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开新时代的大门
专供海军使用的被称为2F.1型，是作为舰载机而设计的。其机翼虽不能折叠，但座舱后面的机身却可拆开。海军骆驼式的主要用途是在北海上空拦截齐柏林飞艇，其上翼之上还装了可以向上射击的7.7毫米刘易斯机枪。到1918年10月，共有112架骆驼式战斗机装备于主力舰队，
6月18日，“暴怒”号在第一轻巡洋舰分舰队以及驱逐舰的掩护下于赫尔戈兰湾北部执行任务。早晨6点45分，两架德国水上飞机突然出现在舰队的约460米上空。“暴怒”号匆匆起飞两架骆驼式战斗机，但是不巧的是两架骆驼都由于出现故障，只能在海上降落再由驱逐舰回收。而在南部担任护卫的巡洋舰“伽拉忒亚”号也起飞一架所载的骆驼战斗机。这架飞机正要对德国水上飞机进行攻击时，不料却遭遇一团雨云而迷航，最后只能在丹麦迫降而被扣留。最后德国水上飞机到达舰队上空投下了炸弹，仅仅由于“暴怒”号强有力的高射炮火而未能有效击中目标。到12点30分，又有两架水上飞机向英国舰队袭来，“暴怒”号再度起飞两架骆驼式战斗机，终于迫使了其中一架敌机降落。在俘获两名德国飞行员后，这架水上飞机被“瓦伦丁（Valentine）”号驱逐舰击沉。虽然整个行动中骆驼式的表现不尽人意，但这毕竟是“暴怒”号的最初战果。同月，“暴怒”号又获准了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行动，航空母舰将首次出动飞机对敌方基地实行袭击。
第一次航空母舰袭击行动
由于当时皇家空军已经成立，海军航空队的大部分都划归空军编制。因此，这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皇家空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舰载机、从航空母舰起飞的作战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担任菲利莫尔爵士空军联络官为克拉克-霍尔（Robert H.Clack-Hall）空军中校。他也是原来海军航空队转入空军的，是一个舰载航空的先驱者之一，担任过“皇家方舟”号的首任舰长。而邓宁殉职以后，“暴怒”号的航空队长则由穆尔（W.Geoffrey Moore）空军少校担任。
由于航程较远的索普威思11/2支柱式担负着繁重的侦察任务，必须警戒德国舰艇对雷区的清扫状况，因此选用了骆驼式飞机来执行这次袭击。这样，袭击的目标也就选择了比较靠近海岸的，位于日德兰半岛西南海岸通登的齐柏林飞艇艇库。
这次任务，将由8架骆驼式战斗机分为两波从“暴怒”号上起飞，执行轰炸任务。担任攻击的每架飞机在下机翼装了挂弹架，分别可以携带两颗50磅炸弹。但是穆尔少校忽然被调到在福斯湾的空军特恩豪斯基地担任指挥官，而后任者拉特兰少校尚未到任，因此最后只有7名参加行动。为此，他们在特恩豪斯用模拟的飞艇库，进行了应急的低空轰炸训练。
根据原计划F.6，攻击定于1918年6月27日实行，由于天气恶化而被迫推迟到7月17日，行动代号也改为F.7。这天，“暴怒”号与担任掩护的第一轻巡洋舰分舰队“卡利敦（Caledon）”、“伽拉忒亚”、“保皇党人”、“法厄同”以及“无常”号5艘轻巡洋舰和第十三驱逐舰队的8艘驱逐舰组成的A舰队。这支舰队于7月17日子夜0点半从罗赛斯出发，以18.5节的航速向东前进。除了早晨6点52分似乎发现潜望镜，“瓦伦丁”号驱逐舰投下了若干深水炸弹以外，航行非常顺利，在次日凌晨3点到达丹麦灵克宾峡湾以东的起飞地点。
在远海，还有担任接应的B舰队，这是以第一战列舰分舰队的“复仇”号、“君权”号、“拉米伊（Ramillies）”号、“皇家橡树”号以及“决心（Resolution）”号5艘新型战列舰为中心，辅之以第七轻巡洋舰分舰队的“卡里斯福特（Carysfort）”、“奥罗拉”、“珀涅罗珀”以及“刚毅”号4艘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其中“决心”号战列舰的Y炮塔还经过专门改装，可以发射特殊炮弹以对付齐柏林飞艇。
7月18日3点4分，舰队距离攻击目标只有130公里左右了。此时，在以18.5节的速度行驶的母舰上，骆驼式飞机作好了起飞准备。但是天公不作美，一阵雷暴雨袭来，使这次行动再一次被拖延了，所幸舰队尚未暴露，英国人的企图也并没有被德国人知晓。经研究后，英国人决定推迟二十四小时再次行动。“暴怒”号编队暂且驶向远海，在与B舰队汇合之后，当天夜晚再杀个回马枪。
