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海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分为同盟国以及协约国两个大阵营。
同盟国又称中央同盟国或者中欧强国，是由于这些国家夹在英法等西欧诸国以及俄国这样的东欧国家之间而得名。其最早的来由是1882年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王国签署的三国同盟，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作为三国同盟一方的意大利态度暧昧，并最终倒向了敌对方，这个三国同盟事实上已经崩塌一角。随着战争的推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保加利亚王国相继加入了这个阵营。
协约国则是指以1907年签署互相谅解和互相支持的协议，也就是三国协约的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以及俄罗斯帝国这三家为核心，加上塞尔维亚王国、比利时王国、黑山王国、日本帝国，以及后来陆续加入的意大利王国、葡萄牙共和国、罗马尼亚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希腊王国、中华民国以及巴西共和国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战场则主要为英国以及德国在北海的对峙，其战火也蔓延到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乃至世界大洋的各处。而海战的主要交战国则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列强之间。因此，海上战场的主要参加国则为：
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
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美国。
开战时主要参战国主要舰艇一览表
本表是1914年8月1日主要各国的主要舰艇战力表，其中俄国海军以不同舰队分别统计。
当然由于各国对于舰种的划分各有不同，单通过这个表格无法完全表明各国海军战斗力的优劣。根据不同的资料，数据也有不同的划分，因此本表仅供参考。数据中加号后面的表示即将竣工的舰艇。
a：包括两艘征用的土耳其舰。
b：本表的英国包括所有英帝国成员，这里便有3艘为澳大利亚舰。
c：包括170艘小型舰。
d：包括相当数量的试作艇，拥有实战价值的大约是50艘。
e：包括4艘装备12英寸主炮舰，日海军将其归为战列巡洋舰。
f：埃列娜王后（Regina Elena）级，带有装甲巡洋舰的性格。
g：为浅水重炮舰。
h：其中9艘为非常陈旧的沿岸艇。
i：德国通常将巡洋舰分为大小两型，此处的所谓侦察巡洋舰且为较老的小型巡洋舰以及两艘布雷巡洋舰。
j：其中40艘为小型舰。
k：未将“戈本”与“布雷斯劳”号算入。
以下便对于这些国家的海军以及海上战略进行简介，而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则在相关篇章加以介绍。
英 国
基本战略
作为一个巨大的帝国以及商业国家，英国的利益遍布全世界，其命脉便是纵横于各大洋的海上交通线。为了保护这生死攸关的命脉，英国的海军便当仁不让地成为英国战略意义上首要的军种。在1889年，英国根据所通过的《海军防卫法案》拨巨款强化海军，并确定了所谓“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作为英国海军建设规划。也就是说，英国海军的实力必须要强于世界第二位以及第三位的法、俄海军之总和。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以及德国这两支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整个欧洲战略格局的变化，英国海军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战略，宣布其海军的战略出发点，在于根据英国能够有效使用其力量来抗击其假想敌这一前提，确定一个兵力水平要达到的目标。
其中最令英国感到威胁的莫过于企图挑战其海权的德意志帝国，当时不论英国的海军还是陆军，都一致认为德国将是英国在未来战争中最可能的对手。不过，在1914年以前的十年，英国海军统帅部内却缺乏一种统一的战略，当然大多数海军军官秉承皇家海军传统，偏好其奉为圭臬的决战战略。不过事实上决战战略便是没有战略。当然，为了达到将敌方舰队引入决战战场并予以歼灭这个战略目标，两种新的战略则应运而生。
首先是两栖战略，这是一种最为富有攻击性的战略，比如深入波罗的海登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东海岸，乃至登陆波美拉尼亚湾。当时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Sir Edward Grey）爵士甚至说过：“陆军是有待海军发射的一枚炮弹。”[3]形象地说明了两栖战的效果。当然由于两栖战属于外围战，在其奏效以前，很难保证法国是否能抵挡住德国的进攻。
其次则为封锁战略，也就是通过阻碍德国的对外贸易来打击德国经济。当然封锁战略是否有效还必须看德国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而且比起两栖战略是一种更为长期之战略。由于当时铁路已经普及，其效用与拿破仑战争时代相比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因此这两种战略被当时的皇家海军军人更多看作不外乎是逼迫德国舰队出动与其决战的契机而已。而在战争前夕，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便是立足于制海权理论，通过封锁敌方来将制海权掌握在手，而且如果对方企图突破封锁，便随时准备集中海军主力进行海上决战予以消灭或者打击。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水雷、潜艇以及岸炮的技术发展使得传统的逼近封锁已经难以实施，因此英国海军代之以深远封锁，监视赫尔戈兰湾，以确保海上航运线路的通畅，并切断德国海上交通，扼杀其经济潜力，进而保护本土和殖民地不受侵犯。而后由于向法国运送部队也成了海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又将封锁范围北移到了从奥克尼群岛中的斯卡帕湾以及苏格兰的克罗默蒂一带。由于迫于中立国的压力，这种封锁产生的效果受到了限制。
在地中海方面，保护航运线路则是最为主要的任务，其次则是支援法国以及而后参战的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土耳其，以及前来支援的德国舰艇作战。
对当时处于世界帝国地位的大英帝国而言，必须应对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挑战，因此其战略制订者也只能随机应变地逐渐拼凑出相关对策，其海军战略亦然，并非一言可以概论。不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有限的时期，也许1919年1月出版的杰利科上将回忆录中所列举的英国舰队任务可以使人一目了然：
1.确保英国船只在海洋上的航行自由，尤其对于一个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的岛国，此举至关重要。
2.在战争状态下，通过截断敌方的海上运输而加大其经济压力而迫使其退出战争。
3.同样在战时，运输陆军部队前往海外作战，并且保护其海上交通和补给线。
4.保卫我们的本土以及海外领地不受敌对力量的侵犯。[4]
指挥与组织
