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科生活方式的混合型影响
有些知识研究领域要比另一些领域更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待价值观念的讨论也更开放。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差异与有些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有些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这一差异相等同，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程技术涉及物和人两个方面，但工程师们作为一个群体则往往将自己的工作描绘为与价值观念无关，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也很少有哪个物理学家能够指出，他们工作的某个方面受外界信条的支配，除非是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某人的人生哲学能够影响他对本学科的看法，从而影响他的专业评价。假设是一回事，证明又是一回事。希拉里·罗斯、史蒂汶·罗斯（Hilary and Steven Rose）曾信心十足地反对科学中性说，但有意义的是，他们仍然选择神经生物学作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且显示该学科的竞争性研究方法来反映对人类的特定看法。
历史学是这样一门学科，每一个学者的价值观，都公开或者隐蔽地表达在他们的著作中。左派人士选择军事史研究，右派人士成为劳工史专家，这都会被视为超乎寻常的事。与社会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很少会考虑使用“偏见”一词作为评论他人著作时的用语，因为“每个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抱有某种偏见，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法学界，学者的主张就不会那么直截了当，因为任何一个人公开表示其许诺，都不受欢迎。
那些本身充满价值观念的领域，容易接受外来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允许学者有自我表现的机会。但是表面上保持“价值观中立”的领域，不对本领域的学者进行情感教育，却很重视知识的精确性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一门学科中可以有两种模式同时并存，这一事实使学科文化的描述复杂化了（如植物学与人类生理学，古文字学与现代欧洲史）。
一门学科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一回事，它的政治背景是另一回事。当然，许多物理学家在强调他们的专业缺乏价值观的考虑时，在科学影响冲击社会的问题上，却准备采取积极的态度。有些交谈者把这种姿态归因于“部落群体的犯罪感”。这种“犯罪感”产生于制造原子弹和其他滥用科学成果的问题。另一些解释则认为物理学家不但能把他们的技能转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上，而且有信心获得正确解答。工程师也与物理学家一样卷入目前关于核力量的辩论中。就他们采取比较谨慎的、少承担政治责任的态度来说，这是和他们注意实用的传统一致的。他们的论点是，只要行得通，就必定是好的。有趣的是，英国的生物学家倾向于避开采取抗议那种政治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关注生态事务的集团和其他压力集团做事太费时间，也不仅因为这些集团对棘手的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观点，而且还因为这类活动“对本人的专业威望没有一点好处”。在大西洋彼岸，参加交谈的学者也认为“科学家对社会事务越来越感兴趣，但即使在美国，仍有一大批科学家对此毫无兴趣”。历史学家虽然懂得他们的事业离不开运用各种价值观念，但他们仍有强烈的倾向想避免让学术研究与当前事务相联系，理由是从一个背景所得到的概括对另一个背景来说是很可怀疑的。与他们相反，社会学家没有什么禁忌阻止他们把学术价值观与他们对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联系起来。由于已经注意到的原因，美国法学界的学者对公共事务容易采取一种比英国同行更带有世界主义的态度。学者介入政治的模式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部分地来自学科本身的内在特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来自外界的考虑。
还有些影响来自学术科目的拓扑结构（Topology）：这些学科外部边缘可渗透的程度，以及它们与其他学科的边缘重叠的程度；学科内部边界的性质和这些界限可能引起的不连续性。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向外界的思想和技术开放，并随时准备吸收这些思想和技术的生动的学科的例子。近年来，历史学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吸收了许多思想。法国编年史学派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历史学又设法维护了保持学科内部一致性的强烈意识。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的模式提供了另一个有价值的标志。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生物学曾经殷勤接待来自物理科学的流亡学者。另一方面，物理学似乎不仅向化学和生物学等纯科学输出，而且还向工程学科输出。
一个学科的统一性不仅在知识意义上，而且在机构的可信性和地位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才主张他们的“惟一”观，以及他们的压倒一切的“家族情感”和他们所共享的知识风格与兴趣共鸣，而不管各专家间很少来往的事实，也不管学者社团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这里举一个不同的、现已恶名昭著的例子：在剑桥大学的英语教授中，结构主义学者和传统派学者的相互谩骂，对于提高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或者英语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的追求在国内的地位，毫无贡献。
学科内部的分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分裂或异议的根源。不过，围绕着某一具体学科分支的紧密联合的学术团体，往往带有小集团的特征。如果他们的研究适逢其会，他们就很可能抵制不住“逼走”潜在的事务干涉者的诱惑。这不仅表现在拒绝邀请他人参加会议，还表现在拒绝有关刊物发表他人的论文。突破这种封锁的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是，接近该集团的领袖人物，请他们为某个适当的课题提意见，以此保证他们能接受研究论文。这种传统的接纳过程以应邀参加该集团的若干研讨会而告终。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和政治背景问题以外，在内外混合因素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某一学科中被专业界认为最重要的知识能被外界接近的程度。业余活动的传统的存在——天文学、描述性生物学和历史学都有这种传统——是一批学科与另一批学科之间在这方面的重要分界线。哪个学科的业余性强，该学科就重视使用明晰的平铺直叙的文体和清楚易懂的交际语言。反之，哪个学科的业余性弱，或根本没有业余性，该学科往往就会出现一种倾向（例如在建筑学或数学中）——把能力归因于某些专门的、可能是天赋的才能。排除业余性的那些研究，往往由于它们需要复杂的技术和仪器而这样。专门的概念和相应的一系列术语，在业余活动者与专业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障碍和一种神秘化气氛。一旦某个知识领域以这种方式被兼并，那么它在接纳新成员、允许他们采用本领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之前，就要求新成员先获得正当的凭证。
显然，一个研究领域的概念结构、方法技术以及相应的手段越不易被公众接近，想成为该领域专家的人就要投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投资愈多，利用这种投资的需要愈大，他也就越不愿放弃可能获得的利益而向新的领域投资。
这就产生了一个人们熟悉的结果：谁投资多，谁的职业就高度稳定。例如，那些付出辛劳才掌握了电子显微镜技术的生物学家，就容易选择能运用该技术解决问题的研究项目。这是可以理解的。花了很大力气才精通各国医务界专门语言、概念和医疗实践的医学社会学家，也不会愿意改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许多中年研究工作者不愿意放弃现有的工具而使用新技术（如不易掌握的计算机技术），就进一步减少了知识的流动性。即使放弃使用新技术会使他们脱离本学科发展的主流，他们还是不愿放弃原有的技术。确实，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不承认原有方法已经过时，高级专家如果在心理上不甘当小学生，不经常从头学习新知识和新方法，就会出现“耗尽精力”的现象，青年时代的研究前景就会在中年时逐渐消失。这和其他情况一样，总是适者生存。
保守主义和思想的闭关性，也通过对现有假设挑战的新观念的最初反应表现在一些学科中。一般地说，人们总是以他们感到满意的思维方式对现状作投资。正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的：“你必须向意想不到的事开放；然而大家都一样，都不愿自己已有的思想波动不定。”另一位学者则这样说：“人们有时候会推迟对新发现的承认，因为认识新思想的重要性需要时间。”但是，这也许只不过是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很平常的特殊事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