19日凌晨3点，舰队再度回到了北纬56度03分，东经7度35分昨晚的起飞海域，这天天气不再难为他们。7架骆驼式飞机从机库吊到前甲板上，开动引擎开始暖机。“暴怒”号也转向逆风，增大航速。天刚破晓，在3点13分，第一架骆驼式飞机被推向起飞滑道。率先起飞的是第1飞行小队长杰克逊（W.D.Jackson）上尉，他驾驶骆驼式开始滑跑，于一分钟后升空。接着起飞的是迪克森（William F.Dickson）上尉和威廉斯（N.E.Williams）中尉。不到四分钟，这个小队便在“暴怒”号右舷上空编好了队形。其后，第2飞行小队也开始作好准备，这个小队由曾经击落了L-23号飞艇的斯麦特上尉率领，紧随其后起飞的是瑟恩（TK.Thyne）上尉、道森（S.Dawson）中尉以及尤莱特（Walter Albert Yeulett）中尉3架。在3点21分最后一架完成起飞之后，第2飞行小队在母舰左舷上空编好了队形。然后，两个飞行小队以1524米的高度，向东南方向129公里以外的通登飞去。但是，其中瑟恩上尉的座机起飞后不久就因引擎故障而很快返航迫降，被驱逐舰回收。
剩下的路程比较顺利，6架飞机继续朝德国海军飞艇部队的通登基地飞去。这天虽然是阴天，但能见度却不错，而且这两个飞行小队还有乌云掩护。根据计划，在能看到叙尔特岛北部以前，机群远远避开丹麦领空，而飞越该岛与大陆间宽阔的海湾后则转向内陆。德军在叙尔特岛曾驻有一个小队5架信天翁D-Ⅲ型战斗机，湾内也曾有军舰停泊。但是，这队德国战斗机早在3月便移防他处。因此，这次攻击完全成了突然袭击，基地人员从发现飞机从东南而来到第一枚炸弹落地仅仅只有三分钟！
巨大的齐柏林艇库位于通登城北部，随着能见度继续好转，从空中可以一览无遗。那里共有3座大型艇库。其中最大的代号叫“托斯卡（Toska）”，长达222.5米，宽达39.6米，高达67.1米容纳着巨大的L-54和L-60号飞艇；较小的“托比亚斯（Tobias）”和“托尼（Tony）”也均有182.9米左右长，只能容纳系留气球。
第1飞行小队的3机在凌晨4点35分到达后迅速散开，从不同方向实施空袭。他们开始运用俯冲投弹战术，当然俯冲角度不算很大。飞机在210米左右降至15米的高度，将50磅炸弹集中投向了“托斯卡”艇库。炸弹点燃了“L-54”号和“L-60”号这两艘齐柏林飞艇气囊中数万立方米的氢气，库内发生了猛烈爆炸，火舌冲天，燃烧产生的烟柱升腾到了300米的高空。不过由于艇库开着大门，爆炸的能力在一定程度得以散发，艇库的构架未能被彻底摧毁。
10分钟后，第2飞行小队的3架骆驼式飞机由东方袭来。其炸弹命中了“托比亚斯”机库，炸毁了气球。还有一发炸弹击中了一辆供气车，但却未能点燃引爆车上的氢气。
守军只能用轻武器以及机枪匆忙应战，未能给机群造成多大损害，德国方面的伤亡也不大，仅仅3名飞艇艇员和1名地勤负伤或被烧伤。
任务完成以后，这6位飞行员向母舰返航，但这样的飞行对当时的海军飞行员来说依然是个考验。第1飞行小队长杰克逊上尉座机可能油箱被打坏，在燃料耗尽后被迫降落在丹麦的埃斯堡附近。威廉斯也估计汽油不够而在丹麦的斯库林格尔附近迫降。道森中尉则由于偏航，降落在舰队以东20海里的灵克宾峡湾。他们都一度被丹麦当局扣留，并在一两天内全部获释，辗转回到了英国。
“暴怒”号在4点7分开始向预定的收容海域航行，在5点左右到达。有两名飞行员比较幸运地找到了家，威廉·迪克逊上尉在5点55分海上迫降后被“强暴（Violent）”号驱逐舰搭救，他日后高升为英国空军上将、英国参谋总长！第2飞行小队长斯麦特上尉由于引擎故障，在6点半才成功返航，在“暴怒”号舷侧的海上降落，随后被吊到舰上。但是尤莱特中尉却失去了消息，也许是燃油耗尽而坠海遇难，他的遗体在28日在丹麦沿岸才被发现，成了这次行动唯一的牺牲者。[9]
7时40分，“暴怒”号完成使命后加速到20节，向本土返航。对通登齐柏林飞艇库的空袭，是陆上飞机第一次在海上从舰上起飞进行的，并获得了成功。此后，英国人没有再度发起这样的袭击。原因之一是其它齐柏林飞艇基地要么离得太远，要么防空力量严密。而且比较重要的是，1918年8月6日，德国海军飞艇部队司令官彼得·施特拉塞亲自指挥最新型飞艇L-70号对英国的波士顿、诺维奇以及亨伯河口一带进行夜间空袭，被英国侦察机发现，随即被击落殒命。他的死使得齐柏林飞艇丧失了其曾有的辉煌，由于这些巨大的飞艇容易遭到战斗机的攻击，这也愈发让德国指挥当局所失望。此时，贝蒂上将的头脑中萌发了一项更大胆的设想，用鱼雷袭击德国人锚泊在港内的公海舰队，但这个理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在塔兰托与珍珠港开花结果。
航空反潜
初期探索
