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模式

市场模式

所有提供经费的方法都含有市场调节(或称市场模式)的因素。一个组织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刺激结构决定的。所谓刺激结构,主要意思是指资源分配给该组织及该组织内部的分配方式。如果研究工作得到的报酬高于教学,则大学教师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达到最大限度(不过,他们忽视教学的程度不能超过他们特定学校的规定和舆论的要求)。如果官僚机构规定不能再继续储备经费的话,那么每年的预算就会刚好花完。如果像英国似的,给考入全日制学位课程的学生提供慷慨的经费资助,而其他类型课程的学生几乎不可能得到补助,则其高等教育最终将被全日制学位课程所统治。如果大学的科系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那么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就很难建立起来。

可以说除了最严格的官僚组织形式之外,所有的组织形式都存在着这种半市场性质的方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大学财政的市场模式是指院校的生存直接依靠出卖学术服务的做法。大学出卖教学服务,而学生来购买;大学出卖研究服务,而政府和企业来购买。这样,控制资源分配决策的权力——由此最终也是控制确定重点工作的权力——是掌握在大批的学生个人手里和研究成果购买者的手里。

市场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不断地刺激学院和大学,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那些不能吸引学生或研究经费的院校会发现它们的收入不断减少,最后面临崩溃。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144所学院不得不停办,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招生不足。不过,美国高等院校的总数仍在不断增加,在144所学院关闭的同时,约有260所新院校又建立起来了。市场模式就是以这种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方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

有人对市场模式提出批评,认为,如果学生必须负担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全部费用的话,许多人就会因为经济来源不足而不能在学院或大学读书。经济学家对这种批评市场模式的观点的回答是,没有证据表明,其他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制度会造成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平等分配。通过提供免费设施来补助高等教育的最终结果,常常是把来自较贫困家庭的资源转为较富有家庭所有。收益率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补助的结果使高等教育投资更有利于私人而不是社会。这样,社会的其他人为某些个人的提高作出了贡献,而反过来对社会的其他人却没有相等的偿还。有种说法认为,完全以市场模式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像其他模式那么平等,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脚的。从私人投资的利益来看,市场模式的制度加上对困难学生进行补助的做法,比现有的许多其他模式更平等,越来越为人们所相信。

对指责市场模式不平等的另一个回答是,想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投资的学生,如果他们选定了将来可以获得收益的专业而又无钱攻读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像别的投资者那么做——借钱。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学生贷款方案。在过去的15年里,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但英国例外)都学习了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榜样,采用提供有偿贷款的方法补助学生的部分高等教育费用。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投资,有几个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投资的特点,如投资需要长时间完成,偿还也是长期的,对个人来说偿还是很不确定的,等等。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着这些特点,因此,如果出现差错,投资者个人是负担不起的。而与此同时,学生们对不同决策的未来结果又了解得不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不能够作第二次投资决策。比较成功的贷款制度大多数都通过某种形式的以未来收入决定偿还的做法缓和了这一矛盾,即大学毕业生每年偿还的数量以他当时的收入而定。这样,学生就不必因为担心他们个人的投资可能是不成功的,而不敢借钱支付学习费用了。换一种说法,就是贷款方案中带有保险因素。

纯粹市场模式的其他一些弱点比较难克服。例如,市场模式可能使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不那么乐观。基础研究的收益像教学的收益一样,是长期的,不确定的。而且,基础研究不像体现在毕业生身上的人力资本那样可以由特定的企业提供经费。因此,在市场模式中,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常常比较薄弱。

市场调节模式最突出的弱点是它对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可能生产的不良影响。在有些方面,它是所谓市场模式适应社会需求的优点的副作用。这一副作用就是,当院校沉溺于招生工作中的价格竞争和强行推销政策时,这种无限制的竞争就会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弗里曼描述了美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由于联邦和州减少经费而加剧了院校之间相互竞争学生的情况:

“各种各样的招生技术都采用了。如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这类考试组织向大学行政人员出售中学毕业生的姓名和地址,大学行政人员利用它们来拉学生。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Riverside)分校发出12000副特大号扑克,背面印有该校的情况。一些大学用强行推销的方式对有前途的学生施加压力,这种强行推销的方式过去只是牟利的业主学校或营业性质的大学才采用的,如邮寄华美的小册子,举行电话游说,赠送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如T恤衫、保险杆标贴等等。在有些情况下,公共关系商号会受雇接管整个招生工作并接收大量的报名费。悬赏招生的战术也出现了。悬赏招生就是招生人员以所提交的学生数为基础领取报酬的做法,许多业主学校因为这种做法而受到谴责,名誉降低。招生人员的工作,特别是比较弱的院校里,再也不是清除不合格的报名者,而是有一个算一个。”

报纸的报道表明,市场调节的做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学的招生工作中又借助了大量的直接邮寄广告等推销和征募手段。最近的一些做法有:

