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蛇尾的结局
早在2月25日炮击行动以后，便由驱逐舰掩护扫雷拖网船队深入海峡4海里左右，并确认这个海域没有水雷存在。此后，又连夜实施扫雷作业。在3月1日，扫雷船队在第2驱逐舰中队的四艘驱逐舰“翼蜥”、“蚱蜢（Grasshopper）”、“浣熊”以及“蚊（Mosquito）”号护航，并在“紫石英”的支援下，前往凯佩兹角这个被认为极有可能存在雷区的区域实施突击扫雷。在23点左右，舰队到达了距离凯佩兹角2750米之处。但是就在此时，土耳其探照灯一齐点亮，周围的炮台以猛烈的炮火朝舰队射击。舰队不得不撤退。这以后基本上每夜，英法扫雷船队都执行这样危险但是收效很低的行动。3月10日，舰队还遭受了损失。在当夜的作业中，第三扫雷群的七艘扫雷拖网船和两艘警戒艇在“卡诺珀斯”号、“紫石英”号以及四艘驱逐舰的支援下，前往凯佩兹角附近执行扫雷任务。最初的两艘扫雷船很快成功地拖起并引爆了两个水雷，但是不幸的是其中一个过于接近随后驶来的339号拖网船“曼克斯英雄（Manx Hero）”号而将其炸沉，所幸者人员没有死亡。爆炸声刚刚响起，探照灯顿时将这个区域照亮，随后弹雨倾注而来，其他两艘拖网船又被150毫米炮严重击伤。到了11日夜，当土耳其炮台开始射击之时，当时前来的第一扫雷舰群的六艘扫雷拖网船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竟然发生了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的事态。
这对军纪严明的英国海军而言，不外乎是一次冲击性的事件。因此卡登从舰队中抽调出现役军官指挥每一艘拖网船，并在渔民中加进了海军候补生、海军军士和尉官，这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使得扫雷工作变得更为有效。在14日夜晚再度执行的扫雷任务中，扫雷舰队勇敢地执行了命令，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四艘扫雷拖网船与一艘警戒艇不堪操纵，而“紫石英”号巡洋舰也被击中两弹，造成21死28伤。当夜整个扫雷船队付出了27死43伤的代价，是历次扫雷作业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这样，到此时为止，整个扫雷船队的扫雷拖网船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一遭到严重损害而不能再次出动，于是卡登中将便决定扫雷船队中止作业。而由九艘小猎兔犬驱逐舰装备扫雷器材进行临时扫雷作业。在理论上，这些驱逐舰主机功率大，在急流中可以发挥其高速和机动性，也可以减少被炮火击中的可能，而且便于进入和撤出雷区。
但是现实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让两艘驱逐舰以扫雷索相连，以12节航速保持稳定的航向实施作业，对驱逐舰而言是一种最令人惶恐不安的任务。因此，以驱逐舰进行强行扫雷的企图也终于宣告失败。[13]
土耳其舰艇的突围
在这一期间，土耳其海军舰队依然在对海峡地区的防御进行力所能及的贡献。如上所述，除了派出两艘前无畏舰前往恰纳卡莱以外，“戈本”号虽然受损，还于3月2日将其舰上的两门88毫米炮拆卸连同弹药一起运往向海峡地区。3月9日又运送了150毫米炮弹200发，以后还提供24个水雷以及两门150毫米火炮。
在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舰队在要塞司令部属下还配置有若干雷击舰，其中有一艘便为“德米尔堡（Demirhisar）”号。这艘法国建造的97吨小型雷击舰，在德国海军上尉冯·福里克斯男爵（Freiherr von Fricks）的指挥下企图在爱琴海实施袭扰。3月7日夜晚风急浪高，这艘小舰突破了协约国军的严重封锁，成功地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此时正值英国舰队在皮尔斯（Sir Richard Henry Peirse）中将率领下对土耳其的士麦那湾进行封锁。3月10日晚，这艘雷击舰在黑夜中发现了湾内的一艘大船，这是水上飞机母舰“恩妮·里克梅斯（Aenne Rickmers）”号，其前身为在塞得港被扣押的德国商船，大战中被简单地改为水上机母舰，并改名为“安（Anne）”号。“德米尔堡”号逼近到300米左右发射了鱼雷，并成功击中目标。这艘船由于在舱内搭载了木材，因此大大降低了爆炸的能量而得以幸免。袭击以后，“德米尔堡”号也成功抵达了士麦那港。
这艘小舰此后一直以士麦那为基地。4月16日，她再度出击，将6894吨的运兵船“马尼托（Manitou）”号击伤，而后遭到三艘英国驱逐舰“杰德（Jed）”、“凯内特”以及“韦尔（Wear）”号的追击，最终在附近的希俄斯岛南岸搁浅自毁。
虽然联军舰队庞大，但是小型舰艇还是能够突破其重围。事实上，3月7日夜晚到3月8日拂晓期间，土耳其海军趁英国夜间巡逻的驱逐舰队撤出海峡，借助恶劣天气进行的突围也不止这一艘。还有一艘更为不起眼，却堪称从根本改变了整个战局，其功效将在不久后显现。
临阵换将
由于数星期没有取得实际战果，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在3月11日和15日两天分别对卡登中将发出101号和109号两份电报，希望他下决心采取积极作战的行动。其主要用意就是让中将领悟到，如果他有决心打通海峡，而因此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整个作战行动遭到失败，其责任都将由他在国内的上司承担，他只需要考虑他自己的任务和他面前的敌人。因此，卡登中将决定采用与过去相比更为积极的作战，在昼间同时以战列舰和扫雷部队全力开入海峡，一边以接近炮火轰击岸防炮台，同时实施扫雷作业。他将其计划在15日回电海军部。
但是，不知是否是命运的安排，卡登中将终究没有能够执行他自己的这个决议。此时他的健康状态已经非常不佳，在军医的叮嘱下，他不得不离开职守去后方进行疗养。而对于继任者，他推荐了副司令官德·罗贝克少将。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同样身为少将的穆德罗斯基地司令威姆斯爵士的资历却要高于德·罗贝克少将。对提升作战总指挥这样的事情引发了若干的争论，而且身居这个职位者在数日以后便将会指挥一个极其重大的作战行动。当然，就德·罗贝克少将本人而言，从主要作战行动开始之日起，他便始终担任前敌指挥，因此人们最终认为他更为合适。在3月17日，就在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大规模舰队突击的前一天，海军少将约翰·德·罗贝克爵士被临时晋升为海军中将，肩负起了这事关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成败、巴尔干半岛各国动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运，乃至整场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一战的全部重任。
3月18日
强攻计划
协约国舰队全力以赴突入海峡的计划在16日就已经制定完毕，其攻击部队的主要舰艇的编制如下所示：
第一中队 总司令官：德·罗贝克中将
第1小队（德·罗贝克中将直属） 伊丽莎白女王**、不屈
第2小队 阿伽门农、纳尔逊勋爵
第二中队（“海洋”号舰长海斯-萨德勒Arthur Hayes-Sadler上校指挥）
第3小队 海洋、无阻、阿尔比翁、报复
第4小队 敏捷、尊严
第5小队 卡诺珀斯、康华利
第三中队
司令官：盖普拉特少将
第6小队 絮弗朗*、布韦、查理曼、高卢人
第7小队 凯旋、乔治亲王
其中火力最强的第一中队那四艘主力舰在整个行动中又被称为A战列，一旦进入海峡，她们将排成的一字横列，航行到距离海峡最窄处12800米之处对那里的重炮台，主要是对17号“纳玛加尬失”、16号“哈米迪耶2号”、13号“鲁梅利·梅吉迪耶”、20号“草地”（也称“哈米迪耶3号”）以及19号“哈米迪耶1号”进行炮击。这些炮台的核心主力是37门210毫米以上的克虏伯炮，其中尤其是“哈米迪耶1号”、“哈米迪耶2号”以及“草地”中各有5门35倍径355毫米炮，是整个要塞区中威力最大的一群。
A战列的稍后方，为第7小队的两艘战列舰，这两舰航行到距离海峡最窄处13720米，对较近的小型炮台，主要为欧洲一侧的7号“梅苏迪耶”、9号“星辰”，亚洲一侧的8号“达达努斯”以及8e号“杰瓦特帕夏”实施压制。这将成为战斗的第一阶段。
当这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那么，等候在其后距海峡最窄处14630米的第6小队的四艘法国战列舰，便由盖普拉特少将指挥下开始行动。这个小队被称为B战列，她们同样以A战列相同的目标为射击对象，一边航行一边射击，并越过A战列，逼近到7315米线。与此同时，A战列也跟进到11000米线，此时其右翼，也就是最靠近亚洲海岸的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将射击目标转向更为深处的第24号“阿纳多卢·梅吉迪耶（意思为亚洲安纳托利亚侧梅吉迪耶）”炮台，而且可能的话迫近到最佳位置射击。不过，如果此时遭遇强烈抵抗，难以到达目标线之时，B战列将在A战列周围回旋机动，并继续射击，这被称为第二阶段作战。
之后，在作战开始四小时以后，第6小队开始后撤，而待命的第二中队的3、4两个小队则前去接应，被称为C战列的第3小队接替第6小队，第4小队接替第7小队原先的任务，这便是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开始两个小时以后，扫雷部队开始前进，实施从凯佩兹角到萨利·吉格拉尔湾一线海域的扫雷任务，打开一条宽823米的航路。在扫雷作业的同时，战列舰部队也航行到凯佩兹角内侧，通过近距离迫近射击摧毁地方炮台，扫雷作业入夜以后依然继续实行。此时，最后剩下的第5小队进入海峡担任支援任务。
炮击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在海峡最深处的重炮炮台，如果此时其他炮台也有比较猛烈的反击之时，前方之敌由B战列的中央两舰，其他榴弹炮、野战炮则由A、B两线部队的两翼战列舰负责处理。
水上飞机母舰“皇家方舟”号始终保持派遣一架飞机进行炮台上空的火力观测任务。与此同时，各艘战列舰也为了防止漂雷的威胁，皆与舰载警戒艇共同行动。除此以外，“达特茅斯”号以及“都柏林”号轻巡洋舰分布对欧亚两侧峡口的敌方炮台进行威慑、七艘运输舰则在峡外采取随时登陆的态势，以牵制敌方行动。
总突击开始
18日清晨万里无云，这个天候对炮击舰队而言堪称天赐厚礼。8点15分，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桅顶飘扬起了行动开始的旗号，在前夜已经深入海峡的扫雷部队也发出了距离海峡最窄处7315米的海域没有水雷危险的报告。
这天早晨9点，两名德军上尉泽尔诺（Erich Serno）和施奈德（Schneider）乘飞机前往峡口侦察。他们在1600米高空，发现在忒涅多斯岛附近停泊有四十多艘联军舰船，其中有六艘主力舰开始驶向海峡。就在此时法国战列舰“布韦”号开始向天空射击，这架飞机匆匆返回基地。在接到报告之后，土军方面开始准备应战，当时他们可能使用的岸防炮为74门，臼炮和榴弹炮有82门，此外还有58门小口径野战炮，而他们面对的是超过250门火炮的联军舰队。
10点30分，A战列的四艘主力舰在“阿伽门农”号的前导下，排成一列横队向前缓缓前进，与在前方开道的驱逐舰队以及第7小队两艘战列舰一同开始驶入海峡。土耳其方面在“库姆卡莱”附近的榴弹炮当即开始射击。随着舰队的推进，更多的炮火宛如雨点一般倾注而下。而各舰则按照既定方案进行回击，到了11点30分到达了预定的射击线，也就是12800米线，对预定目标进行正式的炮击。
其中最接近欧洲海岸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首先在11点40分对准第19号“哈米迪耶1号”炮台开火。但是由于这个炮台没有应战，于是在正午左右将炮火转向了20号“草地”要塞。刚刚转移炮火，英军就观察到在“草地”要塞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按照土耳其方面的战报，在11 点45分有炮弹落入恰纳卡莱市街，引起了大火和恐慌。
舰船画家库尔描绘3月18日舰队总攻的画作，这次作战动用了1艘最强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2艘准无畏舰以及14艘老式战列舰，不过一方面由于规避炮火造成了炮击的不精确，更重要的由于在一片未发现的雷区接连损失3艘战列舰，使得这次攻击遭到了失败。图中最近的为“阿尔比翁”号前无畏舰，可以看见远处有一艘舰已经倾覆，这当为法舰“布韦”号。
在其右侧依次为“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的两艘准无畏舰则将火力集中于13号“鲁梅利·梅吉迪耶”炮台以及“草地”炮台。行列的最右侧，即最接近亚洲海岸的为战列巡洋舰“不屈”号，该舰瞄准的则是“哈米迪耶2号”炮台。
由于A战列的射击距离过大，因此炮击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土军方面的炮台由于射程不够而没有应战。但是，为了对付周围的移动炮火，舰艇周围的副炮射击更为频繁。此时受到南风的影响，各舰的煤烟开始向北蔓延，这对观测炮火起到了显著的干扰作用。不过“皇家方舟”的舰载机则报告称各舰射击准确，“草地”要塞发生了大爆炸，于是德·罗贝克将军认为发动第二阶段作战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2点6分向B战列发出了攻击命令。在丘吉尔的回忆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壮美的语句：
法国小队在盖普拉特将军的率领下勇敢地穿过炮击线，开始在更近的距离攻击堡垒。所有的堡垒猛烈还击，双方打得炮火连天，A、B两战列的军舰同时炮击堡垒和炮群。当时的景象被描述为既可怕又壮观。强大的军舰在碧波中旋转、变动位置，大炮小炮齐声轰鸣；在浓密烟雾和飞尘中的堡垒被巨大的闪光所刺穿；海峡两侧的山丘发出大炮怒吼的回音，海峡两侧的海岸上咆啸着野战炮的爆炸声；驱逐舰和警戒艇在四处穿梭，执行着危险的任务——一切都展现在的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和平静的碧波上，合起来给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壮丽和危机四伏的印象。[14]