对航空器如何对潜艇进行侦察以及攻击，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就有探讨。1912年3月，曾经担任B-3号潜艇艇长而后由获得飞行资格的威廉森提出了他的论文《飞机在反潜中的使用（The Aeroplane in Use against the Submarine）》。这很可能是第一篇飞机反潜的战术论文，在他的论文中，不但对适合反潜的飞机进行了研究，还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反潜飞行的要领。他认为，飞机对潜艇施加最大压力的方法，莫过于迫使潜艇下潜，使之暂时失去在水面上活动的自由，无法正常给赖以水下航行的蓄电池充电。这个方法在以后的作战中也进行过大量实际运用。此外，他还研究了反潜飞机母舰的设想等大量具有前瞻性的观念，对以后英国航空反潜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事实上在开战初期，交战双方都没有有效的反潜飞机以及反潜手段。不过在1914年圣诞节，英国海军航空队空袭德国库克斯港飞艇基地的行动中，德国飞艇L-5号对正在援救飞行员的E-11号潜艇投下了两枚炸弹，虽然没有伤及潜艇，但这是第一次空对潜攻击。1915年德国试验了一种运用飞机的独特方法企图诱歼英国潜艇：首先让一架水上飞机假装发动机出了故障，迫降在潜艇时常活动的水上，当英国潜艇浮出水面准备猛烈攻击似乎孤立无援的水上飞机时，一艘埋伏在附近、一直在潜望深度进行观察的己方潜艇便可以用鱼雷将敌潜艇击沉。1915年6月25日，这种战术还真在德国的博尔库姆附近海域试验过。当时，英国的D-4号潜艇浮出水面后，炮手们对飞机进行了炮击。看上去英国人上了钩，但是埋伏着的潜艇当时却没有来得及赶上，德国飞机只能冒着强烈的炮火起飞逃跑，这以后德国海军就再也没有试用过这种战术。[10]
英国飞艇在反潜战上的应用
早在1913年夏季，英国皇家海军有7艘软式飞艇，其中只有3艘飞艇能进行海面巡逻。英国的飞艇都是软式飞艇，而德国只有一艘软式飞艇，其余全是硬式的。硬式飞艇有一个金属的骨架，上面蒙了一层纤维织物，供上升用的氢气贮存在其中的几个分开的气囊中。较小的软式飞艇则没有金属骨架，依靠主气囊内的气压来保持飞艇的形状。
皇家海军对硬式飞艇的兴趣，始终未能完全从1911年“蜉蝣”号失事的事件中恢复过来。在前些年，皇家海军也从陆军弄到几艘飞艇；但是，它们大多难于制造和维护，而且造价很高。因此对飞艇的发展，英国一时停滞不前。费舍尔勋爵再任第一海务大臣后，在1915年2月28日与飞艇部门指挥官马斯特曼（Edward Alexander Dimsdale Masterman）中校等飞艇军官们进行过交流，会上他提出了急需一些小型软式飞艇去骚扰德国潜艇。这种飞艇应有两人操纵，拥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携带160磅炸弹，升限为1524米，具有35到43节之间的航速与8小时的续航力。于是，在海军航空少校厄斯本（Neville Florian Usborne）等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短短两个多星期后的1915年3月18日，第一艘样艇便告完工。该艇以废弃了的海军第二号飞艇上大约1700立方米容积的气囊，配上B.E.2c型飞机的机身作成吊舱，用70匹马力的雷诺内燃机提供动力。这是第一艘专门建造的反潜飞艇。对此，费舍尔勋爵留下了他著名的话语：“现在我还要40艘！”[11]
于是，最初38艘小型软式飞艇被订购。由一家雨衣制造厂负责生产气囊蒙布，一所家俱公司负责制造吊舱。并由海军飞机修理厂装配完成交付使用。这种型号的飞艇称为SS式，其意为“潜艇侦察兵（Submarine Scout）”或者“海上侦察兵（Sea Scout）”式。人们还昵称其为“布林普（Blimp）”，这是手指轻轻弹动绷紧了的气囊蒙皮所发的拟声。“布林普”日后还成为了各种软式飞艇的通称。从1915年5月开始，SS飞艇主要用来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实施反潜巡逻，对航行于英国周围水域过往船只提供少量空中掩护。到年底为止，总共有29艘SS软式飞艇服役。虽然软式飞艇航速缓慢，难以对迅速下潜的潜艇实施攻击，但是潜艇也无法为所欲为地上浮攻击商船了。而1917年开始实行护航体制后，在有飞艇参加的护航船队，只有一艘船被德国潜艇击沉。