英国海军的主要指挥机构为海军部，该部负责对海军建设以及战斗训练的规划，并拟定作战计划，在战略以及战役层面指导战斗行动，其最高长官为文职的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自1911年起出任海军大臣的为温斯顿·丘吉尔（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而职业海军军官最高职位为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这个职位受海军大臣节制。由于英国实行的是文官制度，海军大臣随政府变动而更换，因此第一海务大臣实际上是皇家海军的最高统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个职位由海军元帅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Prince Louis Alexander of Battenberg）担任，而其他海务大臣的分工和设置为：第二海务大臣负责人事，第三海务大臣负责军备，第四海务大臣负责补给和医疗，战时设置的第五海务大臣负责海军航空。而当时的海军部参谋长则为海军中将斯特迪爵士（Sir Frederick Charles Doveton Sturdee）。
英国海军的士兵是采用募兵制，海军志愿水兵可以签订5年到12年的合同，分别担任水兵或者进入学校培训，成为候补军士，而各级军官则直接在舰上进行实践训练，并通过考试晋升。海军学院则负责对校官以及将官进行深造。虽然这种制度可以培养具有丰富经验以及良好海上素养的人才，但是却不能保证人才迅速大量储备，因此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也不得不采用一定程度的义务兵役制度或者动用预备力量来维持。[5]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
在预备兵力中，有被称为海军预备役（Royal Naval Reserve：RNR）的人员，他们主要来自职业商船海员以及渔船水手。由于这些人员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也受到了广大正规海军将士的尊敬，1914年动员之际，拥有30000名海军预备役官兵，他们立即到主要是护航舰艇、辅助巡洋舰、扫雷舰艇以及伪装猎潜舰中服役，以及投入情报、后勤辅助等陆上勤务，立下了极大的战功。除了水手为主的海军预备役外，同时还有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海军志愿预备役人员（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RNVR）。
英国海军舰艇图
战争前夕，英国海军中最为强有力的是直接和德国公海舰队对峙的本土舰队，这个舰队下辖4个战列舰分舰队、2个战列巡洋舰分舰队、4个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分舰队，拥有21艘无畏舰、8艘准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以及多艘轻型舰艇。在1914年7月29日晨，由于得知近期战争就要爆发的警报，正准备进入预备状态的英国舰队再度集结，本土舰队由波特兰驶向斯卡帕湾以及克罗默蒂，进入对德国舰队实施深远封锁的最前线。其他主力舰艇则汇集到南方各个基地：朴茨茅斯、波特兰、普利茅斯等。在战争爆发后，这些以17艘前无畏级战列舰为中心的舰艇组成海峡舰队，保障向法国运送部队和物资的通路安全。8月4日，根据刚上任的总司令官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Rushworth Jellicoe）的要求，本土舰队被改名为“大舰队（The Grand Fleet）”。英国在本土的主要海军基地还有罗赛斯、哈里奇、多佛尔以及查塔姆等。
英国在本土以外拥有最为主要的兵力为以海军上将米尔恩爵士（Sir Archibald Berkeley Milne）为司令官的地中海舰队，其编成为1个战列巡洋舰分舰队、1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1个轻巡洋舰分舰队、1个驱逐舰队以及1个潜艇中队，主要基地为马耳他的瓦莱塔，在直布罗陀、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以及亚历山大也拥有全面保障地中海作战顺利进行的各个海军基地。除此之外，在远东、印度、南非、澳洲以及加拿大等地都有独立分舰队或者舰艇中队，保障了英国遍及全球的航运线路乃至整个日不落帝国的安全。
以下是英国海军在开战时的部分舰艇性能，其中排水量为标准排水量，尺度中三个值为全长、全宽与吃水，单位为米。主机中，T为蒸汽轮机、R为蒸汽机、DE代表柴油电动、PE代表汽油电动。潜艇的排水量、功率与航速都分水上和水下。武装中单位都为毫米，罗马数字为联装身管数，比如5x343Ⅱ代表5座双联装343毫米等，鱼雷管中也有表示水雷等其他武装的，其后的u则代表水下发射管，装甲限于篇幅仅列主装甲带和甲板最厚装甲，单位也是毫米。当然各级舰艇中各舰的性能会有出入，这里无法一一说明，还望谅解。
德 国
基本战略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拥有一套清晰的政治与外交观念，在欧洲他满足于维持五大列强构造，而在海外则拒绝采用德国国内那种急于“崛起”的殖民政策呼声。他也认识到巴尔干半岛潜藏的危机，并力图使得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无法在那里获得绝对的权势。然而，在威廉二世登基、俾斯麦黯然离职之后，短短几年间柏林便从欧洲大陆的外交中心以及同盟网络的枢纽沦落到了自我孤立和自我“围困”之境地，威廉二世愈发力图强行毁坏这一其咎由自取的“包围圈”，结果却愈发被动，愈发孤立。
在海上，由于威廉二世试图挑战英国的海权，将其兴趣从欧洲大陆进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这种“世界政策”以及海军至上主义的“新方针”，使得德国摒弃了俾斯麦的审慎政策。后任帝国宰相的外交大臣冯·比罗（Bernhard Heinrich Karl Martin von Bülow）力图通过平民主义的反英情绪将所有爱国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同时设法协同俄国反对“背信弃义的英格兰霸权”，并在海外获得新的领地来将德国提升到世界帝国的行列，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和体制的安泰。而1897年开始担任海军大臣的冯·提尔皮茨则力争创建一支拥有大约六十艘主力舰的驻扎于北海的舰队，将皇家海军处于其打击之下。而且为了避免其海军计划受到议会的“扰乱性影响”，他还使其舰队每二十年可以自动更新得以制度化，这也就是在1900年使得议会通过的第二次“舰队法（Flottengesetz）”。这个“舰队法”的理论根据便是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Risiko-Gedanke）”，也就是说，“不让那些不用感到需要承担风险就可以攻击德国的舰队势力存在”。具体而言，就是如果保持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那么一旦英德发生海上冲突，那就让英国感到，即便有能力打败德国，但是在战胜德国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便将承担丧失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海权的风险，由此来抑制英国对与德国争雄海上的决心。由于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当然随即引发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炽烈的造舰竞争。比罗以及提尔皮茨可以说点燃了首次现代军备竞赛，也可谓引发了20世纪的第一场冷战。[6]