12点20分，一发直接命中“草地”要塞的炮弹引爆了其弹药库，巨大的爆炸造成了重大损害。当时守军的指挥官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局面很难保持乐观态度，土耳其军要塞地区部队参谋长塞拉哈丁·阿迪尔（Selahattin Adil）陆军中校回忆道：
我们看到了我军最强的炮台“哈米迪耶”在敌方的猛烈炮火下笼罩在水柱和烟尘之下，并且还被直接击中。我打电话给炮台指挥官，他说堑壕已经被直接击中，一些火炮已经被埋，但是并无多大损害，而且已经开始准备清理，并说只要敌舰进入射程他们就会尽快开火。这个回答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依然认为大势已去。[15]
但是，就在炮击开始十分钟以后，在亚洲海岸的埃伦柯伊地区，突然射来了一阵150毫米榴弹炮火，具体方位不明。这是土耳其第8榴弹炮团三个炮营的攻击，这个炮团一共装备有三十门150毫米榴弹炮。最为靠近亚洲海岸的“不屈”号为这阵炮火的主要目标，12点20分就在B战列的法国四艘战列舰开始越过A战列之时，“不屈”号的前舰桥便首先被击中并引发火灾，猛烈的火焰将前桅都笼罩，舰上的无线电通讯难以使用。十分钟之内又有三发炮弹击中“不屈”号，其中一弹打在侧舷，另一发将侧舷附近的舰载警戒艇击沉。德·罗贝克将军不得不下令“不屈”号暂时停止射击，离开战线以扑灭火灾。在12点45分，“阿伽门农”号接着被炮火击中。这些炮火的射击准确异常，其后二十五分钟内该舰被击中了多达十二发炮弹。虽然没有一发击穿装甲，但是舰上的上层建筑也被击中七弹，舱面受到了相当的损伤。于是舰长法伊勒（H.A.S.Fyler）上校下令该舰掉转32个罗经点，也就是划一个整圆再返回原来航线以躲避炮击。
此时的法国舰队冒着炮火开始前进，“布韦”与“絮弗朗”号靠近亚洲海岸，“高卢人”与“查理曼”号则贴近欧洲方面。这四艘战列舰按照计划越过A战列，进入到了9145米线附近，由于进入了土耳其方面重炮的射程，“鲁梅利·梅吉迪耶”炮台首先开火，而后其他炮台也相继射击，因此盖普拉特的四艘舰开始受到比较猛烈的打击。
13点20分，在与“纳玛加尬失”要塞交战的“布韦”号被几个炮台的交叉炮火击中，舰桥和操舵舱发生了火灾，副炮炮郭也有两个无法使用。而“高卢人”号则被一发355毫米炮弹直接命中水线以下，船体开始徐徐向右舷艏部方向倾斜。盖普拉特担心“高卢人”号出现意外，因此对紧跟而来的“都柏林”号轻巡洋舰发出了伴随该舰以防不测的命令。“查理曼”号也遭受了若干损伤，而法国旗舰“絮弗朗”号则在十五分钟之内被打中十四发炮弹，损伤严重。
到13点30分，双方的都以最大的努力发射每一门可以使用的火炮，炮战达到了高潮状态。当然由于联军的火力占有压倒性优势，胜负的天平开始向联军方面倾斜过去，土耳其方面在欧洲一方的炮台受到了最为集中的打击，电话线以及连接恰纳卡莱以及基利迪尔巴希尔的电缆都已经被切断，而“达达努斯”和“梅苏迪耶”炮台则被烈火所笼罩。过了不多久，守军的炮火开始迟缓下来，不少火炮被击毁，而有些炮台则因为受损严重，其火炮难以发挥最高的射速。
“布韦”号的惨剧
当然，这些德·罗贝克将军是难以知晓的，他这时发现法国小队陷入苦战，于是在13点45分决定提前将第3小队与之进行替换——在“海洋”、“无阻”、“阿尔比翁”以及“报复”号四艘战列舰前行的同时，B战列开始向右，也就是朝着亚洲海岸调头，准备往后撤退。但是就在再度通过A战列之时，这天最初的惨剧发生了。
已经被炮火击中的“布韦”号正随着旗舰“絮弗朗”号航行，在13点54分，舰上突发一阵巨大的爆炸，火灾迅速蔓延到了弹药库，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顷刻间战舰倾覆沉没，从最初的爆炸到沉没之间仅仅两分钟而已。在军舰倾覆之际，有人听见舰长拉若·德·拉图什（Rageot de la Touche）上校发出的最后命令是：“各自逃生吧，我的孩子们！（Sauvez-vous，mes enfants！）。”[16]“布韦”号上有648名官兵随舰而亡，唯有5名军官、9名士官以及33名水兵得以幸存。
当时这件事情实在太突然，“布韦”号究竟是何原因，到底是遭受重炮的致命攻击，还是触及了联军尚不知晓或者未曾预期的水雷线，甚至是遇到守军的什么秘密武器？没有谁能够说清楚。事实上，这是在3月初，德国和土耳其的布雷专家发现协约国进入海峡的战列舰通常都是沿亚洲一侧往回撤退的，因此决定进行攻势布雷。在3月7日夜晚，也就是前述“德米尔堡”号小型雷击舰越过封锁线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这一夜，小型布雷艇“努斯雷特（Nusret）”号在于兹巴舍·哈基贝伊（Yüzbasi Tophanelis1smail Hakki Bey）的率领下，从恰纳卡莱悄悄出击，在8日拂晓于埃伦柯伊湾这个协约国战列舰常常经过的海域，布下了仅仅一列共二十六枚水雷，并于当天8点左右成功返回港口。
“努斯雷特”号是一艘1911年德国制造的360吨的布雷艇，能够携带四十枚水雷。3月8日，该艇的水雷军官哈菲兹·纳兹米贝伊（Hafiz Nazmi Bey）上尉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载：“在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在凌晨5点30分出发，从帕列奥卡斯特罗角开始与埃伦柯伊湾平行，我们布下了26个德国碳质炸药型水雷并安全返回。敌人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作业，这些水雷相距100到150米，定深为4.5米。”[17]
这种水雷是比较新型的德国造水雷，其中3枚在3月16日曾被英军发现并爆破成功。但是剩下的二十三枚却根本没有被注意，因此留下了这个令联军扼腕至今的致命祸根。这艘拯救了土耳其命运的功勋布雷艇，至今依然保留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博物馆里。
接连不断的触雷
虽然发生了“布韦”号触雷翻沉的悲剧，但是对整个战斗当时并未造成多少影响。第3、第4小队的六艘战列舰在临时晋升为准将的“海洋”号舰长海斯-萨德勒的率领下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前进、这些战舰主要与“哈米迪耶1号”、“纳玛加尬失”、“哈米迪耶2号”、“鲁梅利·梅吉迪耶”等炮台交战。作战看似非常成功，不时可以观察到炮台方面发出的爆炸火焰，甚至炮台一方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回击。
从战列舰“乔治亲王”号上拍摄的两张照片，恰恰捕捉到了“布维”号触雷和翻沉的瞬间，两张照片的间隔时间是2分35秒拍摄距离大约550米，背后看到的是亚洲海岸。
这时候，扫雷拖网船船开始逆流而上，缓慢地朝凯佩兹雷区前进。这些船只刚刚在航线上布下扫雷具，早早便发现了3枚水雷并将其炸毁处理，而舰载警戒艇也多次发现水雷，一共又打捞起3枚水雷。这些水雷应该都是“努斯雷特”号新近放入埃伦柯伊湾的。德·罗贝克中将开始比较乐观地报告当时的战况：“下午4点，狭窄段的堡垒实际上都已被制服，保护雷区的炮队也已逃跑，形势十分有利于清除水雷。”
然而，就在他报告了没有多久，A战列的右翼又出事了。16点11分，灾祸又一次降临到了已经扑灭火灾回到战线的“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头上。该舰右舷的水下鱼雷管部位撞上了水雷，当即舰体向舰艏方向倾斜下去，而且进水还没有马上被控制，所以“不屈”号不得不再度离开战列，驶出海峡前往忒涅多斯岛前去应急修理。
仅仅三分钟后，第3小队的“无阻”也触到水雷，爆炸在该舰的右舷机舱近船底的弯曲部分发生，此机舱当即进水，而且进水更是突破了中间隔舱板而将左舷的机舱也一同淹没。这样“无阻”号的航行能力顿时丧失，开始在敌方的弹雨下漂泊起来。这时候，驱逐舰“韦尔”号迅速赶上来，靠近这艘失去动力的战舰，而负责指挥的“海洋”号也前来企图进行拖曳。“无阻”号的邓特（L.D.Dent）舰长让舰上610名幸存者迅速换乘“韦尔”号，自己前去“海洋”号和中队指挥官海斯-萨德勒舰长商议“无阻”号的处置问题。由于进水严重，更何况又处身敌方炮火之中，援救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故此，他最终决定放弃“无阻”号。这样留在“无阻”号上的最后10名负责接受拖曳缆绳的敢死队员也迅速被转移到了“海洋”号上。
退 却
16点50分，驱逐舰“韦尔”号为了转移“无阻”号幸存者开始靠近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这时候，德·罗贝克将军才得知了损伤原因出自于水雷。对此，他不禁愕然，在这样舰艇密集的狭窄水域还存在未知的雷区，作战成功的最后一丝希望在他心底彻底破灭。他认为，当时他可能做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舰队从这个危险海域撤出去，以避免更大的牺牲。他下定决心中止包括夜间扫雷在内的一切作战行动，并下令全部舰艇离开海峡返回基地。这样轰轰烈烈的3月18日总攻击行动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当然这个句号是仅仅对于被攻击一方而言的，攻击方面这个句号还没有被点下——18点5分，“海洋”号在接收完“无阻”号的船员准备脱离之时也遭到了不幸，其右舷中央部分也触雷爆炸，煤舱顿时进水，而且船舵也只能保持满舵状态，于是军舰开始打起转来。就在此时，其舰艉又被一发炮弹击中，操舵室以及右舷的舵机舱也发生进水，这样其舵机的修理便难以实施。尽管对舰体进行了对左舷紧急注水的措施，但是舰体还是已经很快向右倾斜了15度。此时，“科尔内（Colne）”、“杰德”以及“切尔默（Chelmer）”三艘驱逐舰前来救援，将所有幸存人员收容成功后，由于军舰已经难以救助，因此海斯-萨德勒舰长在19点30分决定弃舰。
这样，这两艘无人的战列舰就在敌方炮火下被放弃。当夜海斯-萨德勒和邓特两位舰长随参谋长凯斯准将同乘驱逐舰“杰德”号以及六艘警戒艇前去查看，看看是否有可能将伤舰拖回，否则便用鱼雷将其击沉，但是搜索了四个小时也看不见其踪影。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记录，“无阻”号漂泊到了北面，遭到土军岸炮轰击在19点30分沉没，而“海洋”号则漂向峡口，在22点30分左右于峡口莫尔托湾沉没。
“不屈”号在战斗中，有一发355毫米的近失弹引起了该舰左舷后侧装甲的扭曲，并造成一定的进水。装甲板上部还有一发240毫米炮弹造成的60厘米直径的破口，另一发240毫米炮弹则击中前桅，破坏了射击指挥装置。一发150毫米炮弹直接击中左舷的P炮塔的左炮炮身，在此造成了一条从炮口长达5米的龟裂，致使该炮不能射击。还有一发可能是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命中了前桅顶部的信号台，并在指挥所屋顶炸开，造成这个部所全员阵亡。其他还有多发小口径炮弹的轻微损伤。
其右舷舰艏、A炮塔前方的水中鱼雷发射管室附近由于触雷，造成了一个大约4.5米见方的大洞，鱼雷发射室完全被破坏，A炮塔也由于激烈的冲击，炮弹车被颠倒，前部弹药库发生进水，进水还波及下部指挥所。该舰在以12节的航速离开战场之时，舰艏部分的吃水增加了1.6米，进水量达到1600吨，和其他损害合计，该舰最终的进水量更是接近2000吨。
该舰经过水兵的努力算是止住了进水，历尽艰险返回了忒涅多斯岛基地。而“高卢人”号则因为难以返回锚地，在拉比特群岛的德拉帕诺岛（Derapano）海岸抢滩成功，最终不得不返回国内大修。受损严重的还有法国旗舰“絮弗朗”号，由于连续中弹，该舰的舰艏也发生了进水。
就这样，这次规模巨大的舰队对炮台的攻击行动遭到了惨败，一共损失三艘战列舰、包括宝贵的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在内的三艘主力舰还受到严重损伤，有700多名人员丧生。
对土耳其方面而言，在这一天他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炮台以及陆上的炮兵阵地一共发射了2054发炮弹，其中1465发是第8榴弹炮团所射。240毫米口径以上的重型岸炮一共射出221发炮弹。相对而言，遭受到的损失则可谓非常轻微。土耳其军人中有4名军官和40名士兵阵亡，74名官兵负伤，德国人中3名阵亡15名受伤。其中最为惨重的伤亡发生在“达达努斯”炮台，一发直接命中的炮弹造成了包括炮台正副指挥官哈桑上尉、梅夫苏夫中尉以及9名士兵的死亡，因此这个炮台以后又被称作“哈桑-梅夫苏夫（Hasan-Mevsuf）”炮台。守军还损失了九门大炮，所有的炮台虽然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根据统计这些炮台设备的损失占大约14.7%。恰纳卡莱的城镇以及基利迪尔巴希尔村也发生了大火，大约有35到40间民房被毁，还有不少市民受伤。[18]
半途而废
姗姗来迟的陆军援军
战斗的结果对德·罗贝克中将而言不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虽然他还是非常希望亟早恢复进攻，但是在他的心底，已经怀疑这样的计划真的能否成功，动摇的阴影开始萌发。
但是，丘吉尔则不然，他的锐气还是丝毫未减，他依然希望亟早开始新的大规模攻势。此外，费舍尔勋爵和海军元帅阿瑟·威尔逊爵士也表示了要把战斗打到底的决心。费舍尔勋爵立即下达命令将战列舰“伦敦”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从防守英吉利海峡的第五战列舰分舰队调出，赴德·罗贝克将军麾下去替换受伤的军舰。此外，已于事前派去的“女王”号和“怨仇”号也已进入地中海，正在赶往增援的途中。法国海军部长发来电报说，他将从苏伊士运河派“亨利四世（HenriⅣ）”号战列舰前去补充。在随后的战时会议中，作出了授权德·罗贝克中将在他认为合适之时继续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命令，并向其承诺可以充分供应15英寸炮弹。但重要的是，不要让敌人修复堡垒，不要明显地停止炮轰，以保持对守军的压力，不让其士气得以恢复。