SS飞艇的吊舱都是利用各种飞机的现成机身，由于获得成功，于是拥有专门设计新吊舱的SSZ型也开始被生产。这种飞艇更被改成双发，其有效搭载量为3.3吨，滞空时间达到7小时。随后便出现了大型的海岸级飞艇，这种飞艇有三叶形气囊，其容积达4,814立方米，长60米，直径11米，乘员5人。气囊下有一个专门设计的敞开式吊舱，里面装着两台引擎，最大航速45节，能连续飞行24小时。这种飞艇性能可靠，战时一共生产了26艘。最成功的海岸型飞艇为C-9号，从1916年6月到1918年9月期间，该艇据称击沉3艘潜艇，飞行时间达3720小时，航程则达到近60000海里！
在大战期间，英国所生产的最大的软式飞艇为“北海”式。它拥有一个封闭的机舱，其气囊为一万立方米左右，艇身长达80米，航速为49.5节，有效搭载量为3.8吨。按设计其续航时间可达24小时以上，不过其中的NS-1号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创造了49小时22分钟的连续飞行纪录。然而“北海”式的性能却很不可靠，因此最终仅造了14艘。
英国也制造的一些硬式飞艇，不过其升力性能不佳，难以适用于远程巡逻，都不算成功。
对飞艇在反潜方面的运用，更值得一提的便是水听器的安装。早在1915年，英国科学家就试验用水听器探测和放大水下潜艇的螺旋桨噪音，试验取得了成功。水听器在英国海军得到大规模使用，舰艇和岸站都用水听器探测在附近活动的德国潜艇。此后不久就开始产生了在水上飞机或飞艇上安装水听器的想法，这种水听器要能够漂浮在水面，并能接收水下航行的潜艇信号。1917年春，英国海军以小型水上飞机在地中海用非定向水听器进行过试验，效果并不理想。此后又进一步用定向水听器进行试验，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通过一系列飞行器进行比较试验之后发现，软式飞艇是使用水听器最有效的平台。软式飞艇在开始接收信号前不需要降落在水面，但仍需要关闭发动机。有一种专门设计的水听器，性能非常良好，甚至当软式飞艇以8节航速随风漂动时仍能很好地工作。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海军定购了大量水听器，准备配备给参加反潜巡逻的全部英国飞艇，但尚未来得及使用，战争即告结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器使用水听器没有发现过一艘德国潜艇，从作战角度来看并无成效，然而其重要性却在于，这是第一次为飞行员提供一种不用肉眼就能探测潜艇的手段。[12]
反潜巡逻机的雏形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能够携带足够炸弹的大型远程海上侦察飞机也开始问世。英国海军军官约翰·波特（John Cyril Porte）从1913年起，赴美国柯蒂斯公司协助开发能够横渡大西洋的大型水上飞机。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计划被中止，他携带了一些技术资料回国，并以少校军衔在海军航空队服役。波特最初加入海军时在潜艇上任职，不过由于身患结核病而被迫转任，成了一名飞行员兼设计技师。他极富创意，曾最早提出采用子母组合式飞机的设想。为了提高水上飞机的巡逻半径，波特还建议用驱逐舰拖带它们出海，以便保障水上飞机飞往预定阵位时节省时间和保持续航能力，甚至还建议用这种拖带的水上飞机轰炸德国海岸。这种设想可以说是萨姆森提出驱逐舰拖曳驳船起飞战斗机的先声。
波特在回国后任皇家海军航空兵费利克斯托水上飞机基地指挥官，他说服海军部买了两架柯蒂斯式船身式水上飞机，也就是所谓的“美利坚（America）”型。通过费利克斯托水上飞机基地对其进行飞行鉴定后，英国海军部当即决定订购62架，其中8架获得在英国制造的许可证，这些水上飞机便是柯蒂斯H-4型飞机。
H-4在英国通过波特的改善后，成了海军航空队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柯蒂斯在其基础上制成了更大的H-12型，英国海军也引进71架，将其称为“大美利坚（Large America）”式，这样H-4型成了“小美利坚（Small America）”式。“大美利坚”式翼展达28.3米，装有4挺刘易斯机枪，翼下可携带两颗230磅炸弹。与较小的H-4型一样，水面滑行时，其机身的耐波性差，经受不起一点风浪。原来安装的两台160马力的柯蒂斯ⅤⅩⅩ型发动机性能也不佳，后来波特试验将两台275马力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鹰Ⅰ型或者375马力鹰Ⅷ型发动机换上后，结果性能顿时得到了提高。