站在帝国游艇“霍亨佐伦”号上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海军大臣提尔皮茨以及海军参谋总长冯·霍尔岑多夫（由左到右）。
不言而喻，德国海军的主要敌手便是英国海军，其海军统帅部制定的北海战争计划中，主要想定的是，处于优势的英国海军将对德国沿岸进行逼近封锁。因此，应当采用“有限作战”或称“小规模作战”，通过积极的攻击行为袭击英国舰队，并且辅以布雷和潜艇的袭扰行动削弱敌军。等到敌我的力量对比大致相等的时候，德方将集中其舰队，在不利于敌方的水域与之决战。如果在此之前便出现有利的决战机会，也同样必须加以利用。对于敌方商船的破袭行动应在统一协调下进行，受命在德国海域以外实施破交战的舰艇应该亟早出航，在外海俘获的物资则应尽可能地运回国内。不过，当始终不明德国海军统帅部计划的提尔皮茨在1914年春季演习时向公海舰队总司令官冯·英格诺尔海军上将问起如果英国舰队不来采用逼近封锁时该如何对处时，他才发现：根本没有计划。由于对这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以及相应的措施，最终也导致了德国海军陷入被动的局面。[7]
从总体上看，德国与英国在海上之对抗其最终目的虽说是整个世界的海权。但是从表象看来，当时最为尖锐的矛盾，便是集中在封锁与反封锁这个焦点上。德国必须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以维持整个战争的继续，而一旦发现难以突破英国舰队的牢笼，便尝试通过无限制潜艇等手段，同样打击英国战时经济，来“确保相互摧毁”，这也最终导致了将战火蔓延到了大西洋的彼岸。
指挥和组织
德皇掌握着德国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其海军的具体指挥则由以下部门直接主管。首先是海军办公厅（Marinekabinett），它是协助最高统帅德皇的海军机构，负责军官的配备以及服役等人事工作。开战时期，办公厅由海军元帅冯·缪勒主管；海军部（Reichsmarineamt）则为帝国海军总署，负责海军的组织、指挥以及物质保障，在战时并不直接指挥海上的战斗活动。海军部的最高长官是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而帝国海军参谋本部（Kaiserliche Admiralstab）则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分配各个海区兵力的任务，海军参谋总长为胡戈·冯·波尔（Hugo von Pohl）海军上将，其职责就是为最高统帅部提供行动的建议和预案。
德国海军采用的是义务兵役制度以及由少年水兵以及志愿入伍者构成的混合体系，其海军服役期规定为三年，期满后则编入各级后备部队直到四十岁为止。低级指挥人员和海军专业水兵是由少年水兵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受过相关训练的志愿兵担任。海军的机械工程人员则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并在造船工厂实际拥有工作经验的人员中进一步培育。他们先到舰艇上服务，然后在海军工程师训练班学习一年并通过考试后才可以升任海军工程师。而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海军学院的学期则为两年。德国海军平时的训练也是全年进行的，从单舰训练一直到大型联合编队都会进行，同时还要实施战术和战役两方面的演习。德国海军非常重视远距离炮术训练，舰靶的面积和实际舰艇相仿。除了炮术训练以外，德国也实施昼间雷击训练以及通过用超龄雷击舰改为扫雷舰进行的扫雷训练。[8]
德国海军办公厅主任冯·缪勒海军元帅
德国海军参谋总长冯·波尔
德国海军舰艇图
在战争前夕，德国海军由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东亚分舰队（Ostasiengeschwader）以及一些分驻于一些海外领地的舰艇构成。公海舰队为德国海军最大的联合编队，其目的便是与英国大舰队进行对抗，下属5个战列舰分舰队、1个岸防战列舰分舰队、5个巡洋舰分舰队、8个雷击舰大队、2个潜艇分队、1个布雷舰分队和3个扫雷舰大队，主要舰艇有14艘无畏舰、22艘前无畏舰、8艘岸防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7艘装甲巡洋舰、12艘小型巡洋舰、89艘驱逐舰以及19艘潜艇等，司令官为冯·英格诺尔海军上将。公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为位于北海威悉河口亚德湾的威廉港，其前方有赫尔戈兰要塞以及其他工事以及布雷区，海防坚固。赫尔戈兰岛还是雷击舰艇以及潜艇的基地，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又在所占领的比利时港口泽布吕赫以及奥斯坦德建立了潜艇基地。在波罗的海，德国于基尔港设有波罗的海司令部（Marinestation der Ostsee），由威廉二世之弟——海军元帅海因里希亲王指挥。该部辖一支分舰队，开战之际主要由8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5艘布雷舰、4艘潜艇以及1艘炮舰组成。虽然兵力不多，但是随时可以得到公海舰队的支援。在海外，德国在地中海还有两艘巡洋舰利用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的港口执行任务。海外最大的舰队则是长期驻扎于青岛的一支以巡洋舰为主力的东亚分舰队，这支舰队开战之时由海军中将施佩伯爵（Maximilian Johannes Maria Hubert Reichsgraf von Spee）指挥。而在非洲，只有个别舰艇分布于其领地中。
开战时部分德国舰艇性能如下：
法 国
法国海军曾经是英国海军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历经法国革命、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法国海军基本上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虽然法国海军曾经设想以新技术以及新思维重新取得海上优势，但是事实上却往往事与愿违：虽然法国海军曾经在海军的推进技术、装甲舰技术、空心装药等技术方面扮演先驱的角色。但却难免被英国海军后来居上；虽然曾经设想以大量生产雷击舰的战术来对抗英国的主力舰，但是这种被称为“少壮派”的造舰战略却反而使法国的主力舰艇严重落后于英国海军。直到法国海军意识到“少壮派”的过于超前而重归建造战列舰的传统之途后，无畏舰却将这一努力再度打破，之前大量建造的前无畏舰转眼成为了落后于时代的旧舰。
法国海军总司令德·拉佩雷尔
法国海军由海军部长及其作战机关——海军总司令部领导。总司令部的职能在于制定作战计划，指导计划的实施。在海军总司令麾下，有直接指挥地中海舰队司令官以及海峡海军司令官。法国海军的配备制度比较复杂，其水兵的配备以海军登记、招募志愿兵士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度为基础。这里所谓的海军登记，便是在法国沿海地带所有18到50岁的男性应服役居民一律编入海军。不过，实际的登录者在海军的服役不超过四十五个月，然后可以根据自愿选择留下或者转为预备役。当然登记人员便可以享有一系列养老金、奖励以及从事海上渔业的相关特权。到1912年，登记义务服役的年限降为二十四个月，继续服役的人还有权自己选择进入海军专业学校深造，并在这些职务上获得晋升军官的机会。而在招募志愿兵士方面，则根据本人选择的海军专业签订五年合同。一旦登记法以及志愿兵都难以满足需要时，则又可以通过义务兵役制来补充。法国海军和其他海军一样，也有一所少年水兵学校，为海军专业水兵提供基本人才。[9]
法国海军舰艇图
