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乐观主义：大学的科学技术为发展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年，拉美盛行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在提高拉美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可能起积极的作用。战争，显示了科学技术令人畏惧的毁灭力量，由此产生了一种期望，即如果能建设性地运用这些力量，科学技术也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些年席卷工农业各部门的技术变革的浪潮，似乎证实了这一思想。[8]

50年代初，智利大学数学系主任建议建立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他认为，在智利，同时也在南美，教学、研究、政府和经济发展应该携手前进，“与大学有密切联系的开发机构，必须与各国自然资源及其开发有关领域的大规模全国性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密切联系，我们也确信，技术研究应与高水平的科学训练密切联系，并通过这个媒介与科学研究和教学密切联系”。

在J·G·米勒斯（Millas）担任智利大学校长期间（1953—1958），这一思想得到比较顺利的贯彻。1954年的法令决定建立大学基建和研究基金，它规定大学要建立工厂、实验室、实验站和研究所，要求大学与生产开发公司，与州技术组织、私人企业和公司密切合作。以智利大学校长为首的，由全国各大学校长组成的理事会负责制定年度计划，协调各大学的技术研究。

大学中的科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这个观点，是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提出的“发展主义”理想（developmentalist ideology）的一部分。1970年发表的文献中，R·普雷比希（Prebisch）强调重新组合国际技术知识以适应拉美特定条件的需要。他指出，应根据经济计划的观点确定重点，并根据重点来组织研究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为此，必须制定出不仅把传播技术，还要把刺激技术创造力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教育计划”。

普雷比希认为，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政策，教育制度本身一事无成。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成员、社会学家J·格雷塞勒纳（Graciacena）一方面同意普雷比希的观点，同时又指出，拉美大学直至今日仍未涉及不发达问题。“然而，没有今天大学更积极和广泛的参与，未来基本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是难以想像的”。大学的参与具有两大战略作用，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生产知识——但不是生产任何知识，而是生产与拉美地方条件有关的知识。因此，需要有一种“国家的科学意识形态”，甚至一种拉美意识形态。事实上，在遭到失败的组织拉美范围的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尝试中，已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观念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它是约翰·肯尼迪任职期间执行的“进步联盟”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的支持或是直接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或间接通过20世纪60年代在南美活动的几个私人基金会。智利就是这种国际支持的特殊接受者。1965年，通过长时间的协商，智利大学成立科学系。智利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达成了雄心勃勃的协议。根据协议，两校互相承认课程和学位。1965～1978年间，323个智利人和287个美国加利福尼亚人参加了这个计划；127个智利学生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位，其中农业和兽医学42人、艺术和文学4人、图书馆学6人、自然科学和工程学63人、社会科学12人。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乐观主义观点，20世纪60年代初在D·里贝罗（Ribeiro）授意下创建了巴西利亚大学。在里贝罗看来，只有在大学里才能真正掌握和修习科学这一新兴文明的语言，在不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孤立的研究所往往变为缺乏科学创造的耗费资源的机构，在技术研究方面几乎无所建树，在培养高级人才方面更是一事无成。相反，当大学发挥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机构的功能时，不仅能够对认识人类和自然作出贡献，同时作为它日常活动的副产品，必能成为研究的增值者，促进科学的发展，提高对国家现实的自我意识，找到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这种大学不是为教授和科学家办的，而是为培养知识分子办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通过巴西现实的个人体验（有时是戏剧性的体验）来设计自己的领域。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是异化自己，而是用全身心面对巴西的问题。不仅仅面对大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他们不都拥有同一水平的经验，但他们都懂得在巴西通常与‘知识分子’的称呼相联系的贬义。他们并不隐瞒试图通过积极改变社会和政治过程从而改变这一贬义的意向”。

196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R·V·加西亚（Garcia）提出更明确的认可科学应通过大学来发展的观点。他在《科学研究的组织》一书中比较了拉美和北美的大学。他说：“拉美大学是比北美大学复杂得多的活生生的有机体，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国家最进步力量的先驱。在历史上，拉美大学总是积极参加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或社会斗争。大多数政府、武装力量和教会都惧怕大学，这是不足为怪的。”拉美大学的政治骚乱与哈佛、牛津和巴黎大学的平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幽静的地方，给学生规定剂量的学术智慧，提倡他们对政治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抱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但在加西亚看来，这种骚乱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了两种路线不间断的斗争：冲突的一方面是政治的，对大学来说是外部的，这种冲突是要改变不发达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冲突的另一方面是大学内部的，是要反对阻碍大学发展、妨碍大学充分意识到自己职责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内部斗争的任务，实质是“把由律师和医生把持的大学改造成由物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共同享有最优先权的大学的过程”。这种改造了的大学，应当根据最高政府层次的组织所制定的总计划行事，而这种最高政治层次的组织又是由经济学家、科学家和政府各技术部门的官员组成的，他们一起协调，决定国家的科学政策。这里，大学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