这种“大美利坚”式从1917年5月13日开始便在英吉利海峡东端入口处潜艇必经的主要航路上进行巡逻。巡逻区为八角形，中心为北欣德尔灯船，区域直径为52海里多，八条各长26海里的；辐射线由八角形各顶角延伸到中心点。由中心点开始每隔8.7海里和17.4海里又有一些线段将整个巡逻区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大美利坚”按这些轨迹线便可以有步骤地搜索该八角形10360平方公里面积的全部或部分区域，四架飞机五小时内可以有效地完成这一海域的巡逻任务。由于这种巡逻轨迹宛如蛛网，因而得了“蛛网巡逻”之名。[13]
当时德国潜艇活动频繁，英国测向站通过截获的德国潜艇的无线电通信，便能够发现德国潜艇在水面上穿过北海去基尔和威廉港的航线。一艘以水面状态航行的德国潜艇，大约要花十个小时通过蜘蛛网覆盖的海面，这样巡逻飞机就有机会对其实施攻击。1917年5月20日，一架H-12 型8660号飞机先声夺人，据称在北欣德灯船以东10海里击沉了德国的UC-36号潜艇，但是未被完全核实。而巡逻的头两个星期内，飞行员共发现8艘潜艇，并对其中的3艘进行了攻击，据说又有击沉，只是大多也未确认。
而真正一次被核实的战果产生于9月22日。这天清晨马戈尔（Norman Ansley Magor）中尉驾驶一架8695号“大美利坚”号在其巡逻区南部飞行时发现一艘在水面的潜艇。德国艇员遭到攻击时试图下潜，但两个装有延时引信的230磅的炸弹已落在潜艇附近。炸弹爆炸之后，飞行员看到德国潜艇艇艏朝下而沉没，而且很快就有燃油和碎片上浮水面。这艘潜艇据考证为UB-32号。
除了对抗潜艇以外，躯体庞大、速度慢的H-12型却击落了两艘齐柏林飞艇。首先是L-22号，1917年5月14日，由盖尔平（Christopher J.Galpin）中尉驾驶的8666号在离荷兰特塞尔岛15.7海里海域击落的；其次是L-40号，是由霍布斯（Basil Hobbs）少尉在1917年6月14日驾驶8677号机击落的。
大型巡逻水上飞机费利克斯托F.2A型。
波特为了提高耐波性，保留了H-12型的机翼和机尾以及各种设备，但重新设计了机身，加上采用优秀的鹰Ⅷ型发动机，使得性能更加趋于成熟。这种新型飞机被称为费利克斯托F.2A型，于1917年冬季服役，时速达153公里，可载炸弹460磅，续航力达到六小时，加上副油箱则更可达九小时。当然，F.2A型出厂价格达9983英磅，成了当时最昂贵的艇身式水上飞机。F.2A型随后还衍生了F.3、F.5等改型，成为了22年后英国海岸防御指挥部核心兵力的桑德兰式水上飞机之始祖。
1918年6月4日由4架F.2A式和1架H-12型组成的编队进行“蛛网巡逻”时，与14架德国水上飞机遭遇，随即发生了战斗。其中4533以及4302号F.2A型飞机由于燃油管路出了毛病，没有参加战斗。其余4295、4298号F.2A型和一架柯蒂斯H-12型投入了战斗。共击落敌机6架，而自己未受损失。对于重达五吨半的飞机而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其卓越的性能，使得本家的美国柯蒂斯公司也改良设计成了H-16型。不过波特本人却在1919年由于结核病病故，年仅35岁。
在1917年整个一年内，从英国本土起飞的飞机一共发现135次敌方潜艇，其中发起了85次攻击，而飞艇则分别为发现36次，攻击15次。到1918年这个数值更呈剧增态势，仅就从1918 年5月1日到11月12日期间，英国各类飞行器的反潜巡逻累计飞行时间将近九万小时。
由于德国潜艇攻势对英国而言事关国家存亡，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发展了如此大规模的空中反潜力量。虽然奥匈帝国海军的飞机首开击沉潜艇的先例，先后击沉一艘锚泊一艘航行的两艘潜艇，并击伤数艘；而德国飞机也击伤数艘潜艇，其中C-25号则因重伤而报废。法国海军航空队宣称一共对德国潜艇发起过246次攻击，唯一击沉的却是被误炸之英国D-3号艇。派遣往欧洲的美国航空队也合计对潜艇攻击了32次，但是这些都无法与英国海军比肩。