法国海军在战前的1913年和英国海军缔结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承担在北海对抗德国公海舰队的任务，而地中海的防务则落在了法国海军的肩上。因此法国海军的兵力基本上都置于地中海基地。1914年8月6日，英法之间再度缔结新的条约，这就更加明确了法国海军的任务，那就是必须保障整个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对亚得里亚海的奥匈帝国海军实施封锁，并监视达达尼尔海峡。法国海军获准使用直布罗陀以及瓦莱塔等在地中海的英国基地。此外，法国海军事实上还担负着确保从北非向法国本土运送兵士的使命。在英法海峡地区，法国也保留了一小部分海军舰艇，这些兵力主要任务仅限于负责基地以及港口的防务以及对英国海军提供支援。
按照上述任务要求，法国海军编为大小两个舰队，地中海舰队又称海军第一集群（La premiere armee navale），司令官由法国海军总司令布韦·德·拉佩雷尔（Augustin Manuel Hubert Gaston Bouéde Lapeyrère）海军中将[10]兼任，他也是协约国海军在地中海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地中海舰队旗舰为无畏舰“孤拔”号，其主力为2个战列舰分舰队和2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此外还有一个以4艘老式战列舰为核心的预备中队（Division de complement），一个归司令官直属指挥，可以根据需要派遣到其他任何海域特别中队（Division speciale）。这个特别中队拥有2艘老式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以及3艘防护巡洋舰；其他兵力为6个各拥有6艘驱逐舰的驱逐舰队、2个各拥有8艘潜艇的潜水舰队。舰队共有21艘战列舰、7艘装甲巡洋舰、8艘防护巡洋舰、43艘驱逐舰或雷击舰以及16艘潜艇等主要舰艇，主要基地为土伦港。其他还有位于突尼斯的比塞大港、阿尔及尔的奥兰港，临时基地还有科西嘉的阿雅克修以及博尼法乔。海峡舰队又称第二轻型舰队（La 2e Escadre légère），司令官为鲁伊埃（Albert Rouyer）海军少将，其兵力为2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4个驱逐舰队、3个潜水舰队以及一支由2艘驱逐舰和20艘小型雷击舰构成的敦刻尔克防御机动部队（Defense mobile de Dunkerque）。主要基地为布勒斯特、其他基地还有瑟堡、敦刻尔克以及加来。
开战时的部分法国舰艇性能如下：
俄 国
日俄战争以后，俄国海军从世界第三位骤然跌至第六位，而且战后还经过了一段政治动荡时期。当时对俄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任务便是进行反思，同时进行海军的重建。
俄国海军参谋大臣格里戈罗维奇
俄国海军参谋总长鲁辛
当时俄国海军主要分为波罗的海舰队以及黑海舰队。前者的主要任务是抵抗德国可能发动的攻势，尤其担心的是德国人就像日本在1904年那样，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波罗的海一举消灭俄国的有生力量。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曾经根据欧洲大陆军事力量的分布以及兵力扩充，多次制定其作战计划，这些计划主要是配合岸炮和水雷，保卫圣彼得堡以及芬兰湾的安全。不过当时海军代司令官冯·埃森（Николай Оттович фон Эссен）中将在1908年提出了不应该仅仅消极防御，还应该在德国的基地和港口布设攻势水雷，以阻挠敌方舰队出港。但是统帅部却担心承担“主动发动战争”的责任而拒绝这种计划。在战争爆发前夕，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展开基本上是按照1912年计划而实施的。根据这个计划，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陆军的支援，依托芬兰湾最狭窄的区域，也就是纳尔根（现：爱沙尼亚的奈斯岛）岛和波卡拉半岛附近所谓“中央阵地”集中布置雷区，并以海岸炮兵加以强化，对试图突入芬兰湾的德国舰队进行抵抗。然而，计划并没有对后期战略进行想定，由于计划制定之时统帅部对敌方意图做了过高估计，因此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对作战设想做了修正。
黑海舰队所制定的计划由于德国在地中海的两艘军舰突然归属土耳其而变得不再适用。对出现的新情况，海军指挥部在8月到9月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分别就攻守两种可能采取的战略做准备，如果采取守势，黑海舰队主要兵力集结于塞瓦斯托波尔，只以一部分兵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深远封锁。一旦敌舰到达黑海，便出击迎战。而如果采取攻势，则在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深远封锁之前便布雷海峡口，以削弱敌舰实力。如果无法迫使敌舰队进行决战，则在敌舰进入安纳托里亚沿岸港口之时对其进行袭击。如果陆战取得重大胜利，则派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占领俄国垂涎已久的海峡地区以及君士坦丁堡。[11]
俄国海军几乎完全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根据相关条例，凡是适龄健康而具有船舶驾驶员、船舶机师职称以及在商船担任过水手、舵手以及司炉者均应在海军服役，其次还优先征召工厂的装配工、车工、锅炉工、电工、报务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不足部分再从国内沿海以及临河地区的居民中招募。水兵服役期为十年，其中五年为现役、五年为预备役。在喀琅施塔特还为波罗的海开办了一所少年水兵学校，以培养职业海军专业军人。同时为了培养士官一级的专业人员，在波罗的海以及黑海还设立了一些教导队，编制内还有一些炮兵学校以及水雷学校。
根据日俄战争的教训，俄国当时比较重视战斗训练，尤其是冯·埃森领导下的波罗的海舰队。当然由于物资的短缺，舰队训练往往着重于停泊场训练，即便出航也只有在夏季才短期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的作战计划中，水雷作战占有了比较主要的比重，因此在布雷训练上，以及雷场岸炮协同战斗训练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2]
俄国海军的指挥机构为海军部，1911年起由海军中将格里戈罗维奇（ИванK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Григорович）担任海军大臣。而1906年起，俄国海军效法陆军成立了参谋本部，虽然并不像陆军参谋本部那样拥有特殊的制服和享有诸多特权，但是不论如何也算在体制改革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其重要任务则为研究海军战略问题、制定海军建设计划、进行海军动员、领导海军整个备战工作。战争爆发时，海军参谋总长由鲁辛（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Русин）海军上将担任。由于成立了海军参谋本部，于是海军部的基本职能发生了变化，主要分管着海军人事、军事训练以及执行军法等任务。
俄国海军舰艇图
