与制定其他决策。这些标准似乎至少要受到挑战和审查。伯达尔曾准确地把高等教育描述为遮遮掩掩、与政治无关的领域。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不明确的，英国高等教育内部的高级政治决策过程至今仍然是十分秘密的。但是起作用的学术精英已经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各方面的工作。
即使英国高等教育越来越注重国家的准则，却仍有为人熟悉的吸收学者参与决策的象征。英国高等教育也是学术精英在起作用的典型。
在应用英才主义高等教育或多元化高等教育理论时，我们必须注意它古怪的性质。高等教育包含具有高度专门功能的机构和个人，这些专门功能本身就与英才的具体化有关。这种功能要求依照英才主义的方式进行选择、否决、证实或扩展知识领域，以英才的标准决定教学人员的聘任，决定机构、教职工和学生的分层。这些功能是以“个人优异”和集体认可的概念为基础的。实际上正是通过使学术权威常规化，使权威集中在少数带头人手中才使得英才制度化的。原则上，学者集团意味着许多（甚至大多数）知名学者都是无形的学院的成员，他们在资金分配委员会、聘任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学术刊物审查系统等组织中任职。但是在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学术英才却没法从大学教师群体转变为政府分配系统中的一部分。
有一种关于英才问题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有些人的解释把英才主义与资本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然而，工业界领袖却反对保守党大臣们削减新大学的政策。确实，“政治”这一术语太容易被占有、被滥用，太容易被那些企图发展当前政治中或社会历史中的某一观点的人占有和滥用。近年来，试图撰写国家学说理论著作的人都力图证明，教育是资本主义猛兽的代理人，而国家的全部活动都奉献于这个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