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澳大利亚实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加强对尖子大学系统的控制，把这个系统转变为由国家当局管理和控制的、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国家权力加强控制大学，使高等教育系统合理化方面是十分典型的。瑞典、丹麦和英国在确切的步骤和次序方面有些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只有几所大学。贝桑特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这样说：“这些大学很小，效率相当低，主要培养专业人员和某些高级文职人员。除了西澳大利亚大学之外，所有的大学都收学费。奖学金的数量很有限。因此，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父母能够付得起学费的家庭。即使不收学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只有少数学生能坚持读完高中。”
“社会几乎没有感到对大学的需要。大学对普通人来说太遥远了，这些普通人不知道大学同他们有什么相关，而大学却很愿意把这种状况继续保持下去。这种与社会隔绝的现象间接地保护了大学的自治，使大学摆脱了创立它们并为它们提供经费的国家政府的控制。”
这些“小型的”、“效率不高”的大学是受各州控制的，以州的年度拨款、学费和捐赠作为经费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澳大利亚的这些大学像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也被指望来满足社会和经济对技术人才和增加招生人数的需要，并适应社会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这一发展和变化的反应态度是坚决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94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宪法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为学生提供经费资助，这一修正案通过公民投票得到批准。
1950年通过一项立法，规定联邦政府为各州提供资金，帮助大学扩大活动范围。
1957年发表了一份提交给联邦政府的重要报告，该报告坚持认为，“需要为澳大利亚大学制定一项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
作为对该报告的反应，联邦政府开始根据一致同意的公式分担大学的部分经费，即提供基本建设经费的二分之一、经常费的三分之一，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17年。随后，在1974年，联邦政府承担了各州所有大学的全部经常费和基本建设费，把名义上的控制和指导责任交给了州政府。1974年，在联邦政府的坚持下，学生全部免费入学。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出现了“高级教育学院”部分。这些高级教育学院是由以前的技术学院、农业学院和其他专科学院，以及一些新建的院校发展而成的。它们起初只颁发毕业证书和学士证书，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学术上的渐变过程，它们也大量开设学位课程。这些高级教育学院最初不包括师范教育课程，但是从1969年联邦政府同意为6所学院的师范教育提供经费后，到1973年有32所师范学院被吸收进高级教育学院部分。在1963年，政府又任命了一个咨询机构向中央政府提供有关这个部分的建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三个部分，即没有学位授予权的短期大学，得到正式承认并由联邦政府定期提供经费，此后，这个部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向中央政府提供建议的委员会。1977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上述三个部分的各自咨询委员会，被一个统一的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所取代，在该委员会中，每个高等教育部门各设一个理事会。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本身由一名主席、三个理事会的理事长和五个非学术性公职人员组成。
197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放弃了为大学提供综合补助的原则，采用了专项补助方法。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获得授权，可以在为特殊专业提供联邦补助方面作出决策，在这方面，联邦政府可以采纳第三级教育委员会的建议，也可以不采纳。
1981年，第三级教育委员会建议，没有得到该委员会批准的专业不仅不能得到联邦经费，而且也不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经费。不过，政府至今还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这项建议的逻辑是，如果联邦政府想要全面控制高等教育，那它就不能允许建立不受其控制的新专业。此外，联邦政府已经命令停办某些大学的某些专业，并命令某些高级教育相互合并，或者同附近的大学合并。对大学自治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重大的发展”，是向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统一的系统虽然包括一定程度的内部职能的差别，但是在教学和研究的细节方面也受到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和内阁本身等中央政府机构的操纵和控制。
上述内容表明，澳大利亚的大学在社会变迁方面有向下发展的趋势，即向着成为大众化的受控制的统一系统的普通成员方向发展。这种统一系统的成员在自由安排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不过，这一下降趋势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澳大利亚的大学还保留着许多自由。尽管发展的趋势看起来很明确，然而逆向发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要减少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向分权化和地区化的方向发展，这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大部分西欧国家都有同样的经历，只不过欧洲的尖子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名望，因而使这一过程变得更缓慢、更复杂而已。澳大利亚的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大学从一开始就规模小、势力弱，其地位是模仿英国的大学而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里，大学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发展。随着这一发展，联邦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权力也发展了。当时的学者认为，这一发展是对大学的成长和发展的支持。例如，由于联邦政府的慷慨解囊（至少最初是这样），使大学的经费趋于合理，并使它们明显摆脱了依靠学费的朝不保夕的状况，同时也摆脱了州政府的束缚。但是，所有这些最终却证明具有与当初所预言的完全不同的后果。我们最终所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集权化、理性化、官僚化，这肯定对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层的状况有影响。由于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国家控制，其分层必然将通过向下取得一致而越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