俄国海军由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两支舰队以及西伯利亚区舰队、里海区舰队组成。波罗的海以及黑海的海上兵力又分为作战舰队和后备舰队，作战舰队除了各有1个战列舰与装甲巡洋舰分舰队外，还有2个以驱逐舰为核心的雷击总队，所有的这些舰艇负责在芬兰湾的入口实行固定巡逻任务。此外还有潜艇舰队、布雷舰中队、扫雷队以及炮舰中队各1支。后备舰队由巡洋舰分队组成的第1预备队，以一个驱逐舰混合大队和一些舰艇教导队组成的第2预备队组成，其他还有2支各有4艘潜艇以及3艘老式训练潜艇的潜艇分队，6艘一级布雷舰以及大约30艘小型布雷艇，1支雷击舰分队以及各种小型舰艇。后备舰队大部分舰艇不是战争爆发后不久服役尚需训练的，便是一些较为老式的舰艇。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位于赫尔辛福斯（现：芬兰的赫尔辛基），巡洋舰分舰队则驻泊在雷维尔（现：爱沙尼亚的塔林），预备舰队的基地为喀琅施塔特，该地同时也是舰队的修理基地。波罗的海当时的主要兵力为4艘前无畏舰、3艘装甲巡洋舰、7艘防护巡洋舰、49艘驱逐舰、21艘雷击舰、6艘布雷舰、11艘潜艇以及6艘炮舰。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官虽由名将冯·埃森中将担任，但其指挥体系却置于陆军第六集团军之下，因此舰队不得不屈身于对海上力量的性质和作用不甚了解的人们之下，各种严格的限制死死地缠住了海军的手脚。
黑海舰队的作战舰队则由战列舰分舰队、雷击总队、潜艇大队以及扫雷队组成，而超龄的舰艇以及教练舰则编成第1和第2预备队，舰队司令官为有瑞典血统的艾伯哈特（Андрей АвгустовичЭбергард，按照俄文读法，也有将其名字翻译为埃别尔加德的）海军中将。舰队的主要基地为塞瓦斯托波尔，其他基地有敖德萨以及巴统等，后方修理基地则为尼古拉耶夫。在黑海舰队俄国海军兵力为5艘前无畏舰、2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12艘雷击舰、4艘潜艇、2艘布雷舰以及3艘炮舰等。
西伯利亚分舰队则相对比较弱，拥有以2艘巡洋舰为主的由老式舰艇组成的舰队。
开战时俄国部分舰艇的性能如下：
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为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构成的二元君主国，其海军的正式称呼为Kaiserliche und Königliche Kriegsmarine，其简称为k.u.k.Kriegsmarine，意思便为帝国与王家海军。这里的帝国是指奥地利帝国，王国则指的是匈牙利王国，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两元君主国以后，国内就有奥地利帝国议会和匈牙利王国议会分别构成立法机构，并拥有不同的内阁。虽然外交、财政以及国防统一，但是两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权力交叉往往导致摩擦和低效率。比如海军的经费必须同时获得帝国议会以及王国议会两方面的通过。因此，其海军预算案常常由于原先没有海军的匈牙利王国议会的否决而遭到挫折。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后来有关国防预算案就从帝国王国双方独立出来，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889年起，奥匈海军也由此成立，帝国与王家海军这个称呼也正式被使用。奥匈帝国与王家海军归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也就是皇帝本人统帅。本书为了方便计，依然以奥匈帝国海军或者奥匈海军称呼。
奥匈帝国海军司长、海军司令官豪斯
奥匈帝国未设海军部，仅有一个隶属于帝国军务部的海军司（der Marinesektion des k.u.k.Reichskriegsministeriums）而已。不过海军司长还是拥有比较大的独立性，他可以就海军的建设、管理以及指挥等诸多问题直接向皇帝报告。[13]而对奥匈海军比较幸运的是，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对海军兴趣不大。因此，与陆军相比反倒不至于卷入太多的政治对立，没有必要拘泥于更多的传统束缚。相反，由于奥匈帝国皇储——皇侄斐迪南大公对海军建设抱有的强烈热情，海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了亚得里亚海上一支重要力量。相对思想比较陈腐的整个奥匈帝国军队中，海军还具有相对较高的革新思惟，同时也有着比较积极的作战精神。(https://www.daowen.com)
奥匈海军舰艇图
奥匈帝国海军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据统计在1914年开战当时，其海军军士与水兵中的民族构成如下：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34.1%、匈牙利20.4%、德奥16.3%、意大利14.4%、捷克及斯洛伐克11.0%、波兰、罗马尼亚与·鲁塞尼亚4.6%[14]，这样杂多的民族构成给训练和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还有人说，一个奥匈海军军官如果不会讲4种以上语言，便不能算称职。奥匈帝国海军的人员配备是通过由濒海地区居民以及对海洋有过一定接触，拥有一定经验的，或者与海军有关的比如造船工人等人员。服役期为十二年，其中现役四年、预备役五年、民团三年。为了培养专业水兵和军官，也设有相应的学院和技术学校。[15]
奥匈海军所处的境地非常不利，不但周围都是强敌，而且所有舰队只能通过狭窄的奥特朗托海峡才能进入地中海。一般看来，漫长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可以称为奥匈帝国柔软的腹部，占有绝对优势的协约国海军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这条海岸线，牵制奥匈帝国陆军防守这条防不胜防的战线。由于奥匈帝国海军力量相对较弱，确保舰队的存在便是对敌方的一种牵制，因而不可能进行积极的活动。海军担负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任务，那就是依靠波拉和卡塔罗（现：克罗地亚的普拉与科托尔）两个基地以及港湾设施不充分的希贝尼克港来掩护达尔马提亚海岸线，掩护陆军的侧翼和保卫本国在亚得里亚海的交通。
奥匈帝国舰队都集中在亚得里亚海，拥有2个战列舰分舰队、1个巡洋舰总队，2个驱逐舰队和2个雷击舰队，1个潜艇中队以及一些旧舰组成的预备队。主力有3艘无畏舰、9艘前无畏舰、9艘巡洋舰、19艘驱逐舰、60艘老式雷击舰以及6艘潜艇，预备队还有3艘岸防装甲舰、5艘旧巡洋舰、7艘驱逐舰以及18艘雷击舰。海军司长、海军司令官以及舰队总司令由海军上将安东·冯·豪斯男爵（Anton Freiherr von Haus）一身兼任。主要基地为波拉和卡塔罗，临时基地为希贝尼克和扎拉（现：克罗地亚的扎达尔）。此为海军还可以使用的里雅斯特和阜姆港（现：克罗地亚的里耶卡），虽然这些港口配系可以满足亚得里亚海的防务，但是若要在通向地中海出口的奥特朗托海峡作战便有力不从心之感。此外，在多瑙河，奥匈帝国还有一支多瑙河河区舰队，主要用以支援多瑙河一带作战的陆军作战，主要兵力为浅水炮舰、巡逻艇以及一些辅助船只构成，其基地位于布达佩斯。
奥匈帝国海军开战时的部分舰艇性能如下：
土耳其海军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严重依赖于外国，本国收入来源枯竭，其金融也几乎控制在列强之手。在军事方面，土耳其的陆海军各个部门也都有外国督察和教官。由于1913年1月23日，亲德的恩维尔帕夏（ismail Enver Pasa）发动政变建立三头政治，因此土耳其国内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大的亲德力量。
