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科学能起死回生吗？
评价整个拉美大陆的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危机的影响是困难的。近年来出现的大多数对抗和压制，与大学的科学研究很少有关系，而更多的与席卷拉美大陆的激进化运动有关。当然，这种激进化运动部分是由于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参与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引起的。
拉美大学从来是培养政治领袖的基地，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在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如同在政治方面一样进步和起先锋作用。J·P·哈里森（Harison）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大学与国家发展》一书中，考察了大学的作用。他曾试图表明，1918年改革运动以后成为传统的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组织机构，是怎样演变成特定意义上的保守力量的。他指出，在课程现代化、强调研究和不受领有执照的职业实践束缚的技术训练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学生与教授有别。最明显的证据是，几乎所有允许学生参与决策的少数大学的内部结构，与由讲座教授控制的大学的内部结构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一般说来，每一国家重组高等教育体制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有关。任何国家都没有乌拉圭受到那样彻底的破损。在乌拉圭，大学被夷为平地，同时，大批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移居到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国家甚至澳大利亚。阿根廷也随后经历了一个类似的但较温和的过程。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初破坏国家的城市游击队的中心和基地。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允许它采取宽大的同化政策，让激进的领导人合法进行政治活动，允许大学成为政治活动紧张而学术标准较低的中心。墨西哥在196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的大屠杀之后，也采取了类似模式。
虽然直接遭受过政治压迫的人们曾有过悲观的预言，然而科学研究并没有在拉美大学中消失，相反，它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了。当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大学建设和课程发展各种新的现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甚至在缺乏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一些拉美国家，科学和高等教育也在持续发展和完善，甚至那些被认为本质上是反理智反科学的政权也来扶植科学和高等教育了。
然而，到处可以看见这样一种变化：拉美科学家在危机过后的几年中，好多人失去了他们所追求的博学多才的知识界领袖的形象，即传统的欧洲科学家形象，而采取比较美国化的专业研究者的形象。这种变化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在危机前几年，人们就试图建立能在高等教育系统的主流之外发展，同时又能保持较高质量的尖子型新机构。在巴西有几个例子：40年代创建了航空技术研究所，60年代初创立了巴西利亚大学，60年代中期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开设工程研究生课程，70年代建立了坎皮纳斯大学等。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原有高教系统之外建立起来的，它们十分关注质量，很少注意官僚管理机构的繁文缛节；法人自治和教师队伍长期稳定。它们吸收年轻的有进取心的专业人员，毫不容忍对他们工作的任何妨碍。它们开放国际水平的科学研究，为学生提供非同一般的学习机会。这些创新最终蒙受种种挫折，但是却从未完全消失。其他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也有类似例子。
（2）试图使科学研究尽可能地远离教育体系。富恩扎利德（Fuensalida）在1973年的著作中建议，智利大学应完全抛弃科学研究，因为大学的目的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不是生产新的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1971年，A·赫勒腊（Hereza）认为，应在较高的政治层次上建立全国科学技术规划机构，同时不轻视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起的重要作用。阿根廷全国原子委员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遭受危机破坏之后，仍能持续有效地进行它的研究工作，这一经验极大地鼓舞了主张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分离的人。在这个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建立在加拉加斯郊区作为纯粹高层科学研究中心的委内瑞拉科学研究所。这些人正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得出结论的：分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3）坚持科学应在大学中存在，重视科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里强调的不是知识界的领导、社会意识和责任，而只是科学技术成果的益处。巴西政府完全采纳了这种观点。1974年，巴西政府制定了国家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75～1979）。计划的第一部分“发展和强大：巴西作为形成中的强国”指出，“在现阶段的巴西社会中，科学技术是动力，是进步和现代化观念的输送机”；“在经济领域，技术开发在一个阶段将起同样的推动作用和现代化作用，这正如工业化在战后时期所起的作用一样”。计划明确区分了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发展技术研究，巴西建立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和雄心勃勃的全国科技发展计划。1975～1977年间，科技经费达20亿美元。
这一宏大计划是在巴西经济以超过10%的增长率发展的时期结束时的构想。20世纪60年代末各开发机构为教育和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源，远远超过后者的吸收能力并仍然平衡地增长。结果之一是巴西新的研究生计划和研究机构的异常发展。以前，教育系统通过建立独立的私立学校得以发展，但研究生的训练和研究却是在公立大学得以发展的。虽然社会科学各专业系科学生入学数增长最快，但经费却主要拨给技术科学和精确科学。而且经费直接向研究和研究生计划负责人提供，他们由此获得了独立于大学行政当局的自主权，能得到比高等教育系统中其他人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收入。
这种情境，虽然是由军人（被认为是右翼的）政府造成，而不是由前几年许多人期望的大学领导的社会革命造成的，至少在意图上，它几乎是那些受到伯那尔思想激励的多年来捍卫科学技术在国家计划中的中心地位的人们的理想。
1973年的石油危机，标志着所谓的巴西奇迹的结束。国家强盛计划不得不无限期延期，并为短期整顿政策所取代。结果，准备为全国性的宏大计划提供人力资源和专门技术的高等教育和研究计划变得两手空空。里约热内卢大学最杰出的高级工程课程主任科因布勒（Coinbra）指出，他的计划是要培养从前没有过的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工程师，他们是国家技术发展所必须的人才。但是，这种工程师从专业图景中消失了，“我们期待的事并未发生”。
里约热内卢大学工程研究生计划遭受危机之后，其努力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更为传统的工程学领域——主要是土木工程，它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在博士学位工程师的培养方面则很少成功。
在过去十年间，拉美各国都重视发展科学研究和培养高质量人才，所以巴西的挫折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一项有关委内瑞拉化学和化学工程学的详细个案研究，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发展化学和化学工程的计划是40年代提出，并在60年代加以修订的委内瑞拉现代工业发展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国际科技合作的外观再也不能隐藏其背后的严峻现实：某些最强大的政府和团体凭借其科技的优势，迫使穷国处于依赖地位，从而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和控制权。因此，科技教育不是训练自力更生能力的场所，事实上是依赖的主要因素。教育制度培养出技能过分专门化的工人，就像‘自动化工厂的看门狗’。他们无异于无技能的人，因为他们缺乏普通技能，或者说他们传统的革新能力被抛弃了”[9]。
综上所述，阿根廷、智利、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经历，导致了似乎同样的厄运：随着科技能力的增长，依赖性也加强了，培养出来的是过分专业化的人。这些国家能依靠较少的科学技术和无技能的人富强起来，并且变得更为独立吗？这个立论实际上与其反论同样荒谬。这种反论是，“大学内外的科学技术本身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独立自主”。把科学研究引进拉美大学，并没有引起许多人期望的和许多人担忧的革命作用，它无助于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解决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的技术落后和依赖问题。过去的15年间，巴西在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上倾注了大量投资，其他国家也作了类似努力，但是，我们不应根据它们声称的目标，而是要依据一系列不那么明显的长期的后果来评价这些努力，因为这些后果影响着成千上万日后占据拉美各国中心地位的人们的观点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