早在18日的攻击以前，经过多次战时内阁会议的恳求，陆军大臣基钦纳在3月10日作出决定，同意派遣第29师前去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并在两天以后，任命伊安·汉密尔顿爵士（Ian Standish Monteith Hamilton）担任地中海派遣军司令官。汉密尔顿本人已经在舰队总攻击前日的17日赶到前线，观摩了海军的攻击，并从海上视察半岛的防守情况，以确定今后的登陆地点。
由于陆军的参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还在达达尼尔攻击计划制定的初期阶段，即便是丘吉尔也绝不认为仅仅使用海军力量便能够完成打通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个任务的。只是由于当时陆军对这个计划的冷淡，或者说一种近视般的漠视，而且原本可能参战的希腊军队由于俄国的反对而难以动用，因此，海军才不得以承担了整个进攻的重任。海军的高层指挥官更是从心底感觉到，缺乏陆军支援的舰队突击乃是一种军事冒险，只不过是由于局势的逼迫，不得不出此下策，这一点相信丘吉尔本人也当如此。而现在，18日的作战遭受了挫折，期盼已经的陆军支援也已经指日可待，德·罗贝克心境所发生的变化也不是不能理解。当他见到汉密尔顿的到来之际应当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并且认为事已至此，最佳选择当时一旦得到充足的陆军支援以后，再度对海峡进行攻击。因此，在3月22日德·罗贝克将军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会晤了伊安·汉密尔顿爵士以后，在第二天给海军部发出了一封让丘吉尔惊愕不已的第818号电报。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为：
堪称改变历史的土耳其“努斯雷特”号，这艘小型布雷舰所敷设的水雷击沉了英法3艘战列舰，并击伤了“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对于击退英法强袭海峡的作战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图上人物左起是艇长哈基贝伊与水雷军官纳兹米贝伊。
陆军在4月14日之前不能承担任何军事任务。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时，为了保持我们的交通，有必要摧毁海峡所有守敌的大炮。这些大炮为数众多，军舰的炮火只能使其中少数几门失去作用。……如果大炮不被摧毁，舰队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会付诸东流……在到达马尔马拉海之前水雷始终是一个威胁，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彻底干净地解决水雷和漂雷的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到陆军能够行动时我们的安排也可准备齐全。所以，为了可能只是部分解决问题的行动而冒很大的风险，还不如等到4月中旬左右开展一场决战为 好。[19]
丘吉尔看到这份电报后大发雷霆，他立即召集海军部的战时领导小组会议，希望能够敦促德·罗贝克将军保持攻击态势，而不是坐等陆军部队的到来反而给予守军喘息之机。但是他在会议上却遭到了挫折，费舍尔勋爵为首的海军高级指挥官都一致反对丘吉尔的意见而对德·罗贝克将军与汉密尔顿爵士的磋商结果表示认同。他们拒绝在丘吉尔草拟的命令书上签字。这样一来，丘吉尔也只能万般无奈地放弃了向德·罗贝克直接下令恢复进攻的打算。
至此，达达尼尔海峡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海军单独的突破作战以协约国军的完全失败而告终，轰轰烈烈的战列舰队突入海峡的壮举从此不再出现。以后第二阶段作战由于陆军的参与，出现了与第一阶段完全不同的形式，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战。第一阶段的主人公战列舰黯然离开了舞台的中央，成了支援登陆的配角而继续苦战，而整个战役也开始由基钦纳勋爵进行负责了。
第二阶段的战斗从4月25日英国陆军以及来自英帝国自治领的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半岛南侧登陆开始，到1916年1月8日撤兵为止，历时258天。在这段时期，本来极有希望打破西线僵局而展开的登陆作战，在战略上错失战机之后仍然在战术上单调地蛮干，因此整个战线也陷入了胶着状态。为了供应这个战线，海上作战的重点转向了围绕在这个战线的海上交通线上。双方都投入了潜艇作战，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
战斗的余音
在开始对第二阶段的介绍以前，再一次回首，看看3月18日的攻击为何会失败？对这个问题而言回答也不算困难，在确信为安全的海域之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水雷区，由此又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即便是最为强硬的达达尼尔作战支持者丘吉尔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德·罗贝克中将决定中止炮击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面对这么大的损失和不确定因素，要继续进攻堡垒是不可能的，而且中间防线的堡垒还没有被控制住，所以已无法进行扫雷作业，整个作战行动也都必须中断。
对埃伦柯伊湾这片比较广阔的海域，事实上行动前没有很好地进行扫雷工作。丘吉尔说当时人们相信了由“皇家方舟”号所做的一次实验，那就是曾经有过飞机在雷区上空，能在清澈海水里辨明5.5米深处的水雷。虽然这些飞机也经常报告在正规雷区内发现水雷。但是问题是飞机在空中即便能发现水雷，但这并不意味着飞机没有发现水雷的海域就不存在水雷，就可以对那个海域的扫雷工作有所懈怠。在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之际，事前没有认真清除作战水域中的水雷，即便是由于扫雷船舶不足也不能成为理由。
这条水雷带与土耳其海军在海峡最窄处敷设的防御性水雷区具有不同的性质，那是一种根据联军舰艇可能航行的水域而预设的水雷区，属于攻势雷区。但是这种攻势雷区却在十天之后才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而且其中三枚还在事前被发现处理。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说是联军的扫雷行动中存在严重的懈怠。
尽管蒙受了如此损失，丘吉尔依然不改他强硬的姿态：“……在海军行动中人员损失微乎其微。整个行动中只有‘不屈’一艘重要军舰受损，她只需要在马耳他造船厂花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就能完全修复。至于那几艘旧战列舰，她们在任何情况下注定要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损失的每一艘军舰都已得到替补。”[20]
因此根据他的结论，行动当然必须得继续下去，如果按照根据预定计划，继续压制两岸的炮台，更何况炮台中的弹药已经开始不足，并且进行慎重的扫雷作业，虽然因此还会蒙受不少损失，但是最终突破还是完全可能的。对那些老式战列舰而言，如果这些损失能够换来突破海峡而达到的战略效果，那么这些代价还是轻微的。
不过，海军方面则并不这样看，根据当时海军官方战史：
如此突破海峡最窄部的那么一大壮举，其结果只能用惨败两个字来形容。参战中的十六艘主力舰中有三艘沉没，仅有的一艘战列巡洋舰和其他两艘战列舰，在今后不定的期间内陷入了不能使用的状态。总之，我方的战列舰队中的三分之一兵力，在仅仅一天的战斗中就丧失了。从以如此巨大的损伤率，换来的又是极为可怜的战果这点看来，海军在没有受到其他军种的支援之下，到底是否能够成功突破海峡，应当被认为是极具疑问的。[21]
由此看来，对老式战列舰的价值评价，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海军方面认为前无畏舰虽然陈旧，但是战列舰毕竟还是战列舰，依然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舰艇。而丘吉尔虽然对德·罗贝克中将等海军将领们的心目中，“这些旧军舰是神圣的。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军官，初次踏上她们的甲板时，曾是大海上的佼佼者。抛弃一艘军舰的丢脸甚至耻辱，好多年会深深铭刻在思想深处”。这样的想法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对于政治家和陆军士兵来说，战争时军舰不具有任何感情价值。军舰是使用的和用以冒险的战争机器，必要时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牺牲她们。在这些人看来，陆军士兵的生命完全与海军士兵的生命同样贵重，而一艘准备当废铜烂铁处理掉的旧战列舰不过只是一个战争的工具，有充分理由把她们牺牲掉，就像为了掩护和支持步兵进攻发射炮弹一样轻易”[22]。
对于能否突破海峡防线，也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乐观派当然以丘吉尔海军大臣为代表，而代表海军军方意见的官方战史上则悲观地得出了突破成功大约只有十五分之一的概率。事实上，当时炮台的炮弹存储量，特别是中口径炮弹的存储量并不像丘吉尔所主张的这样少。根据土耳其方面在18日夜晚的计算，当时240毫米到355毫米大口径岸防炮的新式炮弹确实只有267发，而150毫米岸防炮的炮弹则还有758发，而这些150毫米到355毫米岸防炮中还有老式炮弹3265发。而值得注意的是，第8榴弹炮团的炮弹还有多达4065发！18日那天一共消耗炮弹2054发。如果单纯计算，可以得出按照18日的作战规模，炮台的炮弹还可以打四天。[23]如果炮台没有遭受重大打击，那么扫雷部队就无法安全地进行作业，还必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但是，由于土耳其方面水雷已经耗尽，已经无力设置新的水雷区。且不论这些炮弹是否可以真的维持四天的战斗，至少在经历了18日强攻的战火，土耳其以及德国高级将领之间已经感觉到，如果联军还是保持18日那样的攻击势头，那么能否守住要塞不少人已经丧失了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最后是否决定继续进攻，至少不应该在以后的一个月都无所作为，这样就给予了守军一个胜利的信心。这不管对舰队突破海峡本身，还是对以后在加里波利半岛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大消耗战而言，这个无所作为对协约国军说来都是致命的。虽然这期间参谋长凯斯准将不断对德·罗贝克中将进行鼓舞，还是最终没有能够点燃他心头中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
加里波利登陆作战
陆军部队的展开
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在多次内阁会议以后，终于下了决心拨出陆战部队投入海峡战场。1915 年2月20日，他首先同意派遣当时正在埃及驻扎的来自英帝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合部队澳新军团（ANZAC）。随后3月10日，他又同意将正在本土待命的新组训完毕的二线本土军部队第29师派遣到达达尼尔，并由伊安·汉密尔顿爵士担任地中海地区部队派遣军司令官。这样，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由此变为一次陆军主导的海陆军共同参与的联合作战，声势浩大的加里波利登陆作战正式打响。这是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是现代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在世界战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也给此后的大规模登陆战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加里波利半岛是土耳其欧洲一侧中突出的一个小半岛，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西岸。这个半岛现在按照土耳其语的发音被也被叫做盖利博卢。大战之际，半岛上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岛上荒芜多山，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形成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屏障。
当时被动员的兵力有皇家海军师（Royal Navy Division）10007人6门炮，澳新军团30638人76门炮（其中含骑兵3500人及12门炮），第29师17649人56门炮，法军第1殖民地师16762 人40门炮。全部兵力共计75056人，拥有178门火炮，3104台车辆，16481头骡马。登陆部队分乘84艘船只，分别从亚历山大、穆德罗斯以及塞得港出发。