奥斯曼帝国海军曾经显赫一时，但由于帝国的衰弱，特别是在丧失了阿尔及利亚和希腊以后，其海上力量及对海外地区的控制力也随之减弱。虽然以后也有重振海军的意愿，但是帝国经济根本无力对其进行支持。当时土耳其本国也没有建造主要舰艇的能力，必须从外国购买和定制。对土耳其而言，最主要的海军战略便是与夙敌希腊相对抗，同时也必须在黑海与俄国黑海舰队对峙。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后，以该党为核心的“统一进步委员会”欲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为此设立了奥斯曼海军基金，以募集公共捐献用于购买舰艇。经历了巴尔干战争以及意土战争的创伤，土耳其的海军已经到了寒伧的地步，而到了1914年希腊海军的实力不容小觑，主要拥有美制前无畏舰2艘、意大利制装甲巡洋舰1艘、美制原定售与中国的防护巡洋舰1艘以及3艘岸防舰、14艘驱逐舰、17艘雷击舰与2艘潜艇。还有一艘超无畏舰在德国建造，又在向法国磋商建造一艘普罗旺斯级超无畏舰。所以此时土耳其不惜花费巨款，向英国被定购两艘无畏舰。这毫无疑问地成为新土耳其海军的希望所在，而且还维系着整个土耳其国民的关心。
土耳其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
土耳其海军舰艇图
当时，虽然土耳其陆军方面聘请了以利曼一冯·赞德尔斯（Otto Viktor Karl Liman-von Sanders）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将其委以重任，甚至日后授予其土耳其元帅之衔，并任命他担任土耳其陆军总监，不过在土耳其的海军内部，依然存在着比较深的亲英情节。土耳其海军的顾问便是英国海军的林普斯（Sir Arthur Henry Limpus）将军。而政治三巨头之一的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Ahmet Cemal Pasa）还具有亲法的倾向，因此并不能说土耳其具有很明确的加入德奥集团的迹象。不过由于在开战以后英国征用了这两艘无畏舰，中止了一些侦察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潜艇的建造合约，并且拒绝退还400万英镑的造舰款，极大地破坏了土耳其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加上德国在地中海的战列巡洋舰“戈本（Goeben）”号以及轻巡洋舰“布雷斯劳（Breslau）”号驶入君士坦丁堡宣布售与土耳其，并且向土耳其提供贷款。土耳其的政治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海军顾问团也不得不回国。
由于两艘德国舰艇的到达，尤其是性能优异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大大改变了土耳其海军的力量。同时，掌握这支舰队的德国海军少将苏雄（Wilhelm Anton Souchon）成为了土耳其海军司令官，土耳其海军固有的指挥系统也被打乱，苏雄将军经常越过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直接发号施令。最终苏雄率舰炮击了俄国港口，土耳其至此卷入了战争。
土耳其海军中除了这两艘巡洋舰上为身穿土耳其制服的德国人以外，其他水兵主要是农民出身。海军的专业水兵以及士官很多没有受过训练，军官的比例异常臃肿，战争爆发时，官兵比例竟然达到了八比十。大部分人员不习惯航海，缺乏海上经验，弹药燃料以及补给品严重不足。[16]
1914年11月12日，土耳其宣布对英、法、俄宣布“圣战”时，拥有战列舰第一分舰队、巡洋舰第二分舰队、2个驱逐舰队、2个雷击舰队以及1个水雷作战群。除了德国两舰以外，主要拥有3艘战列舰、2艘防护巡洋舰、2艘布雷巡洋舰、8艘驱逐舰、12艘雷击舰、2艘潜艇以及若干炮舰、布雷舰艇等。
土耳其唯一具有较好设备的基地便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原来土耳其在黑海的作战计划是属于单纯防御性质的。由于德舰的到达，可以利用其高速性能，袭击俄国港口以及海岸，威胁黑海战线的侧翼。
开战时土耳其部分舰艇性能如下：
意大利海军
意大利也和土耳其一样，在开战时尚处于观望状态，自从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经常依靠朝秦暮楚和见风使舵，寻求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得较大的成就。意大利虽说是“三国同盟”的一员，但是对意大利而言，三国同盟与其说是盾牌，不如说是锁链。俾斯麦及其后任者以及奥匈帝国都对意大利的羸弱十分明晰，甚至加以轻蔑，并且劝阻其推行殖民主义，认为这是徒然浪费和分散意大利本身不足的军力。而且，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具有由来已久并且很尖锐的矛盾，这也注定了三国同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当然对意大利而言，三国同盟的建立暂时减小了他在陆地上承受的压力，在翁贝托一世国王以及首相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的推进下，意大利的思想家们拒绝了在法国盛行一时的发展雷击舰艇的“少壮派”理论，更倾向于马汉的海权思想，因此大力投入海军建设，强调战列舰的首要地位。克里斯皮几乎毫无顾忌地在海军上大肆投入，一度建立了世界第三位的强大海军。虽然这个政策的结局是经济以及工业的疲惫，不到十年其海军实力又落到了第六位，但是意大利海军也算是获得了一笔遗产。
1903年意大利新政府注重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率在欧洲首屈一指。到战争前夕，意大利迅速壮大的工业基础又使得他们能够大大扩大其军事力量。这种以“重振罗马雄风”之名成为列强的渴望之心，恰如意大利当时著名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在其剧本《战舰颂（La nave）》中所云：“武装到船头，驶向全世界。”[17]因此，意大利当时对海军建设的规划是，使其兵力达到法国的六成，以及对奥匈帝国拥有四比三的优势。
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阿布鲁齐公爵
意大利海军参谋总长迪·雷韦尔伯爵
为了实现其“重振罗马雄风”的梦想，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就是欲收回其“失地”，而其中最为尖锐的，便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同奥匈帝国就特伦蒂诺、伊斯特里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的领土争端上。
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意大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秘密选择了中立。一方面以奥匈对塞尔维亚没有事先和罗马商议为由，拒绝承担三国同盟的义务。另一方面则使出见风使舵的故伎，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在通过九个月的讨价还价和权衡利弊后，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和协约国签署了秘密的伦敦条约，定下了一个月后加入协约国参战的协定。1914年初开始担任意大利首相的参战派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将参战称为“神圣的利己主义（sacro egoismo）”，借此机会“收复失地”以扩大领土。
当时意大利海军参谋总长迪·雷韦尔伯爵（Paolo Emilio Thaon di Revel）提出了一个比较审慎的计划，他将战列舰集中于下亚得里亚海布林的西和塔兰托港，依赖轻型舰艇在亚得里亚海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外作战，他希望以轻型舰艇首先消耗敌舰队，然后以一场优势下的大舰队决战击垮对手。不过一旦意大利陆军逼近波拉港，舰队便会驶向威尼斯，保护其陆军近海侧翼免遭敌方海军炮击，此时倘若与敌方舰队遭遇便与其交锋。
意大利海军舰艇图