在海上被英国飞机单独击沉的德国潜艇实际只有UB-32号，此外UB-31、83、103以及115四艘是由飞机协同舰艇击沉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击毁数量。对于任何一种空中掩护兵力，无论其装备多么低劣，对潜艇而言都是一种威慑。护航船队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反潜措施，倘若再拥有空中掩护，那么反潜效果则会倍增。在战争最后十八个月中，商船编入护航运输队共航行84,000次，护航运输队中仅有257艘舰船被击沉。而在257艘舰船中，只有2艘是在既有舰艇又有飞机掩护的护航运输队中被击沉的。[14]这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作为反潜武器显然是成功的。尽管飞机单独击沉潜艇的战果很小，但却有效地迫使潜艇不敢冒险上浮去攻击有飞机掩护的舰船。
扣开新时代的大门
航空母舰的成型(https://www.daowen.com)
“暴怒”号虽然成功地在甲板上起飞飞机袭击了通登，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完成着舰。在“暴怒”号上进行的降落试验由于强烈的湍流而失败之后，那艘“红伯爵”号意大利邮船经重新设计，于1917年12月下水，并以希腊神话中百眼巨人之名，正式被命名为“阿耳戈斯（Argus）”号。舰上原有的上层建筑与高架吊车被拆除，从舰艏至舰艉铺了173米长的直通式甲板。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成熟的航空母舰。由于没有任何上层建筑，因此在飞行甲板上不会造成湍流，主锅炉舱排出的油气和烟，改从装在甲板边缘下通向舰艉的水平排烟道排出。其驾驶室与一个不大的海图室，能通过液压装置升降：航行时升起，飞机起降时则降至与飞行甲板齐平。由于改装颇费时日，直到1918年9月才竣工。
“阿耳戈斯”号服役后，纳贝斯为了试验威廉森当时提出的岛式建筑设想，曾经一度在舰上安装一个帆布和木材制成的临时上层建筑，不过试验之后便被拆除。[15]由于其不同寻常的外形，水兵们管她叫“熨斗”还有“杂物箱”等。海上试航结束后，“阿耳戈斯”号加入了舰队。
1915年11月在轰炸土耳其军阵地后，勇敢排除悬挂在飞机上无法投掷的炸弹而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贝尔-戴维斯（Richard Bell-Davis）中校，在1918年10月又完成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驾驶一架11/2支柱式飞机从“阿耳戈斯”号甲板上起飞，又安全降落到该舰上。
大舰队总司令贝蒂上将在诸如“征服者”号战列舰舰长里奇蒙德（HerbertWilliam Richmond）上校、拉特兰少校这些具有航空思想的军官的影响下，自1917年8月起就有用鱼雷机空袭德国军港的设想。而在此设想中，主角将由索普威思T.1杜鹃式鱼雷攻击机担任，贝蒂甚至提出生产两百架这种雷击机的要求。早在1916年10月，海军部飞机制造总监默里·休特（Murray Fraser Sueter）海军准将向索普威思公司提出，要求该公司调查制造能携带一条、甚至两条鱼雷，同时具有四小时续航力的飞机的可能性。他还就用利用弹射器弹射飞机是否可行提出了询问。经过研制，这种鱼雷机的样机在1917年6月成功试飞，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舰载机，不但有折叠翼，还有一个宽而结实的轮架，能携带一条450公斤重的18英寸鱼雷。至于杜鹃式这个名称，就是形象地连想到它有“把蛋下到别人窝里”的本事。[16]而“阿耳戈斯号”则负责搭载将近二十架杜鹃式飞机。
一架正在进行投雷训练的索普威斯T—1杜鹃式飞机，如果战争得以继续，便非常有可能出现这种飞机飞临德国海军基地上空，对港内舰艇实施雷击的场景。
除了“阿耳戈斯”号外，还有1917年4月订货的新“赫耳墨斯”号。与保留巡洋舰主要建筑的“惩罚”号完全不同，其船体结构尽管同样是以卡文迪许级轻巡洋舰为基础的，但这却是最初就是按航空母舰的要求建造的第一艘军舰。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岛式上层建筑，当年威廉森中校的设想终于化为了现实。这是一艘汇聚了各种独创性的舰艇，可以说以后的航空母舰都处于这艘小型“赫耳墨斯”号的延长线上。
至此，航空母舰基本上成形。由于担心新舰建造太慢，英国海军还在1918年2月正式买下了正在建的智利“科克伦海军上将（Almirante Cochrane）”号战列舰，将其改装为航空母舰后命名为“鹰（Eagle）”号。其设计自然也沿用了“赫耳墨斯”号的全通甲板、岛式建筑等思路，这艘巨舰还拥有带两部升降机更为宽敞的机库。1918年6月，“鹰”号匆匆下水想赶上作战，不过与“赫耳墨斯”号一样，最终还是没能赶上大战的末班车。