其中皇家海军师是一支比较特别的部队，有人将其误译为海军陆战师，其构成人员主要是由海军陆战旅和编余海军预备役人员构成。尽管它是一支海军拥有的可以不通过陆军控制的宝贵战力，但是毕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部队那样专门接受登陆训练的部队有所不同。其在行政和作战指挥上隶属海军，编成内主要成员的人事关系、徽章、制服均属海军而不同于皇家海军陆战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直接将其称为皇家海军师更为适当。同时有必要说明的是，皇家海军陆战队也不同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附属于海军的一支下属部队，既不是独立军种，也不是独立兵种。
其他方面，俄军计划出动47600名120门炮参加作战。根据协商，他们将在黑海舰队的协同下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攻击，一旦消灭了土耳其舰队后，再登陆参战。
英国陆军部队应该是在海军总攻击的3月18日以前便应该被动员的，但是第29师由于运输的组织极为拙劣，装备、补给与兵员分别运载，因此即便到达登陆地点也处于难以直接参加战斗的状态，导致其无法赶上当时的作战行动。当时这个师只能首先运到埃及，在当地进行再次整编。虽然陆军方面预定再编成的时间原来为三个星期，但是到了4月10日，在穆德罗斯完成集结的只有澳新军团，而29师只到达了第一批分遣部队。而俄军也没有给予参加作战的动向，因此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的支援根本没有把握可言。
土耳其方面则确信联军将要进行登陆作战，正在付出一切努力加强加里波利半岛的防务。3 月26日，德国军事顾问团长，也就是事实上土耳其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利曼-冯·赞德尔斯正式就任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并亲自前往加里波利指挥防御工事的建立。他认为当时联军最有可能上陆的三个地点为亚洲方面海岸、加里波利半岛根部的博拉耶尔地峡以及半岛的南端，因此在这三个地区着重加强堑壕等野战驻垒防御工事。而且他对于一旦战事爆发，军队在内线机动之时必须的道路条件极为重视，故而投入大量劳力，对半岛上的道路进行了不分昼夜的突击建设和修缮。与此同时，将各地分散部署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半岛调集。这样，在半岛部署的土耳其军队被编为第五集团军，其中以第7、9、19师构成的第三军再加上第5师以及独立骑兵旅共计40000人和100门炮驻守加里波利半岛，以第3、11两个师组成的第十五军防守亚洲海岸地区，其兵力为20000人和大炮50门。
登陆舰队的编成
而联军方面，就在陆军在实施登陆准备的同时，海军为了补充在3月18日行动中的损失，也忙于编制新的舰队。到达作战行动的前夕，海军的舰队如下所示：
总司令官：德·罗贝克中将
参谋长：凯斯准将
伊丽莎白女王**（司令官）
第一分舰队 司令官：威姆斯少将，5月以后尼科尔森少将（Stuart Nicholson）
战列舰部队 敏捷*、阿尔比翁、纳尔逊勋爵、怨仇、报复、乔治亲王、歌利亚、凯旋、康华利
巡洋舰部队 欧律阿罗斯*、米涅瓦、塔尔伯特（Talbot）、都柏林
舰队扫雷舰6艘
第二分舰队 司令官：瑟斯比少将
战列舰部队 女王*、伦敦、威尔士亲王、凯旋、尊严装甲巡洋舰：巴克坎特斯（Bacchant）
潜艇供应舰：顽石（Adamant）
水上飞机母舰：皇家方舟
气球母舰：马尼卡（Manica）
驱逐舰8艘、扫雷拖网船4艘
第三分舰队 指挥官：卡诺珀斯舰长格兰特上校
战列舰：卡诺珀斯
巡洋舰：达特茅斯、多里斯（Doris）
驱逐舰2艘、扫雷拖网船2艘
第四分舰队（第一分舰队附属）
巡洋舰：蓝宝石、紫石英
扫雷拖网船12艘
第五分舰队 指挥官：阿伽门农舰长法伊勒上校
战列舰：阿伽门农
驱逐舰10艘、法国扫雷艇10艘
防潜网敷设船2艘
第六分舰队 司令官：盖普拉特少将
战列舰：若雷吉贝里（Jaureguilberry）*、亨利四世、查理曼
装甲巡洋舰：拉图什-特雷维尔（Latouche-Tréville）、贞德
俄国防护巡洋舰：阿斯科尔特（Аскольд）
辅助巡洋舰：萨伏伊（Savoie）
驱逐舰7艘、雷击舰5艘
第七分舰队（士麦那警戒） 司令：梅特卡尔夫（C.P.Metcalfe）上校，
驱逐舰4艘
武装游艇：三联（Triad）
其他还有英法两国潜艇8艘和4艘。
3月18日以后，舰队主要从事对频繁调动的土耳其军队以及防御工事实施炮击，看似忙忙碌碌，但是作战内容却堪称庸庸碌碌，主要炮击的目标为博拉耶尔地峡。这些消极被动的作战，根本无法削弱守军作战意志或迟滞其行动。
登陆战的开始和新的僵局
登陆作战是于4月25日拂晓4点，在加里波利南端一齐展开，第29师从赫勒斯角到泰凯角北方共计5个地点实施登陆，由第一和第四分舰队负责进行支援；澳新军团则在第二分舰队的掩护下，在加巴山以北的阿里角登陆，这个地区以后又被称为澳新军团湾；而此时皇家海军师则与第三分舰队一起，在博拉耶尔海边佯动，牵制土耳其守军向南推进；法军由第六分舰队掩护在库姆卡莱登陆。这个行动也是属于虚张声势的佯攻，给予土耳其军队骚扰性攻击以后随即撤退。
澳新军团虽然驱赶了防守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地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第29师的登陆行动却遇到了激烈抵抗，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才算于25日傍晚站稳了脚跟。在25日一天里，澳新军团登陆了大约两万人，29师则以付出大约三分之一的代价，有九千之众得以登陆。这两支部队此后开始向半岛内部前进。在海上，战舰们也从拂晓开始不断将炮弹射向土耳其军的防御阵地，掩护部队的进攻。
在这些运载登陆部队的船舶之中，有一艘名叫“克莱德河（River Clyde）”的特殊运输舰值得一提。当时有一位名叫昂温（Edward Unwin）的海军中校对于如何有效率地卸载登陆部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当时从大船登陆海岸，只有使用首先在海上让士兵从绳梯攀下小船，然后向对岸划去的方法，这样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危险性极高。他受特洛伊木马为启发，在这艘原为4000吨的运煤船的“克莱德河”号船艏开两个门，从这个门口各设置一个舷梯状的坡道。在登陆之时，“克莱德河”号首先搁浅在海岸，随后打开门放下坡道，船上的士兵从这里下船迅速搭乘所载的驳船、甚至直接从浅滩上陆。根据他的推算，通过这个方法，船上的2000名士兵可以在几分钟内登陆。为了压制敌方的火力，船头上还用沙包堆起掩体，上面设置十一挺机枪。
搁浅于半岛海岸的“克莱德河”号运输舰，该舰侧面开有几个舷门，侧舷又设有栈道，旨在使得舰上运载的陆军将士迅速登岸。实际上由于守军火力强大，该舰在登陆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伤亡，而舰上也涌现了5位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官兵，其设计者昂温上校便是其一，图上人物便是其人。
在那一天的登陆行动中，“克莱德河”号由其设计者昂温中校指挥，按计划搁浅赫勒斯角和“塞迪尔巴希尔”要塞之间被称为V滩头的海岸，用两艘驳船作桥梁停在轮船与海滩中间这段水面，部队可以一个连又一个连沿着这条堤道迅速登上海滩。但是，刚刚搁浅准备开门放坡道之时，就遇到了守军的猛烈射击，船上设置的机枪当然不足以完全压制敌方的火力，而且在放坡道和调动驳船的作业也花了一番手脚，好不容易士兵在走下坡道之时，却成为任人射击的靶子。由于29师从爱尔兰南部天主教地区来的都柏林和芒斯特燧发枪团的士兵勇敢无比，直到被指挥官制止前依然不断奋不顾身地投身战地，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此间，昂温中校以及参谋人员则坚持在弹雨中努力固定驳船和不停地放置坡道，因此，他与这艘船上的5名官兵都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尽管他们表现出色，但是船上依然有1000名士兵被敌方火力压制而难以离船，直到第二天才得以上陆。而九死一生勉强上陆的幸存者，依靠“克莱德河”号上机枪的掩护才不至于全部被敌方消灭。“克莱德河”号的在登陆行动中虽然未发挥预计的成效，并使登陆官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艘旧煤船却作为现代登陆舰的始祖，对其后英、美、日三国的登陆舰艇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担负两栖运输的重担也落在了驱逐舰肩上，当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展开之际，在加巴山的七艘驱逐舰甲板上挤满了部队而且还拖带着装满士兵的运输艇。驱逐舰的任务是前进到距离登陆滩头尽可能近的海域使舰上人员换乘运输艇。由于运输艇冲滩过程中处在机枪的射程范围之内，加上挤满在艇上的部队又缺乏任何保护，所以伤亡常常非常惨重的。驱逐舰除了对停泊在沙滩附近的运输舰和主力舰作正常的掩护外，一旦部队登陆，驱逐舰还必须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
在这些驱逐舰进行火力支援之际，除了进行直接射击，还常常被用于进行间接射击。赫勒斯角左侧以及澳新军团湾都各有两艘驱逐舰长期执行火力支援任务。在赫勒斯角的两艘一直是“狼獾”号和“蝎”号，而在澳新军团湾的则是“切尔默”号和“科尔内”号。驱逐舰曾试验过将发射药包的装药量减少一半，把4英寸舰炮当榴弹炮使用。瞄准方法是用三个锚泊浮筒，驱逐舰系留在其中的一个上，记下它与其他目标浮筒的距离，然后精密射击数发炮弹，当岸上的观察员发出可行信号时，便进行十发快速射击。这种方法也可在夜里使用，由岸上部队在前沿战壕的最前端用信号灯显示命中情况。从1911年到1918年的七年中担任“蝎”号舰长的始终是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海军少校，他创造了任职最长的纪录，这一纪录一直未被打破。他在为加里波利登陆提供支援的战斗中获得了服务优异勋章，在下一次大战中，他将在地中海战线担任英国舰队的最高指挥官。[24]
26日和27日两天，法国第1殖民地师和29师的余部完成了在半岛南端的登陆，皇家海军师也在阿里角完成上陆行动。于是，汉密尔顿将军发出了在28日实施总攻的命令。
当时，土耳其军的第9师在加巴山到莫尔托湾一共配备了9个营的守备力量，而这个师的其余3个营与第19师的9个营则在半岛中部的迈多斯（现：埃杰阿巴德）待命。在澳新军团前方土军的防御薄弱之处，根据土军第19师师长凯末尔·贝伊（Mustafa Kemal Bey）的准确判断，不失时机地将这些预备兵力填补上去。在25日10点为止土军的2个师完全投入了战斗，联军的攻势被阻遏起来，土军最早的危机被挽救了。
到28日傍晚，战线开始出现胶着状态。此时，由于联军方面因轻敌，对实施进攻作战所需兵力预计不足，计划中缺乏必要的预备队，至此已经投入了所有的兵力，在关键时刻进攻后继乏力，而土耳其方面则从各地不断增调援兵。5月1日，在增援部队完成准备以后，土军开始大举反攻，但是经过三日激战被英军击退。6日和8日，联军方面终于也获得了从埃及调来的第62师以及第29印度旅的增援而发起再度进攻。但是这次攻击也被击退，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战线再度陷于胶着。
在这期间的黑海方面，俄国黑海舰队在司令官艾伯哈特中将的指挥下，以战列舰三艘为核心的主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和“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交战。而俄国驱逐舰也经常袭击连接土耳其产煤港宗古尔达克的航线，使得土耳其的燃料供应也陷入了困境。关于此将于专门章节详细介绍。(https://www.daowen.com)
接连损失的主力舰
围绕4月25日展开的登陆作战，双方舰队的作战显得颇为单调，主要都是以保护登陆部队的补给线以及对于岸上的火力支援为核心，但是到了5月中旬以后，海上战斗开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海战态势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挑战“歌利亚”的大卫
5月上旬，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登陆中的联军右翼为法国军队，由于登陆以后受到了土耳其军队强大的压力，于是向指挥部提请派出两艘战列舰常驻莫尔托湾，以直接对这个战线的法军进行支援。指挥部批准了这个请求，派遣两艘战列舰交替停驻莫尔托湾内，在夜间对土耳其军阵地进行轰击。由于土耳其方面饱受这两艘军舰的袭扰，轮到他们向上级提出对这两艘军舰进行袭击的请求。土耳其雷击舰队指挥官德国海军上尉费尔勒（Rudolph Firle）在取得舰队司令部许可以后，在5月10日13点30分首先率领雷击舰“民族之柱（Muavenet-i Milliye）”号来到恰纳卡莱。这艘雷击舰为1909年土耳其向德国席绍定购的四艘S-165级610吨标准排水量的现代化雷击舰，航速35节，装备两门75毫米炮，有三具450毫米鱼雷管，是当时土耳其最好、最强的雷击舰艇。
5月12日晚上18点40分，“民族之柱”号从恰纳卡莱起锚，沿着海峡南下，在19点40分通过己方的水雷防线以后，首先在苏安河口抛锚待机。晚上20点得到英国战列舰进入海峡的报告。这些战列舰一边用探照灯向陆上照射一边打出照明弹，同时进行间歇性射击。
描绘土耳其驱逐舰“民族之柱”号夜袭英国舰队，击沉战列舰“歌利亚”号的画作。左上人物为土方舰长萨菲特。
13日0点30分，“民族之柱”号在河口起锚，尽量在靠近欧洲一侧海岸，以8节的微速静悄悄地向目标靠近。在途中，它发现有正在进行巡逻的两艘英国驱逐舰“小猎犬（Beagle）”以及“大斗犬（Bulldog）”号。但是由于“民族之柱”号在紧靠海岸，即便有这两只犬也根本没有察觉，双方在600到800米的距离下擦肩而过。子夜1点，该舰接近莫尔托湾内的英国战列舰的大致位置。十分钟后，前方便有一艘战列舰的舰影被视认。1点13分，这艘战列舰发出了敌我识别信号，于是“民族之柱”号也以同样的信号回复，战列舰又一次发出同样的信号询问。“民族之柱”号还是依样画葫芦，用这一招争取到了两分钟左右时间，逼近到了战列舰跟前，对准那艘战列舰一口气射出了三发鱼雷。这时候双方相距已经不到100米！这艘战列舰正开始发出第三次敌我识别信号，最初的鱼雷已经击中了其前部炮塔的下部，紧接着前部烟囱的下方也腾起了高大的水柱，该舰顿时向左舷倾斜起来。此时最后一发鱼雷也在后部炮塔之下炸开。这艘战列舰在须臾之间倾覆，仅仅在一到两分钟，就从舰艏开始沉没。在确认最初的命中以及爆炸以后，“民族之柱”号随即再度贴近海岸北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返回了恰纳卡莱。