——拍摄有关本院校详尽情况的电影和电视。

——举办学院商品交易会招揽学生,其作用像内部试映电影招揽买主一样。

——利用报纸和广播作报告

——面向广大群众的直接邮寄,学院董事会以每个名字12美分外加100美元固定费的价格销售名字。

作为这种新发展的象征,一份新的季刊《高等教育市场》创刊了。该杂志提供关于高等院校如何扩大市场的信息。

高等教育采用市场调节的结果,使那些生存条件依赖于市场竞争成功与否的院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在他们所招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对院校和专业的情况缺乏了解。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醒人们注意由于招收不了解情况的学生所引起的危险。他说:

“许多院校,特别是实力较弱的院校,为了招收学生煞费苦心,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它们这么做,有的是为了多收一些学费,有的是为了应付以招生人数多少为拨款标准的公共院校拨款方式。大多数院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超量招生对学生和院校是否有利的问题。有的院校不顾一切地大量招生的理论根据,是美国广泛流行的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直到现在才受到怀疑),即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你能说服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接受那么多的正式教育。有时这种理由又与市场上传统的货物出门概不负责的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院校对教学质量不负责任。无论是竞争学生人数以争取满足预算要求的市场,还是竞争学生肤色以争取符合种族平衡规定的市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招生的学院或大学的利益同被招收的学生的利益之间没有绝对一致,在这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人们会要求院校在招生工作中负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或者在学生被录取之后,要求院校负责提供咨询和其他辅助服务。

‘转门现象(revolving door)’[1]是人们认为院校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对院校来说,‘转门现象’不仅有道德方面的原因,而且也有学术和经费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那些面临招生人数急剧减少的威胁的学院和系,因为害怕受到行政制裁或被削减经费,所以就采取分数膨胀以及降低要求和标准的方法来吸引学生,由此造成了高等院校中的‘转门现象’。这种现象是院校中存在的许多病态之一。在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

高等院校出卖服务必然对其内部的资源分配程序产生影响。如果大学和学院主要依靠消费者提供的经费作为收入来源,那么它们就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去满足学生的愿望,并根据其下属单位满足学生愿望的程度和为院校提供收入的多少来奖励这些单位。资源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是从取得成功的下属单位向上流入上级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的,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因此,在市场模式中,高等院校的权力结构同官僚控制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正好相反。

在市场模式中,所有的有关价值、判断、评价以及投入和产出的计算问题都迎刃而解。在这种模式中,消费者的愿望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和调整,从而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市场模式也包含着许多判断成分。因为消费者的愿望是许多个人愿望的混合,要想从中确定哪些人的愿望应该得到满足,就必须进行判断。此外,在高等教育这类活动中,为什么满足可能来受教育的消费者的愿望应该优于满足专业人员或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愿望,这个问题也需要进行判断。

市场模式能够鼓励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尽最大可能发展。至于哪些人在哪些方面发展则需由特定的市场法则决定。系的收入和教师个人的收入可以同他们吸引学生或研究经费的成绩联系起来。梅纳德(Maynard)建议把教师个人的收入同他们的学术成绩联系起来。他认为工资结构应该“由一个基本工资再加上根据学术成就增减的报酬构成。学术成就应该用公认的标准来衡量”。有的人还建议建立教学市场,给学生发放代价券,让他们自己选择所要学的课程并支付费用,而教师可以用这些代价券换取现金。

另一可用的方法是不影响个人收入但影响各系可以支配的收入的现金刺激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各系根据注册学习其课程的学生人数获得报酬和奖励。系的收入多少可决定其成员的学术生活标准。做出成绩的系的成员可以参加学术会议,拥有良好的图书馆和研究设施,能有条件接待来访学者等。

再有,大学的中心服务也可以形成一个市场,服务设施包括图书馆、教室和其他各种设施等。许多大学设施的利用率是很低的。英国大学的教室至少在75%的可用时间里是空的。大学图书馆的许多书籍如果曾出借过的话,那只出借过一次。在科技实验室里许多贵重设备长期闲置不用,如果为这类设施建立一个市场,则阶梯教室可以在周末或晚上出租,其费用是周中和早晨人数最多时候的一小部分,这样系就不会那么不愿意在目前被看做是在反社会的时间里进行教学了。如果某些经济利益以降低学费、提高教学质量或发放免费教材的形式让学生分享一些的话,那么,学生也不会反对按这种时间上课了。同样,如果系的书报费同系的教学部门借书的次数联系起来,那就不会积极订购与教学无关的书,而会更积极订购学生集中使用的各类书籍了。

当然,所有这些做法会造成大学内成功的系和个人与不成功的系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从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来说,“效率高”的活动之所以得到发展,是以牺牲不那么需要的活动为代价的。这样,院校内部提供服务的形式就会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由于会造成不平等这个原因,这种建议不太受那些习惯于学院模式的教师的欢迎。因为按照学院模式,所有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平等对待,而市场模式却是不平等的。1968年英国国家价格和收入委员会曾提出一个建议,教师的一小部分收入以所评定的教学成就为基础来确定。这个建议受到大学教师的强烈反对,认为它完全背离了英国大学的传统。面对英国政府大规模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决定,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也企图以大学和大学内各系的成绩为基础,有选择地按比例削减经费,但这种企图也同样受到了学者们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