意大利海军参谋总长事实上是该国海军战斗活动的最高指挥官，主掌海军部及其所属各部门，主管造船、人事、动员、武器装备、建立海岸防御，同时也负责构筑海军基地和军港、海军技术器材的供应等。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阿布鲁齐公爵（Luigi Amedeo Giuseppe Maria Ferdinando Francesco di Savoia，duca degli Abruzzi）同时身兼第一舰队司令官，在指挥体系下也是隶属于海军参谋总长的领导之下。和其对手奥匈帝国海军相似的是，其海军的人员配备也是通过由濒海地区居民以及对海洋有过一定接触，拥有一定经验的，或者与海军有关的比如造船工人等人员，其服役期限为现役四年、预备役八年。同时还有一所少年学校负责培育专业人员。[18]意大利海军的主要基地为拉斯佩齐亚，其他基地有那不勒斯、巴勒莫、墨西拿，而面对亚得里亚海的主要基地为塔兰托、其他基地有布林的西、安科纳以及威尼斯。但是由于基地设备不完善，意大利海军不能完全适应在亚得里亚海的作战。
意大利在1915年5月23日加入协约国的两星期以前，便与英法签订协议，英法答应将一部分舰艇编入意大利海军归其指挥。意大利海军本身分为两个舰队，其中第一舰队配置于塔兰托，下辖2个战列舰分舰队以及1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拥有4艘无畏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其侦察分队拥有5艘防护或者侦察巡洋舰和4艘辅助巡洋舰，同时还有驱逐舰队2个、雷击舰队3个和潜艇舰队1个，辖11艘驱逐舰、18艘雷击舰以及4艘潜艇；第二舰队驻扎布林的西，拥有共6艘前无畏舰的2个战列舰分舰队、5艘装甲巡洋舰的1个巡洋舰分舰队、10艘驱逐舰的2个驱逐舰队，此外还有4艘布雷舰。此外在威尼斯还有所谓“威尼斯海军”，这是应意大利武装力量总司令卡多纳（Luigi Cadoma）将军要求组建的，其目的是为了支援濒海地区与奥匈帝国作战的陆军。该部共拥有3艘旧战列舰、2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30艘雷击舰以及共计14艘潜艇的3个潜艇舰队。此外，意大利海军还在阿尔巴尼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红海以及其他海外基地拥有部分舰艇。此时意大利海军主要舰艇为4艘无畏舰、9艘前无畏舰、7艘装甲巡洋舰、16艘其他巡洋舰、33艘驱逐舰、48艘雷击舰、18艘潜艇以及4艘布雷舰。
大战爆发之时意大利海军部分舰艇性能如下：
日本海军
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以外的主要海军强国还有美国以及日本，他们都有其各自的海军战略。由于远离战场，所以其直接目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并不完全吻合，但是大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态势的机会。
对日本帝国而言，其主要潜在敌手的顺序依次为俄国、美国以及中国。虽然和英国签订有同盟协定，但是战争爆发时，夺取德国在中国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便成了日本在大战中的最主要战略目的。日本在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责成德方在一个月内将胶州地区无条件无偿交给日本，因未获答复而于8月23日向德国宣战。
日本海军大臣八代六郎大将
根据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军政方面分别由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辅弼，而在具体作战方面则由陆军的参谋总长以及海军的军令部长相辅佐。事实上这样导致了原来应当隶属于军政之下的军令权升高到和军政权相当的地位。由此形成了所谓统帅二元化的现象，对统一系统的作战行动带来了问题，并且决策往往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在明治初期，日本海军曾经将主力舰队称为“常备舰队”、二线舰艇称为“警备舰队”，甲午战争开始六天以后，日本海军曾将这两者合并称“联合舰队”。此后当日俄战争或者演习之际，还会组织新的联合舰队，直到1923年才将其定为常设单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而在军政和军令方面则接受海军大臣以及军令部长指示。而在日本海军中，作为根据地并进行舰队后方的统辖工作，并负责舰队补给、准备、水兵招募训练等任务的机构则被称为镇守府。这些镇守府主要和日本海军基地所在地一致，主要有横须贺、吴、佐世保以及舞鹤四处。
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岛村速雄大将
日本海军采用的是义务兵役制度，兵役法规定从17岁到40岁的男子只要没有被豁免兵役的都将进行兵籍登记，到了20岁接受兵役检查，合格者将作为现役兵士入伍，而海军征兵为现役三年。当然海军是以志愿兵为主，志愿兵的服役期间为五年。水兵如果“任用考试”合格，则可晋升为士官，被认为是“职业军人”。而海军军官则通过“海军兵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或者“海军经理学校”学习毕业以后方可担任。但是，海军兵学校毕业，能够拥有军队指挥权的“军官”却与拥有医务、财务以及各种技术的无军队指挥权的“军官相当者”严格区分。
日本海军舰艇图
1914年时，日本海军大臣为八代六郎中将，军令部长则是岛村速雄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拥有第一到第三舰队以及辅助舰队，而为了接收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又增设一些所谓“南遣支队”，直到1915年11月1日才将第一到第三舰队组建以吉松茂太郎中将为司令长官的联合舰队。
日本海军在1914年8月参战之际，主要拥有无畏舰2艘、战列巡洋舰2艘、前无畏舰以及舰籍转为海防舰的老式战列舰14艘、装甲巡洋舰12艘、防护巡洋舰15艘、轻巡洋舰6艘、水上机母舰1艘、驱逐舰50艘与潜艇12艘。
开战时日本海军部分舰艇性能如下：
美国海军
美国早在其独立后四十七年，在其总体国力相对薄弱时，便针对欧洲列强对拉丁美洲继续控制的问题，提出了其独自的方针——门罗宣言。该宣言表达了美洲为美洲人的美洲，而对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这一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体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国气魄。同时，它又超越列强之间的纷争，不介入列强可能的对立和冲突。门罗宣言不针对特定国家，没有给美国树立敌人，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门罗主义为正在崛起的美国在外交上奠定了的基础。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其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当然，门罗主义同时也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加以发挥，化作其实施扩张的幌子，而且也成为美国孤立主义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美国对欧洲战事，依然在很大程度是抱以观望姿态。