当晚派出的战列舰是“康华利”号，以及不久以前还参加过封锁德国巡洋舰“柯尼斯堡”号。而从东非赶来支援的“歌利亚”号，虽然有五艘驱逐舰担任掩护，但还是没能发现来袭的敌舰。而这艘沉没的战列舰，其名便是起自《圣经》中的巨人歌利亚，而众所周知这个巨人歌利亚是被少年大卫用抛石击倒后杀死的，这个挑战巨大战列舰的小小雷击舰恰恰宛如智勇兼备的少年大卫。“歌利亚”号由于沉没时间很短，而且潮流湍急，救难工作艰巨，最后所有750名船员中，包括舰长谢尔福德（Thomas Lawrie Shelford）上校在内大约570名官兵遇难。
“民族之柱”号的土耳其舰长萨菲特（Ahmet Saffet）上尉当即被晋升少校，而费尔勒也得到了包括德国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在内的德国、土耳其以及奥匈帝国的多种勋赏。
“歌利亚”的沉没对联军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费舍尔勋爵立即对长期派遣在海峡地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表示担心，并希望将其召回。为此丘吉尔表示理解，但是这样一来却遭到陆军大臣基钦纳的强烈反对，于是英国内阁中潜藏的危机开始急遽表面化了。
德国潜艇的达到以及战果
由于联军战列舰云集海峡，土耳其海军舰队司令苏雄认为，最为行之有效的对策莫过于派遣潜艇，他因此向柏林和维也纳提出了请求。对于该请求，奥匈帝国很快予以拒绝，其理由是当时该国只有小型潜艇七艘，实在无力实施外援。而德国海军参谋部则在3月10日向公海舰队发出命令，至少派遣一艘潜艇前去地中海。于是德国海军在3月13日选中了在1914年9月5日最早击沉英国“探路者（Pathfinder）”号巡洋舰的U-21号。该艇依然在赫兴（Otto Hersing）艇长的率领下，自行前往。同时，还决定将更为小型的沿岸潜艇分拆后通过铁路运到地中海。
U-21为1913年竣工的U-19型大型潜艇，排水量650吨。它无法使用铁路运输，只得依靠远航突破重重防线，尤其是突破英军重兵布防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艇长赫兴在4月25日，也就是联军登陆加里波利半岛之日从威廉港启程，绕过英国北方，途中于5月2日在西班牙的菲尼斯特雷角与事先计划好的德国商船汇合，进行燃料以及润滑油补给。在补给中，该艇发现油料并不合适，因此赫兴艇长决定以现有燃料首先前往奥匈帝国的卡塔罗港。在启航之时U-21号搭载了56.5吨燃料，到了此时已经航行1900海里，并消耗了30.5吨，而剩下还有2100海里的路程。这样，倘若途中不进行长时间潜航，以9节的经济航速，理论上是可以完成这个航行的。当然这时候也有返回国内的选择，而赫兴艇长认为，这样虽说航程要近200海里，但是归途中英国海军的反潜力量更为集中，因此同样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而继续往前的话，横在眼前的直布罗陀海峡便是最大的难关。于是赫兴艇长下决心前往，在直布罗陀海峡，他尽量靠近非洲一侧航行，突破了敌方雷击舰的巡逻线，而在西西里海域，U-21号还遭到了法国驱逐舰的炮击，由于及时潜航成功而得以脱险。这样到了5 月13日，U-21终于到达了卡塔罗，此时艇上的燃料只有1.8吨！可谓是千钧一发。他事后谈到此时，依然心存后怕：“即便忘了别的数字、甚至自己的生日或者年龄，这个数字却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我的心头。”[25]
5月20日傍晚，在经过整修完成以后，U-21艇从卡塔罗启航，于24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附近。11点45分[26]左右，在萨莫色雷斯岛北方发现了五个烟囱的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尔特号正在停泊。由于赫兴艇长认为这个猎获物还不够诱人，于是将其撇下继续向加里波利半岛航行。在潜航状态下，他在25日早晨到达赫勒斯角。这时候英国战列舰“敏捷”号，但是由于对方防备严密，而且潜望镜又被发现，于是他不得不中止攻击而在6点25分脱离。在北上不久，于9点5分发现“报复”号并进行袭击，但是发射的鱼雷被规避而初战遭到挫折。
赫兴艇长继续向北方航行而到达加巴山附近，此时他发现一艘战列舰正在进行反鱼雷网的布设作业。于是他悄悄接近，在11点23分到达距离该舰大约370米之处，用一发带有破网器的鱼雷射向了这艘战列舰，赫兴回忆说：“德国鱼雷宛如马戏团小丑穿过纸糊的大圈，穿透了防鱼雷网。”
该舰便是“敏捷”号的姊妹舰，主炮10英寸的二级战列舰“凯旋”号，这天在“切尔默”号驱逐舰的掩护下，处于严密的警戒状态：不但设置了防鱼雷网，而且完全关闭了水密门，然而这一切还是拯救不了这艘不幸的军舰。“凯旋”号在中雷后匆匆向潜望镜方向开火，但是忙乱中击中了其他的一艘英国船。在鱼雷命中以后五分钟，“凯旋”号便向右舷侧倾30度。赫兴在他的潜望镜里，还清晰地看到有一个中国司炉拼命地攀着防鱼雷网吊杆挣扎求生。[27]很快舰身就倒扣在水面，大约三十分钟以后，便从舰艏开始下沉。好在周围还有不少舰艇从事救援，因此遇难者仅3名军官与70名水兵。
不过“凯旋”号的遇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继任第一分舰队司令的尼科尔森少将连忙下令所有执行任务的战列舰全部返回锚地，而派遣驱逐舰以及拖网船奔走执行对潜搜索任务，但是却一无所获。第二天，他们虽然也得到了看到潜望镜的消息，但是太平无事。于是27日拂晓，“尊严”号在驱逐舰严密的护卫下，再度向赫勒斯角驶去。
到达预定地点以后，“尊严”号首先由大量商船的拱卫前后左右，而且驱逐舰以及拖网船还来往四周。但是这种防卫看似万无一失，其实依然有所疏漏。赫兴艇长下令在548米的最佳射程内，于5点38分发射一枚鱼雷。这枚鱼雷鬼使神差般地穿过商船的缝隙，并割破防鱼雷网在“尊严”号的中央炸开。七分钟后，这艘在世界战列舰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老舰不幸倾覆。由于锚地水浅，“尊严”号的龙骨无可奈何露出水面，40多名水兵随舰遇难。
攻击完成后，U-21则在20米左右的深度悄悄撤离而去，赫兴艇长由此获得了功勋勋章。此后虽然该艇也四处寻敌，但是无法得到诱人的猎物，于是在3日潜入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君士坦丁堡。陆路运来最早的沿岸型潜艇UB-7、UB-8号在3月25日通过铁道运到奥匈帝国。此后一共有六艘到达，除了奥匈帝国自留两艘以外，有四艘前往达达尼尔地区。但是这些航程短的潜艇无法顺利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只有通过曳航一段距离后，才能勉强自力航行过来。当然其作战行动就要受到诸多影响，其中UB-3号还在航行过程中失踪。其战果也并不佳，唯一值得一提的是UB-8号在5月31日，击沉了装扮“虎”号战列巡洋舰的19380吨客轮“梅里昂（Merion）”号。
巨头们的退场
舰队再编
在1915年5月将要过去之际，在达达尼尔海峡周围的联军舰队遇到了两个难题。
首先是5月24日，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但是令人讽刺的是，拥有强大海军实力的意大利海军不但没有能够在达达尼尔海域鼎力相助，而且还希望英法对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防务予以协助。这样，四艘战列舰“女王”、“伦敦”、“威尔士亲王”以及“怨仇”号以及四艘巡洋舰“达特茅斯”、“都柏林”、“蓝宝石”以及“紫石英”在瑟斯比将军的率领下被抽调西去，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军港塔兰托。
对此，则从英国本土增派了“埃克斯默斯（Exmouth）”号和“庄严”号战列舰，从东非则调集“康沃尔”号装甲巡洋舰以及“查塔姆”号轻巡洋舰，法国方面也决定将“祖国（Patrie）”号以及修理完毕的“絮弗朗”号，加上装甲巡洋舰“迪普莱”号以及“布吕克斯（Bruix）”号来填补这个空档。
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前面略有提到的，那就是由于“歌利亚”号的遇袭沉没，造成了费舍尔勋爵对于“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担忧。他向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在大舰队的编制中，这艘重要的超无畏舰不可或缺，因此必须迅速将其调回。对此丘吉尔表示理解，并在能够派舰前去替换的前提下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是就在这个计划在5月13日的内阁会议被提出之时，陆军大臣基钦纳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海军在关键时刻抛弃陆军的表现，而寸土不让的费舍尔也以不调回“伊丽莎白女王”号便辞职不干来要挟。对此，丘吉尔趁机提出，可以派遣当时大量建造的浅水重炮舰前去海峡地区。因为这种新型舰体吃水浅，火力强，同时拥有巨大的防雷凸舱而对水雷或者鱼雷造成的水下爆炸具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对此算是取得了基钦纳勋爵的谅解。
于是，当时新近完成的大量浅水重炮舰被决定派往地中海，其中有四艘装备两门14英寸重炮的阿伯克隆比级“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哈夫洛克（Havelock）”、“拉葛兰（Raglan）”、“罗伯茨（Roberts）”号，装备一门9.2英寸炮的M-19，两门6英寸炮的M-29、M-32以及M-33，三门6英寸炮的“亨伯（Hember）”。此外，还有经过改装加装防雷凸舱的老式巡洋舰“恩底弥翁”号、“忒修斯”号、“埃德加（Edgar）”号、“格拉夫顿（Grafton）”号，以及六艘潜艇和四艘刚刚建成的花卉级护航舰。
老将的辞职
然而，说起这种浅水重炮舰，却原本是费舍尔勋爵用于他朝思暮想的波罗的海强袭作战的，如果将其悉数派往地中海，事实上便是动摇了勋爵攻击波罗的海的根基。因此，在14日的会议上，费舍尔勋爵发出了他最早就不赞成达达尼尔作战计划的不满声音。这引起了丘吉尔的不满，于是担任皇家海军两个最高指挥的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产生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了。
第二天费舍尔勋爵提出辞呈，虽然阿斯奎斯首相提出挽留，但是勋爵提交了宛如最后通牒般的6项条件。这其中不仅不乏怨言，而且最后的三条“对舰队的单独部署权和军官任命权”、“海军大臣的职权绝对限于制定政策和履行议会程序”以及“对所有的新设施和码头工程以及海军的全部民用机构的全面控制权”，则是公然对文官指导的原则提出挑战。[28]事态终于不可收拾，阿斯奎斯首相同意了勋爵的辞职请求。这位为皇家海军呕心沥血了六十一年的老将，近代英国海军的奠基人终于离开了海军。经过商议，由其副手海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接替第一海务大臣之职。
丘吉尔的离去和之后的战线
英国自由党此时面对的巨大波澜远远没有平息，由于战争的进展并不如人意，而且军需生产也出现了种种弊端，这一切都成了在野的保守党、工党攻击的绝好口实。于是阿斯奎斯首相根据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的建议，组成了包含在野党在内的举国一致联合内阁，希望借此来渡过危机。由于达达尼尔作战的困境，推行这场战役最为热心的丘吉尔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在新的内阁名单中，海军大臣由贝尔福爵士担任。5月26日，丘吉尔离开了领导皇家海军的重要职位。
开战初期英国海军部的主要负责人丘吉尔和费舍尔勋爵，他们两个有着父子般的感情，也同样具有卓越的才华，成了开战初期海军部最有效率的搭档。然而，他们却同样有着强烈的个性，最后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最终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而在内阁之中，成立了一个达达尼尔委员会，丘吉尔还被列入这个名单之中。但此时他已经身居闲职。在新的内阁中，达达尼尔作战的意义还是被认可的，留任的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还是比较积极地希望将这场战役进行下去。于是在6月7日开始的第一次委员会上，原内阁决定的舰队增补依然被认可，此外还决定新派3个师前去增援。
增援舰艇在7月底到达了达达尼尔地区，同时攻击支援基地的穆德罗斯以及伊姆罗兹岛为了防止潜艇的偷袭，设置了重重的防御网。半岛南侧的拉比特群岛也被设防而被设置为供对陆支援射击的锚地。对地支援的主力则从原来的前无畏舰变成了那些浅水重炮舰以及装备防雷凸舱的舰艇。
当5月间两艘战列舰被德国潜艇击沉之后，原先担任火力支援的战列舰与巡洋舰撤回了，而火力支援的重担一度落在了“随叫随到”的驱逐舰肩上。而当这些火力支援舰从英国来到时，驱逐舰的重任终于可以大大减轻了。[29]
到8月，联军的增援到达了颠峰时期，在赫勒斯角地区拥有6个师35000人马，阿里角则以3个师为核心驻有37000官兵。此后，在8月6日，联军在更为北方的苏夫拉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希望一举扭转颓势。2个师共计25000人的登陆部队遇到了土耳其守军的激烈抵抗，直到10日也无法取得进展。在8月中又进行了两次攻势，依然以失败告终，没有获得相应的突破。
