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比较瑞典和美国的情况及考察英国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试图论证高等教育体制中重大的政治问题。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确实是复杂的政治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权力与影响交错，这些组织又形成决策的结构和固定的关系，这些结构与关系又反过来产生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和结构可以被认为反映着广泛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反映着支持者和政府压力的变化，并反映着更有连续性的学术标准。这种标准强调个人对心智发展的自我满足和创造性工作的需要。

如果我们要寻找未来研究的关键领域，我们必须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发展规范的政治理论的实验室。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权限的构成、权威与赞成关系的构成、参与的多元性概念的构成都在案例研究中发现。克拉克已经阐明了学术权力的概念，但是这种权力正在移动，需要概念的监控。也许就是在这一领域，政治学从形式转向实质。规范的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关系的实质。在环境对高等学校施加压力引起高校在政治作用中的变化时，评价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概念化的变动，这已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在为高等教育承担这一任务时，形成新的政治关系，吸收学者参与并使其合法化，这是关键的经验出发点。

下一个需要更多分析的层次应该是，高等学校与它们的支持者、资金保管人的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些人正试图弄清诸如雇主等特殊群体的期望，是怎样影响学术科目正常发展的；高等学校本身又是怎样通过各自的决策机构决定与外界的关系的。他们已经证明，利益联盟试图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或缩小高等教育规模的程度，在一定时期，在各个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更深一层的分析中，有一个国家与高等学校关系的古典领域。高等学校依靠国家获得资源和合法地位，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利益联盟的问题，这些联盟有些在国家范围中起作用，有些不起作用。有吸收学者参与的问题，在收缩时期学术英才起特别复杂的作用。还有克拉克提出的学术协作的概念。政治学家除非注意了部长、大臣们对判定院校内部规范的影响、对入学率的影响和对改变入学率的政治影响，否则就无法得出“冒险主义的部长”的概念。

最后，还要对实施和影响进行研究。削减或改变进大学的要求的问题，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但也引起了关于高等学校学术自由程度的争论，引起了关于高等院校和社会权力分配的激烈争论。在政策研究中，对诸如理性的范围界限、多元形式、参与形式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弄清过程和结果。

应该说，政治学是能够解释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为什么某些结果会出现在某些政治文化中，对此，政治学没有预言性模式。政治学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但它能形成“怎么做”的结构——变革与政策后果的程式。政治学能够对意识和过程方法的因素与产生政策变化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加以对比。如果说问题的确定还是很薄弱的艺术，那是因为它需要对复杂的历史状态作出总结和分析，而这种总结和分析是必须进行的。

结论部分提出的要点对勤于思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肯定是一份充分的和有益的议事单。

（张民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