美国海军在独立以来，带有非常强烈的沿岸海军的色彩，不过是陆军的附属。而1886年，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军上校担任了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首席教官。这位马汉便是著名的海权理论奠基人，其理论当时在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本森
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
在其理论影响下，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以及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参议员等为代表，则逐步将其理论化为了现实。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已经拥有了5艘战列舰，年轻的美国新海军终于战胜了曾经统治过大洋的西班牙帝国，加入了海上列强的行列。在此激励之下，美国海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尤其是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以后，美国一度拥有了仅次于皇家海军的第二大海军，环绕全球的“大白舰队”成了美国海军走向大洋的象征。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对手，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以色彩代表相关国家的作战计划，由于其潜在敌手分布东西海岸，而根据马汉不能分割舰队的理论以及当时可能的最大的威胁，美国还是将舰队主力置于大西洋海岸。
美国海军采用的是募兵制，到了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之际，他认为随着海军舰艇技术的复杂化，仅仅要求水兵体格强壮是远远不够的，他更希望能够募集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员到海军，为此他认为必须改善水兵的待遇以吸引人才。于是美国海军中水兵的生活变得更为丰富愉快，伙食也大大改进，有了较多的自由以及娱乐机会。同样，为了和工业界争夺技术人才，海军也成立了技工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甚至从1905年国会批准了每年可以从准尉提升12人担任少尉的法规，这样普通水兵的晋级终点便不再是准尉了。不过海军军官的来源还是依靠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同时轮机军官到19世纪末也获得了和通常军官相同的待遇。
对于海军指挥系统，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只是在海军部下设立了一些互相独立的局，缺乏协调。当时曾有成立海军参谋部的呼声，但时任的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Davis Long）对把执行权力都交到军官手里表示不信任，坚决反对成立海军总参谋部。于是仅在1900年3月，成立了一个只有咨询权的海军委员会。[19]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美国除了积极筹划建立一支实力达到世界第一的海军，同时在海军部下成立了一个负责并且全面指导海军作战事务的海军作战部，部长由现役海军军人担任，事实上就相当于国外的海军参谋本部。
在战争爆发以后，从美国海军的构成来看，还是体现了马汉关于海权思想的影响，也就是重视主力舰队的建设。而对美国海军在今后战争中所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抗德国的无限制潜艇作战，以及如何将百万大军及其装备安全运过大西洋，并且保障其补给等等这些问题却较少研究，直到卷入战争以后才逐步研究解决。美国在1917年参战时的海军部长为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他虽然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但却不谙海军，海军部的重任主要落在海军次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肩上。海军作战部长则是本森（William Shepherd Benson）海军上将，此人却是以厌恶英国著称的。
美国海军舰艇图
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时，美国海军拥有的主要舰艇增加至14艘无畏舰、23艘前无畏舰、6艘低舷重炮舰、11艘装甲巡洋舰、23艘防护巡洋舰、3艘侦察巡洋舰、68艘驱逐舰以及49艘潜艇。
美国海军在1914年大战爆发时的部分舰艇性能如下：
【注释】
[1]随着舰艇装甲范围的扩大，为了击穿主装甲带以外的装甲，在20世纪初，战列舰或者装甲巡洋舰曾强化副武装，装备一种介于主副炮之间，口径为7.5到10英寸的火炮，其英文为Intermediate gun。有些读物称其为次级主炮或者二级主炮，十分不妥。主炮者，具有最高级的含义，无所谓次级或二级。
[2]在有些读物中被译为“猎户座”号，但是根据命名出典，该舰之名并非取自星座而是神话人物，故取音译。
[3]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308页。
[4]Jellicoe，J.R.：A The Grand Fleet，1914-1916；（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19），p12-13.
[5]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59页。
[6]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270页。
[7]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286页。
[8]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59-160页，第162-163页。
[9]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57、160页。
[10]他参加过中法战争，当时中国史书上称其为拉北列。
[11]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218-221页。
[12]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61-162页。
[13]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57页。
[14]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1906-1921；（London：Conway Maritime Press，1985），p.329.
[15]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60-161页。
[16]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63-164页。
[17]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333页。
[18]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914-191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第160-161页。
[19]波特著，李杰等译：《海上力量—世界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