“黑甲虫”的投入
在苏夫拉湾登陆战役中，一种新型登陆用舰艇展现在世人眼前。那是费舍尔勋爵在1914年末为陆军在敌人海滩上登陆而提出设计的一种钢板摩托驳船。这种驳船被定名为X驳船，整个战争期间一共制造了225艘，第一批完工后当即被运到了达达尼尔海峡。
X驳船排水量160吨，全长32米、宽6.4米、吃水1米，一次可以运输500名步兵，使用60马力的柴油机，航速可达5节。船体为钢制，中心线上有比较低的甲板室，上面覆有钢板具有一定防弹性能。艏部还安装了登陆桥，这条登陆桥由两根宛如触角一般的支架升降。所以，这种登陆驳船由于这般外形以及黑色涂装而得到了“黑甲虫（Black Beetles）”的绰号。在苏夫拉登陆战中，共有13艘“黑甲虫”在实战中得到了应用，这便是未来登陆艇的雏形。
不过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战役中出现的现代登陆舰、登陆艇的雏形，在达达尼尔战役失败后在英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曾得到良好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英国高层将领心目中，甚至还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间战时期一直在小范围内摸索两栖作战专用装备和战术、日本陆军以及海军对登陆作战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和开发外，全世界对此几乎鲜有问津。
不过，英国还是有一部分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士成立了一个被称为“登陆用小艇委员会”的组织，根据战争教训对于登陆舰艇进行了各种摸索，而且也开发出了充满各种独到设计的试作。但这只局限于小范围的试验层次，难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此时，“黑甲虫”们绝大部分都被拆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仅仅残存三十二艘。[30]1942年8月英军发起第厄普登陆作战，才发现自达达尼尔之后就没有堪用的两栖作战舰艇，不得不将当年残存的一些试验性舰艇充数。缺乏专用登陆舰艇，也便成了导致第厄普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和美国那强大的工业相结合之后，英国“登陆用小艇委员会”创造的那些独到设计，才最终将登陆作战舰艇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一旦展开投入千军万马的大规模陆战，补给线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达达尼尔战役的后期阶段，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围绕着双方补给线的攻守。因此，在这样性质的战斗之下，潜艇起到的作用也显得日益重大。
双方潜艇的暗斗
深入马尔马拉海的联军潜艇
马尔马拉海是君士坦丁堡连接加里波利半岛的海上交通要道，而且也是君士坦丁堡的门户，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马尔马拉海上，除了密布水雷以及反潜网之外，担任警戒的主要舰艇是鱼雷炮舰“荣耀之扈（Peyk-i Sevket）”号以及德制和法制各四艘雷击舰为基干组成的舰队。这些舰艇在军队运输中担任护卫任务，但是由于数量稀少，一支船队往往只能有一艘护航舰。而且当时对潜艇根本缺乏有效的防御措施，搜索只能凭借对潜望镜以及鱼雷气泡的观察，攻击之时也只能用火炮向水下射击，因此撞击反倒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联军还是德军，潜艇都得以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早在1914年12月，海军少校诺曼·霍尔布鲁克驾驶潜艇B-11号已经突破达达尼尔海峡的雷区，击沉过土耳其装甲舰“梅苏迪耶”号。4月17日，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登陆行动，E-15号潜艇又试图突破。但是潜艇在凯佩兹附近搁浅而遭到了土耳其岸炮的攻击而毁坏，艇长布罗迪（T.S.Brodie）少校遇难。不过为了使潜艇的残骸不落到敌手，当时摧毁“奥尔哈尼耶”炮台的海军少校罗宾逊率领突击队冒险炸毁了这个残骸。这位少校因为当时袭击炮台与这次行动，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此后，法国海军也在4月派遣了两艘潜艇。但是“伯努利（Bernoulli）”号在海峡最窄处因为潮流的关系突破失败，“焦耳（Joule）”号则在5月1日因为触雷而遭难。
4月25日，当登陆正在进行时，澳大利亚的AE-2号潜艇终于成功从雷区之下越过而潜入马尔马拉海，成为在登陆作战开始以后最早突入马尔马拉海的联军潜艇。不过，该艇在4月30日便被土耳其雷击舰“苏丹堡（Sultanhisar）”号等舰艇攻击沉没。因为囿于篇幅，只能对联军潜艇这期间在马尔马拉海进行的作战进行概要说明。继AE-2号以后，英国E-14、E-11、E-12、E-7、E-2、H-1以及E-20号和法国的“青玉（Turquoise）”号相继得以突入。其中尤其以E-14以及E-11最为显赫，这两艘分别曾三进三出，并取得了巨大战果。
4月27日，博伊尔（Edward Courtney Boyle）少校指挥E-14号潜艇穿过布雷区，冒着堡垒的炮火成功突破，在5月1日击沉了200吨的警戒舰“海上圣光（Nur-ül bahir）”号。5月5日又攻击了另一艘运输船，并将其他的运输船赶回君士坦丁堡。10日她对由雷击舰“卫国之忱（Gayret-i Vataniye）”号护航的两艘运输船发起攻击，击中了其中5071吨的“居尔杰马尔（Gülcemal）”号，迫使该船返回君士坦丁堡，迟滞了土耳其的海上运兵行动。整个行动中，E-14号潜艇一直在马尔马拉海伺机攻击敌船，在不断遭受敌舰追逐、炮击下，几乎没有喘息时间为电池充电，用尽鱼雷之后，在18日受命返回。于是她再度冒着堡垒的交叉火网，穿过几道水雷防线，成了第一艘安然返航的联军潜艇，博伊尔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就在E-14号成功返航的次日，加设了一门6磅炮的E-11号在内史密斯（Martin Eric Nasmith）少校率领下也成功潜入马尔马拉海。该艇在23日早晨6点左右，在300米距离将鱼雷炮舰“海上猛虎（Peleng-i Derya）”号击沉。但“海上猛虎”射来的炮弹也将其潜望镜击伤，为此E-11号潜艇不得不在潜水状态进行抢修，直到10点30分方得修复上浮。次日，该艇又将货船“纳拉（Nara）”号击沉。这艘船运载有自“戈本”拆卸下的150毫米炮以及250发炮弹以及其他军火，正准备强化海峡的炮台。25日，E-11号潜艇潜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并用鱼雷击中停靠在兵工厂边上的一艘3359吨的大船“伊斯坦布尔（Istanbu1）”号。此后，E-11号在给马尔马拉海带来了一片恐怖后历经困难逃离敌港。直到6月7日，她在返航之时因穿过雷区缠住了一枚水雷，其左侧水平舵拖着水雷冒着两岸堡垒的猛烈炮火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终于在当日成功返航。内史密斯也因此荣获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英国潜艇E-11号在1915年5月至6月间，成功突破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击沉土耳其舰船多艘，最后安全返航，艇长内史密斯因此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图为他获勋后与全体艇员的合影。舰桥上身着白色礼服者为内史密斯艇长。可以看到艇上的潜望镜上有被土耳其鱼雷炮舰击伤的弹痕。
除了对商船的攻击以外，联军潜艇也伺机攻击土耳其的主要水面舰艇，尤其是两艘派遣到恰纳卡莱的前无畏舰成了联军潜艇常常攻击的对象。这两艘战列舰为了对地面进行间接炮击，常常出没于君士坦丁堡、加里波利等固定航路。联军的潜艇已经多次对其发动袭击，但都由于防护严密而未能得手。8月7日，土耳其舰队副司令阿里夫帕夏乘“红胡子海雷丁”号战列舰在两艘雷击舰的护航下正急匆匆驶往加里波利半岛。次日凌晨，该舰在经过博拉耶尔之时，被第二次穿行海峡的E-11号发现，内史密斯少校当即发动袭击。凌晨5点左右，英国鱼雷击中该舰，短短七分钟后这艘战列舰便倾覆沉没，共造成253名官兵阵亡。E-11号在第三次潜航中，又于12月3日12点30分将法国制造的土耳其290吨雷击舰“亚尔堡（Yarhisar）”击沉。由此可以看出，马尔马拉海中对海军舰艇的主要战果基本都是被E-11号所获得的。[31]
此外，潜艇有时还对移动中的陆军部队进行炮击，并且时而还派遣突击队对桥梁等交通要地实施破坏。当然潜艇付出的代价也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法国潜艇“马略特（Mariotte）”号在7月26日在恰纳卡莱撞到反潜网而被击沉。“青玉”号虽然在法国潜艇中是唯一通过海峡的，但是在返航途中，在10月30日被土耳其炮兵发现。由于躲避炮击，该艇不慎在峡内触礁而被俘获。这艘潜艇被打捞后，根据炮击该艇的下士炮手之名，被土耳其命名为“米斯特吉普·翁巴舍（Müstecip Onbasi）”号，但是最终没有被修复。糟糕的是，由于“青玉”号艇长忘记销毁的机密文书中有在11月6日与英国潜艇E-20号会合的地点的记录，所以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修理的德国小型潜艇UB-14号便赶去“赴约”。E-20号直到被鱼雷击毁也不知是遭到了敌方的暗算。
由于马尔马拉海屡遭入侵，于是在7月中旬，土耳其人完成了纳拉防潜网。这道防潜网由金属线编成，并加固，网孔的宽度为3米除了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外，将这条超过67米深的航道完全封闭。五艘携带深水炸弹并特意安装了数门大炮的摩托炮艇守卫着这道屏障。但是，这都没有完全挡住联军潜艇的入侵。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总共摧毁了1艘战列舰、1艘雷击舰、5艘炮舰、11艘运输船、44艘轮船和148艘帆船。土耳其的海上运输几乎陷于瘫痪，到6月末，土耳其军队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是经过巨大努力才组织起陆路运输线，依靠牛车来勉强度过难关。[32]因此对英军而言，在马尔马拉海的潜艇活动算是达达尼尔地区唯一放出异彩的亮点。
在地中海德国潜艇的初期活动
在5月份德国潜艇U-21以及两艘沿岸潜艇到达土耳其之后，这些潜艇也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时时出击。到7月，UB-14号也增援而至。由于联军方面在吃尽苦头之后采取严密防御措施，德国潜艇再也没有取得如何辉煌的战果。
到了7月，德国海军总参谋部再度向地中海派遣U-33、U-34、U-35以及U-39这四艘大型潜艇。目的是为了替换因长期活动而不得不进行修理的U-21号，也是为了弥补沿岸潜艇因短航程而受到的作战限制。
当然这些增援潜艇采取了和U-21号不同的战术，不再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改为选择条件远为优越的奥匈军港波拉或者卡塔罗。其活动对象主要也不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而是更为广大的东地中海地区，在指挥系统上也不隶属于苏雄之下，而是直接受德国海军总部领导。
不过，由于协约国部队通向达达尼尔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必须经过东地中海，因此本文也对这些潜艇的活动简略地做一个介绍。这些潜艇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运输船只的攻击，虽然由于地中海整个海域并非属于交战水域，根据国际法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拿捕必须严格实行各种限制。但是由于当时通行的船舶大多是对达达尼尔地区实施军事运输的，所以这些潜艇依然喜欢在这个水域进行作战活动。
当时由于意大利仅仅对奥匈帝国宣战而未对德国宣战，到达这个海域的德国潜艇都是悬挂奥匈海军旗进行活动的。在11月26日，10月份前来增援的U-38号艇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意大利客轮“安科纳（Ancona）”号，造成包括9名美国人在内的200人遇难。虽然这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抗议，但是与六个月前发生的“卢西塔尼亚（Lusitania）”被击沉的事件相比，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并不算更大。U-38的艇长瓦伦丁纳（Max Valentiner）上尉是个热衷于不加警告发起攻击的人。在不久以后的12月31日，他又击沉了英国邮轮“波斯（Persia）”号，造成了334人的遇难，他的恶名被列于英国战争犯罪人名单的前列。
由于当时在地中海的航运没有贯彻严格的护航制度，通向达达尼尔海域的武器、弹药运输船经常单独航行，并且运输量极度繁忙。因此，这些来自德国的潜艇取得了堪称前所未有的成功，地中海几乎成了德国潜艇的乐园。由于护航舰艇的不足，协约国直到达达尼尔战役结束也没有能够确立有效的对策。即便战役结束以后，1916年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的攻势更是有增无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除了大型潜艇，德国还从陆地向波拉港运送了四艘UC-1型布雷潜艇UC-12到15号。这些潜艇经过改造后主要用以担负向土耳其运送重要物资的任务。
