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危机

很明显，这些不同的计划包括各方面的人士，他们对科学、高等教育和大学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应起的作用抱有不同的思想。更严重的是，经验已经表明，小范围的研究生教育计划的改善是比较容易的，而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则困难得多，作出高等教育改革以外的重大改进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战后拉美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主要依赖于引进外资和现成技术，几乎不需要拉美自身进行高级研究和培养高级人才。事实上，改革只涉及拉美总人口中有限部分的人，这就导致了“现代”部分和“传统”部分的日益分化。智利和阿根廷从战前起便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中间阶层，城市中有教养的居民中很大一部分的教育水平逐渐下降，专业水平逐渐降低，这使得他们与战后紧随经济发展前进的小部分人之间产生潜在的爆炸性分裂。通过高等教育来运用本国技术和科学资源，进而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其困难在头几年是难以预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人的思想分歧出现了，一种人认为在创建独立的、更为平等的新社会中，科学、技术开发和教育应起核心作用，另一种人则接受了有限制的、二元论的、较少自主和更多依赖的模式。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左与右或者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抗。

拉美国家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的现代化，广泛得益于北美的影响和支持。例如，福特基金会对智利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合作计划的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福特、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基金会给予拉美科学家的宏大的奖学金计划等。此外，北美对巴西利亚大学组织模式有明显影响。然而，美国的支持未能阻止不少参与这些计划的人的民族主义的且往往是反美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造成拉美依赖外部和内部巴尔干化与二元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生活更趋向两极分化，意识形态问题显得格外重要。F·H·莱恩（Lane）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矛盾情境。这位多年担任美洲开发银行行长的智利人，在为拉美教育计划筹措资金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几个国家中都有人这么想，……（美洲开发银行）仅仅是美国试图控制拉美高等教育系统的代理人，尽管我们花了很大代价确立了一种拉美的‘形象’。我记得在我不间断的大陆旅行中所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挑战之一，就是与学术界人士的谈话，向他们解释拉美才是美洲开发银行的真正鼓舞者。大学的资源是为了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工具去完成使命，而这个使命不仅包括我们的经济独立，还包括肯定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20世纪60年代，危机以不同强度和暴力形式冲击着这些乐观主义的经验。负责组织巴西利亚大学的知识分子，由于反对1964年掌握政权的军政府而被迫辞职。然而，巴西利亚大学的几项组织改革却在全国范围的大学改革运动中被采纳，其中有引进系科结构，建立课程学分制度，废除巴西的“讲座”教授制度等。随后几年，巴西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不仅由于改革，主要还是入学率迅速增长的结果，在校人数从1964年的142，000人增加到1974年的900，000人，1980年达到了1，500，000人。在校人数是随着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建立而扩大的。1960年前全国只有6个研究生培养计划，1960～1970年创立了123个，1970～1980年又创立了620个。但是，在研究生院建立的同时，大学中的政治运动与压制也与日俱增。在1968年广泛的学生骚乱期间以及随后的两年中，几十位在重点大学和研究中心工作的最有才华的教授和科学家被迫退休，这标志着政治压制达到了顶峰。

紧接着是阿根廷。1966年，军政府执政。军政府粗暴干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结果，大学各系的教授数千人——但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授——被迫辞职。

这一事件，现在仍在拉美热烈地被讨论。有些人认为，大学受到损失，因为它太卷入政治；有些人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之一M·萨多斯基（Sadosky）教授以1980年的观点回顾这些事件时指出，“我们的主要弱点是没有从政治上使学生确信他们对国家承担着义务，他们必须履行这个义务——用自己的知识为打破现行结构所需的社会经济的变革出力”。他部分地接受了关于唯科学主义的指控，他说，“我们过分提高了学习和劳动的要求，不自觉地助长学生脱离政治生活”。他认为，大学提高学生觉悟的活动，最终引起了阿根廷和美国的保守分子的愤怒，“不仅拉美反动派把我们当做敌人，就是美国国会中的某些议员们也对拉美某些进步大学正在获得的新动力表示关切。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蒙得维的亚和以后的圣地亚哥等大学最辉煌的成就，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和残酷手段加以歼灭，那肯定不是巧合”。

在智利大学，危机来得要慢一些。弗雷（Frei）政府执政的后几年里进行了大学改革，从此智利大学与加州大学的合作计划的执行放慢了速度，在艾冷德时代，活动受到限制。1973年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政府对智利大学横加干涉，福特基金会剩余的资助只限于用来帮助已在加州大学的智利学生。

智利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合作计划在农业、兽医和硬科学领域的成就比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大。但是，当经费枯竭时，根据这项计划所建立的联系就变成了一种不利条件。当前的活动受到了影响。由于图书馆不得不取消预订的杂志，设备无法修理或更新，智利人已不能发展新的研究计划。研究人员由于工作条件而感到灰心丧气，由于他们直接了解加州同伴的工作条件的详细情况，特别不堪忍受，不得不离开大学甚至离开智利。经过很大的努力和深切期望，最后似乎仍令人灰心。不管智利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合作在智利大学的科学技术方面创造了多少成绩，但它在智利的土壤中缺乏根基，如果外国不能给予支持，这些活动注定要消失。新的智利大学缺乏来自中央的源源不断的资源、人员和思想，就不能在兽医、基础科学、工程学等领域继续实施研究计划。智利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合作计划，并没有产生能独立发展的现代高等学府，只是创造了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特别是加州大学）的一个附属机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