就在战争将要结束之际，暮气苍苍的“坎帕尼亚”号在一次脱锚漂航中猛撞上“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最终在福斯湾翻沉。“皇家橡树”也在多年后在斯卡帕湾号被潜入的U-47号艇击沉。这艘勇敢的潜艇同时还攻击了一艘名为“飞马座”的水上飞机供应舰，不过鱼雷未中。该舰并非那艘“斯德哥尔摩”号渡轮改装的水上机母舰，其前身便是英国海军最早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历经这次袭击，这艘老舰算是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老“飞马座”号则与其他那些被改装的渡船，有的被拆毁，有的重操旧业，继续载客横渡英吉科海峡或爱尔兰海，算是无疾而终。唯有那艘日德兰海战中唯一的母舰“恩加丹”号被卖到菲律宾，成为渡轮“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号，在1941年12月17日日军进攻之际，触到了由日军伊-124号偷偷布下的水雷而不幸沉没。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时，“暴怒”号是押送投降的德国公海舰队去斯卡帕湾的军舰之一，不久以后便进厂着手第三次改装。这次该舰将像“阿耳戈斯”号那样，改装成直通式甲板航空母舰，当然这艘外形多变的军舰以后还要经历多次改装而变形。其小型版的“惩罚”号则在1924年改回巡洋舰，而后又作为训练舰和修理舰度过余生。杜鹃式飞机已经生产了90架，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飞机的生产计划和空袭德国军港的计划一道被取消，但令人回味的是日本人却在1922年得到了6架杜鹃MK-B式飞机。
独立的空军
到1918年3月31日，皇家海军航空兵的实力达到了开拓这一事业的少数先驱者们所寄予冀望的顶峰：它拥有2949架飞机和103艘飞艇，有67000名官兵分驻在126个海军航空兵基地。然而在战争的末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海军航空队变得由此一蹶不振。
将海军航空队和陆军飞行队合并成为独立空军的设想很久以前就出现过，而德国大型轰炸机对伦敦的空袭则成了最终促成此事的重要因素。1917年6月，18架哥达式轰炸机轰炸了伦敦，炸死炸伤500人。虽然英国起飞大批战斗机进行拦截，但由于指挥系统并不统一，结果没有击落一架来袭敌机。
哥达式轰炸机的空袭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此后不久，劳合-乔治首相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防空事务，其中只有一名成员：史末茨（Jan Christiaan Smuts）将军。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空战的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保卫伦敦，二是调查组建空军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然而仅花了两个月的草率调查，该委员会便得出了成立独立的空军，来全面负责空战的结论。
虽然海陆军对此都有意见，担心此举会对自己造成削弱，但是最后的事实是陆军皇家飞行队成了大赢家，不但原来陆军飞行队的主要人员成了这支皇家空军的主要成员，而且海军还放弃了由它直接指挥的海军飞行联队。皇家飞行队和皇家海军航空兵匆匆合并成皇家空军，原来所有的航空兵力统统交给了新创建的“独立的空军”来支配。皇家空军于4月1日正式成立，碰巧这天是愚人节……
在1919年11月接任威姆斯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贝蒂元帅强调说，建立独立的空军没有必要取消另外的专门的海军和陆军的航空队。最后，海军部的要求勉强获准，海军航空力量算是没有全军覆没。当然，其力量毕竟是非常微弱的，到1919年为止只有一支侦察中队和半支雷击中队，其余飞机依然还是由空军人员驾驶。