从1915年4月到1916年1月为止，德国潜艇在地中海取得的战果主要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凯旋”、“尊严”号和法国装甲巡洋舰“夏尔内海军上将（Amiral Chamer）”，以上三艘都是由赫兴率领的U-21号所击沉的。其他的战果还有意大利装甲巡洋舰“阿马尔菲（Amalfi）”号、英国潜艇E-20号，共计113达443472总登记吨的船舶，此外还有四艘帆船。这个巨大的损失对达达尼尔战役而言，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支插向通往加里波利半岛补给线的匕首，也在无形中对整个战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虎头蛇尾的结局
巴尔干风云
按照协约国对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最早的设想，这场战役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战役层面，不只是为了突破海峡或者占领加里波利半岛，而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行动。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打通海峡，拯救处于绝境的俄国。同时还试图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巴尔干局势，将巴尔干各国纳入协约国阵营，从而形成对德奥的包围态势，进而结束整个大战。
但是这个战役在实行的过程中，并未得到高层军事指挥层的普遍理解和认识。而且在最初就没有通过各国、各军种间的协同一致，在土耳其尚未来得及进行准备的情况下迅速解决这个课题，并且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出现太多的严重失误。最终，这场原本有希望彻底打破西线僵局的战略性行动却又演变成另一个新的僵局，原本希望一举将巴尔干纳入协约国阵营的宏伟计划，其结果却将巴尔干局势变得对德国方面更为有利。
观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变化的巴尔干诸国宛如一群观看赛马的赌徒，他们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局势的一切动静，以便适时投入关系到他们所有家当的赌注。最后的结果是，面对具有压倒性的海上优势以及十万大军而毫不退让的所谓“西亚病夫”土耳其，以及为了援助土耳其而不惜全力相助的德国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因此原本最有希望成了协约国一员的土耳其世仇希腊，其亲英首相韦尼泽洛斯又一次被国王康斯坦丁一世罢免；最终被证明是站错队的保加利亚则将赌注悉数押在德国身上，为了收复在巴尔干战争时的失地准备对早已陷入苦战塞尔维亚背后插上一刀。
东部战线的德军在1915年7月对俄军展开了巨大的攻势，首先马肯森（Anton Ludwig August von Mackensen）将军麾下的3个军在南方开始行动，随后北部兴登堡元帅的两个军也同时出动。到8月，俄军开始全线崩溃，从波兰被完全驱逐出去。在击溃了俄军以后，马肯森将军挥师南下，在9月将矛头指向了塞尔维亚。与此相策应，保加利亚开始全国总动员，并向塞尔维亚提出了割让马其顿的最后通牒。
对于这急转直下的局势，英国政府连忙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望其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的请求。与此同时又发出声明，派遣20万军队前往巴尔干以确保各国的安全。这时候法国开始提出登陆萨洛尼卡，以图解救塞尔维亚的设想。于是在10月下旬，一部分英法联军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由此揭开了事后被证明几乎是徒劳无益的萨洛尼卡战线之序幕。这一狭小的战场高峰时纠缠住协约国多达50万人的兵力，直到战争结束，数十万联军在萨洛尼卡都无所作为。该地区陷入僵局的战事进一步捆住了协约国手脚，否定了此后协约国一切在欧洲地区运用优势的海上机动能力主动出击开辟新战线之可能。
即便英法紧急应对，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10月9日，马肯森将军的九个师渡过多瑙河，攻取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两天以后，保加利亚军队也对塞尔维亚发起了攻击。这样，塞尔维亚迅速瓦解，在10月中旬，德、奥以及保加利亚军队会师，同年12月将塞尔维亚全境占领。这一切反过来又对达达尼尔战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前由于塞尔维亚的存在以及保加利亚的中立，从德国或者奥匈帝国的物资无法从陆路运到君士坦丁堡。而此时，从中欧到土耳其的铁道线已经畅通，仅仅11月，最初的军列就通过保加利亚抵达君士坦丁堡。由此，土耳其原已将近枯竭的军火供应又再度得以接济。
他来了，他看了，他屈服了。
到此协约国统帅部中，对加里波利战线的信心几乎到达了冰点，从心底对这个“鸡肋”产生了弃之而后快的想法者也不乏其有。而塞尔维亚的崩溃则成为了中止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直接因素。由于曾表示撤兵提议“难以想象”，汉密尔顿爵士在10月14日被召回，其职位由门罗爵士（Sir Charles Carmichael Monro）继任。这位爵士在10月28日赴任之后，只用了六个小时就“熟悉”了澳新军团湾、苏夫拉湾和赫勒斯角这长达24公里的战线的情况，什么都不讨论，只讨论撤离，并且在31日便向国内提出了即便冒着损失可能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也就是4万损失的代价也要全部撤兵的建议。对此丘吉尔修改了一句恺撒的名言：“他来了，他看了，他征服了。”来揶揄这位“雷厉风行”的将军：
“他来了，他看了，他屈服了（he came，he Saw，he capitulated）。”[33]
但是，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个撤兵论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比如英军驻埃及司令部指挥官马克斯威尔（General Sir John Grenfell Maxwell）中将、澳新军团司令伯特伍德（William Riddell Birdwood）少将、海军舰队副司令威姆斯少将等等，而其中尤其以海军舰队参谋长凯斯准将为甚。凯斯到此时还坚信舰队在做好准备之后可以随时以充分的力量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由于德·罗贝克中将并没有接受参谋长和副司令的共同意见，凯斯准将就要求辞职并回国向海军部委员会展示自己的方案。而德·罗贝克中将却允许凯斯保留职位，并给予他假期和完全的自由而任他回国。于是，凯斯准将立即回到伦敦。
凯斯向海军部提出了具体进攻方案。根据他的方案，在扫除水雷的同时采取远距离和连续的炮轰制服堡垒，其中关键的在于，增加一支突击中队。这个中队由大约八艘安装防水雷器的旧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由四艘最好的扫雷舰开道，并由八艘驱逐舰和两艘警戒艇护航，在黎明前不久进入海峡。在进攻前，则运用最旧军舰出其不意地迅猛突击，以打乱敌人的防守。作战过程中，力图清扫并突破雷区以获得炮击敌人堡垒的位置。天明前避开照明区域，天明后则以最高速度穿越最窄水域。凯斯准将还提议亲自带领这个中队，并坚信，配备经过改进的扫雷艇和水雷防护器，借助于烟雾和黑暗，只要能出其不意，中队的大部分舰只肯定可以到达纳拉的上方，而且成功突破的战列舰立即就可以从敌人暴露无遗的后方攻击最窄段的堡垒。
凯斯准将写道：“这次行动采取预先突击与坚决和陆军进攻相结合的办法，普遍代表了许多有经验军官的观点。他们强烈主张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并对胜利抱有信心。如果取得胜利，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队将完全依赖于狭窄的博拉耶尔地峡供应一切。这条交通线将会被日夜骚扰。”[34]这个方案最后还包括详细的安排，为成功进入马尔马拉海攻击土耳其交通线的军舰进行维修等细节。
但是由于海军部中已经没有了丘吉尔，甚至达达尼尔委员会也早已将其排挤出去。年资浅薄的凯斯本人的声望还未达到顶点，因此这样的方案不会有人再加以理会。德·罗贝克中将也以健康为由，请假回家将指挥权交给了威姆斯。但是这时不管威姆斯如何努力也一切为时已晚。
陆军大臣基钦纳本身在12月上旬亲自前往达达尼尔前线，并就具体意见和当地的指挥官进行了商议。然而，政府事实上在基钦纳到达当地以前已经选择了撤退。在12月8日与法军总司令部召开的英法联合参谋会议中，统帅部最终作出了将加里波利的军队撤离与组成萨洛尼卡远征军的决定。此后，英国内阁也正式批准了撤兵的计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撤退行动却实施得比战役的任何其他阶段都更为出色。在12月19日，从澳新军团湾的撤退行动首先展开，次日苏夫拉湾的滩头阵地上也开始撤离。当时汉密尔顿爵士曾经预测到也许会付出大致一半的损失，但最终结果是登陆部队几乎毫无损失地乘船成功。在1916年1月9日，最后阵地赫勒斯角也完全撤兵成功，门罗和他的参谋长皆大欢喜地双双被授予了高级勋章。
丘吉尔对此的评价是：
“在英国政府和海军部前面有两种风险选择：一方面，按照所有专家们的意见得出的概率，撤离会损失四万人，而撤离如果成功也只能是造成这场战役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在进攻中可能会损失一个中队的旧军舰和少数人员，但如果进攻得手，就可以使战局一举反败为胜。然而我们却发现，内阁和海军部能够面对第一种选择，而在第二种选择前面畏缩。当时间绰绰有余时，当前景相当乐观时，当可能得到无法估价的成就时，他们却谨小慎微、犹豫再三、半心半意、裹足不前，不敢行动。在战局不利、前途不妙时，他们只能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当一切充满希望时，他们舍弃有希望的积极行动，当形势充满可怕的失望时，他们心中只有逃跑，能取得胜利的精力和信心在考虑逃跑方案中消耗殆尽。
1月8日撤离赫勒斯角，进行得同样井然有序，运气也同样不错，达达尼尔的这段插曲终于宣告结束。一些浅薄与不知内情的人对这个结局喝彩叫好，仿佛取得了一场胜利。”[35]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遗产
由此，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完全落下了帷幕。在这场为期十个月的消耗战中，协约国的48万登陆部队中，包括战死、病亡、负伤、失踪、被俘以及因病遣送等原因损失的人员高达25.2万，其中死亡4.4万，而土耳其方面投入的50万大军中则付出了21.8万人的伤亡，其中死亡者多达6.6万人。不管是对于胜方还是负方，其代价都是惨重的。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虽然赢得了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的胜利，但是这却意味着由此他们还将继续在血与沙中恶战两年多，最终以这个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大帝国的覆灭而告终。那么这个胜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而假设此役如果战败，素来与英国交好的奥斯曼帝国不难在其斡旋下与协约国诸国达成相对体面的媾和条件。由于君主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战”有所不同，一直到1916年，各国都存在有媾和的可能。协约国与土耳其作战，更多的是在争抢地区利益，而不是与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为敌。毕竟自从叶卡婕琳娜大帝以来，英国一直就在借土耳其围堵俄国，英国决不会同意过分削弱土耳其而使俄国在欧亚大陆的大博弈中占优。土耳其内部也素来存在一股强大的亲英势力，可惜战前青年土耳其党人这些亲德的“铁血”分子上台得势，羡慕于德国貌似精良无敌的军事技术，为德国所谓“铁血”价值追求“民族复兴”而迷了心窍，轻率地改变了土耳其传统外交路线。由于急功近利地企图走德国式的军国路线，以“狼性”去追求所谓“崛起”，却最终将老帝国带上了不归路。无独有偶，此后的日本也因为一伙战略上目光短浅的“铁血”亲德分子把持了国家中枢，而将明治以来奉行英日结盟的崭新帝国与德国勾结在一起四处打家劫舍，最终在短时间里败光家当，更成了第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国家。
