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中心

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活动，即确立普遍性陈述的活动和研究个别事物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但要是说整个研究领域都存在这种区别，那也未免过分。例如，一个宇宙学家想用和自然界普遍规律一致的术语来解释宇宙，即使他可能只是研究某一具体问题——宇宙的起源；而一个探讨同一事件的神学家所提供的解释则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原因之上的。在曾与我交谈过的主流派物理学家中，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每一事物从根本上说都是简单的，问题是要揭示它怎样简单。相反，大多数与我交谈过的历史学家都具有另一种世界观，即认为事物都比它们的表面现象更为复杂。一些学者认为，知识世界以其统一性为特征，学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反复出现的模式，用能够论证的规律，解释它们的相互关系。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类理智所探索的世界以其多样性为特征，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在本质上并不服从于任何直接的或反复出现的因果联系。

知识性质方面的差异是与研究技术、分析方法和处理资料方法上的不同联系在一起的。过程的重复性有助于人们开展一种与无法重复的那些工作不同的研究工作。它们还导致了研究者之间不同的人际关系。在出现了足够的相同情境时，人们就可以有意识地提出带有普遍性的证明，这个研究领域也就会服从于操作和控制。但当环境情况不能重复时，要进行控制就很困难。个别的现象是经不起检验的，因此必须仔细收集证据材料，但这种证据材料应是无法从头再造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那些与重复的和可控制的现象有关的研究领域（如低温物理），它们适宜用数量表示。另一方面，当历史上的独特事件（如印度叛乱中卢克诺的被围）成为注意的中心时，统计的或数学的规律性就根本用不上。在后一个例子中，定性判断代替了定量的证明。第一类的研究，可以探寻规律、等式或模式；而第二类的探索，只能通过相关案例的推断类比，形成解释的论点。

虽然以上的比较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知识活动类型，但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中辨别出它是区分各门自然科学的分界线和各门人文科学的分界线，而不只是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界线。所以，历史资料中有许多内容适宜用经济学术语进行分析，从而构成经济史这门学科的数量研究的那一部分。生物学研究中，尤其在分类和生态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一些类似的内容。但生物学家们对过分的普遍化的不信任，与走中间道路的历史学家所表现的不信任一样明显突出。确实，一些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坚持自己是科学家的同时，认为在一个种类中变异比一致性更有意义。与历史学家一起，他们把自己视为属于解开复杂性之谜的人，而不是证实共同性的人。正如一位受调查者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一些生物学家寻找能够解释复杂系统的简单思想，而另一些生物学家却试图发现什么东西可以使系统复杂化”。

必须承认，以上所讲的区分，往往由于为了揭示突出的认识论特点和文化上的联系，而把事情看得过分简单化了。譬如，一般与个别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电磁现象和引力是物理世界的一般的和普遍的特征；“七年战争”则是惟一的，不能重复的一系列事件。但是，对我在交谈中遇到的那位动物学家所研究的蝌蚪的视觉系统来说，你能说出它该划入哪一类吗？显然，蝌蚪何止万千，而且似乎也可以对蝌蚪的眼功能作出一般的解释。然而，根据直觉，这项工作往往被划入研究特殊性的范围。因为这位研究者本人并不希望，他所发现的东西能被运用于其他物种的视觉系统。

假如分析需要更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注意普遍化和简单化的研究者，与那些研究个别事物、想揭示其复杂性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职业方面的人际关系。普遍性的解释的探索是公开的，因为这种研究过程通常并不依赖某一资料来源。而对具体事物理解的探索就比较非公开化，因为这里没有同样程度的共同的假设框架。即使两个或更多个的研究者恰巧研究同样的课题，依据同样的资料来源进行工作，他们还是很容易各自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知识背景中工作，很少有机会能与直接了解他们的具体研究的错综复杂性的同事们互相交谈。在生物学领域中，有些人对机制和组织系统感兴趣，有些人则对整个有机界感兴趣，这个大家熟悉的对比，可以说明以上所说的学科间的区别。正如一位植物学家所说：“你或许正在从事有关植物对不同程度的干旱的反应的研究，而不十分注意哪些植物占有你的注意，或者集中注意把全世界的各种毛茛属植物进行分类。”对前一种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普遍性，对后一种研究来说重要的则是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组织系统的生物学家认为，相互之间比较研究记录、保持联系以及出席同行研讨会是有价值的，而那些研究整个有机体的同事们都倾向于离群独处，同行间的职业联系和交流也比较少，比较松散。

因此，一个研究“普遍性”的学者的“无形学院”——由同行组成的学术界——可能规模很大，有时会有二三百人研究同一个课题或密切相关的课题。相反，一个研究“特殊性”的学者，可能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六七个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同行。这方面的差异又引起了在经验、知识和资料分享上的重要差异。每当研究流体力学的专家聚会时，他们都承认有自动说行话的倾向。相反，一位可以信赖的资料提供者说，一群研究“都铎王朝”的英国史学家聚在一起时，只会采取学术空谈的办法。由于缺乏能使他们就某一同事的研究课题进行详尽讨论的资料，他们只能在一般水平上交换关于资料来源、图书收藏等诸如此类的意见。在研究普遍性的专家中，专业学会较强；在研究特殊性的学者中，专业学会较弱。

研究普遍性的学者比较容易在追求名利的激烈竞争中被人赶上，以致完全陷身于工作，难以放松，难以节省精力去关心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对他们来说，时间因素变得至关重要。而对那些埋头干他们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不那么紧了。除了别的以外，这种差别也在发表或出版研究成果的不同方式上反映出来。历史学家的成果从写作到出版，有一至三年的时间间隔。但在物理学的一些领域，延迟三个月把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通讯》上，就会被认为时间过长。也有人直接传播预先印刷的论文。专家们还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和方式交流成果，例如讨论会、实验参观、人员交流、暑期学校、工作会议、研讨会和报告会等等；还可以通过团体通讯、个人通讯联系和长途电话相互通报。简言之，不同的知识中心会提供不同的文化，有的主要提供书面文化，有的主要提供口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