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方法的范围和局限
对学科文化和与此相联系的认识论方面的亚文化的研究,当然只是一个极广泛的问题的一个方面。现有的文献清楚地表明,对一个国家或若干国家高等学校师生的不同生活方式、各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史、高等教育系统的某一个部门的文化特性,甚至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都存在很多有益的、相对来说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整个高等教育的理解,似乎可以从更广泛的分析获得主要成果,而不只限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生活方式的异同的分析。历史的分析将向人们证明,它和地理的分析同样有成效,它要着重指出的是前文讨论过的各种文化分类的重要发展阶段。非尖子型高校的文化,几乎完全是个被忽视的领域。但它是一个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的领域,因为它对尖子文化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他高教部门的文化,尤其是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文化也是如此。
高等教育与外界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文化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阐明学者们被选进全国性决策机构后所发挥的作用(参见第二章),以及阐明外部压力通过内部价值体系所起的调解作用的方式。
这种研究的益处很多。第一,除非我们准备完全放弃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否则以人种史和人类学为基础的研究,既是增强我们对不同价值观念和实践的理解的有效手段,也是理解学术生活中的权力与威望现象的有效手段。第二,这种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学术界的不同文化领域中架起理解的桥梁。最后,这些研究还可帮助政治家和管理者对各种学术机构及其有关的教学和科研的职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如果把这最后一点说得更透彻些,那么可以说,如果把组织的分析(参见第四章)与本章考察的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那么,对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将获得巨大的进展。结构与文化的结合,很可能不仅是理解任何系统如何发挥职能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某一具体政策在这个系统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效的关键。
当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许比其长处更加明显。学术文化的研究始于局部或地区性的研究,对整个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充其量是低调的,还缺乏组织的研究、政治的研究或政策中心的研究那种明显的贴切性,缺乏广泛的和有权威性的气势。在处理日常事务,叙述一般学者平凡的故事时,它表现出魅力不足而辛劳有余。要通过先验的推理,坐在书斋里写出一部文化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研究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实地调查。这种研究对许多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是没有吸引力的,这种工作的职业前途也不是很有指望的。
然而,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似乎要比上述说法光明得多。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社会科学中心理学的走运时期,60年代和70年代则赐给社会学以自豪的地位。现在已有迹象表明:时尚的转变已开始有利于以人类学作为我们共同关心的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的新的希望。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作为知识气候灵敏的气温表的资助机构,无疑会开始促进对高等教育中文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但是,即使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在提供只有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者才有理由申请的知识奖赏方面,文化的研究也决不是孤单的。
(张民选译)
[1]斯诺(C.P.Snow,1905—1980),英国文学评论家。1959年发表《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1964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Two Cultures:A Second Look)。
[2]马修·阿诺德(M.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