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战役的惨败，使协约国失去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快速取胜从而体面媾和的可能。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失去最后一丝“温存之心”，对中东战略进行大幅度修整，开始用各种手段打击奥斯曼帝国。除了从自治领、殖民地动员部队开赴中东作战，甚至采用非常规战争，不惜煽动汉志与巴勒斯坦地区带有极端瓦哈比教派背景的部落起事，以在土耳其统治区到处发动游击战。结果却成就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鼎鼎大名和如今富甲一方的阿拉伯石油大亨们的封建朝廷。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崩溃，苏丹被废除，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延续数百年处于中心地位政教合一的哈里发的最高宗教权威地位，几大派别为最高教权纷争不已。原本被奥斯曼帝国的铁腕统治强力压制的极端派别——瓦哈比教派也在教权纷争中崛起，历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基地组织等原教旨主义势力的猖獗，都可谓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后遗症。而酿制奥斯曼帝国崩溃的英国，也最早尝到了苦味，1922年席卷印度全境的骚乱，便与苏丹退位后，哈里发宗教权威崩溃导致印度国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势力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关。
而对联军而言，其最终的惨败，错误并不在于最初的战略本身，而在于如何将这个战略付诸实行的过程。最初，其突然性甚至在远征计划的制定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英国海军在土耳其刚刚参战就过早地炮击达达尼尔海峡外围的防御设施，反而促使土军和德军大力强化这个地区的防御设施。其次，陆军与海军之间在这样的联合行动中，却表现得那样的脱节，甚至将整个作战看作是以3月18日为界而分成的海军单独行动期和陆军单独行动期也不为过。同时，如果联军从一开始就能将以后所逐次增加的兵力集中使用，那么，成功的机会还是不乏其有。这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对当时双方陆军兵力根据不同时期进行了分别统计。其中指出在海军作战开始的2月18日阶段、海军作战结束的3月20日期间以及此后登陆部队发动第二次总攻的7月7日左右，联军还有大量闲置的兵力没有能够及时投入。在当时如果能够把握良机而投入这些兵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36]
而就海军而言，英国海军内部就存在丘吉尔海军大臣、费舍尔第一海务大臣以及当地直接指挥官的意志没能完全统一的潜在危机。对这样的不统一最终无法加以控制而只能听之任之，随着丘吉尔和费舍尔两败俱伤的内斗，海军的决策部门在战役中丧失了强有力的决策人物，导致了海军在战役后期的无所作为。如此，命运女神最终背弃了屡次无视其眷顾的联军也成了必然的结局。
撤退下来的联军士兵有相当一部分转到了萨洛尼卡。在这个局促的空间最多聚集了50万大军，并且在以后的三年之内无所作为，被德国人挖苦为他们在巴尔干“最大的战俘营”。[37]
皇家海军仅仅保持了在穆德罗斯的基地，一方面对峡口进行监视和封锁，同时也派遣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在1916年4月轰炸了君士坦丁堡，在1917年还空袭击沉了“国民之赐（Yadigar-i-Millet）”号雷击舰。当然，这都造成不了什么决定性的损害。
但是，随着联军放弃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帝国几乎被窒息的心脏再度有了血液的供应，并让它得到喘息的空间。它那广泛伸延的四肢在德国人的刺激下又恢复并增加了力量，他们得以再度发起三场继续到大战最后一天的战役。这些战事使得英、法都耗尽了资源，为了支持这三次长距离海上远征，加上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英国的海上资源几乎达到崩溃的境地。拒绝命运之神最初提供的大好机会所遭到报复往往是残酷异常的。
法国海军少将盖普拉特
海军中将德·罗贝克
土耳其军要塞地区部队参谋长塞拉哈丁·阿迪尔陆军中校
要塞德军司令冯·乌泽多姆
要塞土耳其军司令杰瓦特
英国海军中将卡登
加里波利的惨败之后，其主要负责人都受到了影响。费舍尔勋爵永远结束了在海军的工作；丘吉尔无奈地辞去政府中的虚职，作为前桑赫斯特军官学校毕业生，设法获得了陆军军官委任状，先是跑到禁卫掷弹兵团当了一段时间见习军官，而后又作为营长指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第6营，在西线泥泞的战壕里渡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于法国一直服役到1917年；基钦纳勋爵原本如日中天的名望已经受损，不再拥有内阁对他毫无疑问的信任，并不再主持战争委员会的工作，1916年他因乘坐的“汉普郡”号装甲巡洋舰在访问俄国的途中触雷沉没而遇难，他的名誉才不至于继续受损下去；曾在布尔战争中作为英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st Earl Roberts）元帅的参谋长而获得良好声誉的汉密尔顿将军再也没有被授予战地指挥权，他除了撰写回忆录之外永远与军人生涯绝缘；卡登在两年以后从海军退役，从此默默无闻；执掌法国海军大权的德·拉佩雷尔将军离职而去，由高歇（Dominique-Marie Gauchet）海军中将担任地中海方面的海军最高指挥官。但是，作为土耳其陆军中层军官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却宛如一颗巨星出现在国际舞台，这位“加里波利的救星”最终成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而名垂青史。凯末尔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伟大人物，战后奥斯曼老大帝国亡国这一惨痛经历让凯末尔吸取了深刻教训，在历经这数十年复杂多变的国际风雨变幻后，他在临终前向下一任总统伊诺努（Mustafassmet inönü）留下的遗言便是：“在将来的战争中，一定要站在英国一方作战。历史证明了，这一方总是最后打赢的。”[3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即便在盟国最不利时也没有被轴心国拉下水，战后反而积极参加北约组织。从这点看出，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土耳其充分汲取了经验教训，迅速脱离他们的中世纪，开始迈向现代化国家。
然而透过羁绕着铁丝网和战壕，为毒气所弥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大舞台，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俯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最具正确战略眼光的一次行动。不过整个的作战情况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言：“这个作战正好符合使现有手段适合于目标的原则。可惜，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这个原则恰好又完全被破坏了”。[39]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两栖进攻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从军事科学进步的角度来说，它开创了现代两栖作战的先河，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以及惨痛教训，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从东西两大洋发起两栖进攻、最终成功改变世界面貌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29页。
[2]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53页。
[3]波特著，李杰等译：《海上力量——世界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412页。
[4]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271页。
[5]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274-276页。
[6]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11页。
[7]Corbett，Sir J.S.：History of the Great War：Naval Operations.vol.2；（London，Longmans，Green，1920），p.143-144.
[8]注：所谓克虏伯24厘米炮的实际口径为238毫米，本文还是作240毫米。
[9]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19页。
[10]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21页。
[11]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55页。
[12]波特著，李杰等译：《海上力量—世界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418页。
[13]Preston，A.：Destroyers；（London，Bison books，1977），p.25-28.
[14]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38页。
[15]Gallipoli-Partl：Opening Shots and the Victory of 18 March：http://www.turkeyswar.com/campaigns/gallipoli1.htm
[16]Massie，R.K.：Castles of Steel；（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3），p.461.
[17]Gallipoli-Partl：Opening Shots and the Victory of 18 March：http://www.turkeyswar.com/campaigns/gallipoli1.htm
[18]Gallipoli-Part 1：Opening Shots and the Victory of 18 March：http://www.turkeyswar.com/campaigns/gallipoli1.htm
[19]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41-342页。
[20]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42页。
[21]Corbett，Sir J.S.：History of the Great War：Naval Operations.vol.2；（London，Longmans，Green，1920），p.223.
[22]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45-346页。
[23]Ammunition Reserves in Forts and Batteries of the Dardanelles.：http://www.navyingallipoli.com/teksty/ammunition.pdf
[24]Preston，A.：Destroyers；（London，Bison books，1977），p.28.
[25]Thomas，L.：Raiders of the Deep；（Penzance，Periscope，2002），p.60.
[26]注：仅本节内的时间采用柏林标准时间，比起格林尼治时间早一个小时，本节下同。
[27]Thomas，L.：Raiders of the Deep；（Penzance，Periscope，2002），p.66.
[28]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98-399页。
[29]Preston，A.：Destroyers；（London，Bison books，1977），p.28.
[30]石橋孝夫：『艦艇学入門』軍艦のルーツ徹底研究；（東京，光人社，2000），第93-94页。
[31]Landensiepen，B.etc.：The Ottoman Steam Navy 1828-1923；（London，Comway，1995），p.36-40.
[32]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412-413页。
[33]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446页。
[34]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448页。
[35]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457、459页。
[36]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428-429页。
[37]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46页。
[38]鹰扬：安纳托利亚之狼.《战争史研究》no.23：第32页。
[39]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