皇家空军的成立给刚刚萌生的航空母舰飞行队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当时舰载飞行队的所有人员在编制上都属于空军。如果在海上执行任务，仅仅拥有空中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时候，飞行队会让海军人员担任领航员、观察员等，这事实上又造成了新的混乱。
大舰队飞行分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菲利莫尔爵士
德国海军的齐柏林飞艇王牌艇长马蒂上尉
海军部飞机制造总监默里·休特
为研制大型水上机作出贡献的波特海军上尉
英国海军航空先驱之一的施万，照片上他已经身着皇家空军少将的礼服。
主管海军航空兵事务的第五海务大臣海军准将佩恩爵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蓬勃发展的英国海军航空队，由于皇家空军的突然出现，而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在这股洪流面前，海军失去了其最有才华的航空人才而陷入了彷徨。当时并未成立独立空军的美国以及日本却完全将英国抛在了后面，成了未来海军航空兵的两大强国。而英国海军航空兵真正从这种尴尬中解脱，还必须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注释】
[1]Robinson，D.H.：The Zeppelin in Conbat；（Atglen，Schiffer Publishing Ltd.，1994），p.73.
[2]Popham，H.：Into wind：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Flying；（London，Hamilton，1969），p.24.
[3]Robinson，D.H.：The Zepelin in Combat；（Atglen，Schiffer Publishing Ltd.，1994），p.77.
[4]Banks，A.：A Militaly Atla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75），p.282.
[5]普雷斯顿著，王义山等译：《航空母舰发展史》，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6，第30页。
[6]Landensiepen，B.etc.：The Ottoman Steam Navy 1828—1923；（London，Comway，1995），p.178.
[7]Layman，R.D.：Naval Avi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1996），p.105.
[8]Sopwith Camel：http://www.acepilots.com/wwi/sop_camel.html
[9]The Raid on Tondern：http://www.casey.tgis.co.uk/web/dfc/tonder.htm
[10]普赖斯著，韦晋光等译：《空潜战》，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第10—11页。
[11]Neville Florian Usborne：http://www.usbornefamilytree.com/neville 1883.htm
[12]普赖斯著，韦晋光等译：《空潜战》，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第26—27页。
[13]普赖斯著，韦晋光等译：《空潜战》，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第19页。
[14]普赖斯著，韦晋光等译：《空潜战》，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第29页。
[15]Layman，R.D.：Naval Avi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1996），p.105.
[16]普雷斯顿著，王义山等译：《航空母舰发展史》，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6，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