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战的结局
除了中立国的船只以外，这种对商船的攻击又暴露出了其凶险的一面。1915年3月27日，一艘载有151名乘客的班轮“法拉巴（Falaba）”号被U-28号艇击沉。虽说潜艇还是事先作出了警告，但是由于客轮在被鱼雷击中以前仅仅来得及放出五艘救生艇，因此一共造成了104人遇难，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斯雷舍（Leon C.Thrasher）。国际社会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称这种残暴行径绝非任何文明人种能为。而德国海军却继续宣称，潜艇作战是对付英国的唯一有效武器。
对中立国船舶的被害，美国立即发出警告，如果发生某些“突发事件”，德国将负有责任。对最初美国等中立国就德国实行潜艇攻势提出的抗议，德国方面不予理睬。而3月和4月随着德国方面战果的上升，德国政府也不得不保证，作出明确标识的中立国船只将会被正确对待，对于中立国船只的被害，德国政府还将分别进行调查并支付赔偿金。
同时，由于潜艇装载的鱼雷太少，而且不足50%可以命中目标，为了使一次出击能够取得更多的战果，潜艇艇长在确认了周围没有其他船只的情况下，开始让潜艇浮出水面，再用火炮或安置爆破装置的办法来摧毁船只。但是这样一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英国船只出于防御开始安装自卫武装，并受命可以撞击任何企图进攻的潜艇；另一方面，随着英国采用了伪装猎潜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Q船，德国潜艇开始出现损失。所以，在德国展开潜艇攻势之后，英国航运的损失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依然还处于某一界限之内。
“卢西塔尼亚”号事件
1915年5月7日黎明，三个月前未将鱼雷击中医院船“阿斯图里亚斯”号的U-20号潜艇，还是在施威格艇长的率领下，在爱尔兰南部近海巡逻几天后开始返航。这次出击仅有两艘轮船和一艘帆船被他击沉，不但成绩不理想，而且U-20号燃料紧张，鱼雷也只剩下了三条。为了避免经过船只来往密集的爱尔兰海，拐了一个大弯从沃特福德向西航行。下午13点20分，施威格在老金塞尔海角，发现一艘很大的轮船向东航行。如果这艘船保持这个航线，那么该船是不会进入其鱼雷射程之内的，但是命运女神就是在这里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安排。
下午13点40分，这艘轮船改变了航向，而且愈发向U-20艇的所在位置靠近。那艘巨大的轮船是冠达航运公司的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客轮之一，排水量达31550吨，航速26节，并采用当时安全性极高的双层底加水密舱。该船于5月1日离开纽约前往利物浦港，船上载有包括197名美国人在内的1257名乘客。在出发前，德国驻美大使馆已经发出了对希望搭乘大西洋航线班轮旅客的安全警告，航行途中也收到了英国海军关于有德国潜艇出没于爱尔兰南部的消息，于是“卢西塔尼亚”号的特纳（William Turner）船长尽量使船靠近陆地航行。
14点9分，U-20艇在732米距离上发射了鱼雷，正好打在“卢西塔尼亚”号的艏部。不久以后，船上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爆炸引起了邮轮迅速前倾，前甲板很快便没入水中，由于倾斜迅速并且严重，两舷的四十八个救生艇无法顺利放出，实际上最后只有六艘发挥了作用。施威格在潜望镜里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他将其写在了当天航海日志的下午3点10分[8]栏中：
“（鱼雷）从在90度的射角，射向了这个在700米外，航速22节的目标。
船右舷舷门后部被击中，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爆炸引起了一片巨大的烟云（喷得比烟囱还高）。随着鱼雷爆炸之后，很可能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锅炉、煤、火药？）。
中弹点上面的上层结构和舰桥，都被炸得粉碎。燃起了大火。这只船立即停航，右舷倾侧得很厉害，船艏很快下沉。看来好像它任何时候都会倾覆。船上很乱。许多救生艇被放下来了，但是显然是被那些已经不知所措的人放的，索具放松很不平衡，于是有的装满了人的小艇不是艏部便是艉部先扎到水里，因此立即沉没。
而在左舷，由于处于倾斜位置，这里能够放下的救生艇就显然就更少。
船上蒸汽四溢，在船艏上‘卢西塔尼亚’的金字船名清晰可见……”[9]
特纳船长试图让轮船减速并设法抢滩，但是船早已经失去了控制，他直到海上涌过他的脚下才抓住了一个漂浮的椅子得以逃生。此时船体已经几乎直立在水上，船艉无奈地高耸在海面，随着海水通过烟囱灌入锅炉，巨大的爆炸彻底地将这艘豪华客轮摧毁。仅仅十八分钟后，这艘巨大的邮船就沉没了，随船沉没的有1195名乘客，其中有291名妇女和94名婴幼儿，包括128名美国人。
“卢西塔尼亚”事件可谓是激起了一场外交风暴，来自遍及全世界的抗议纷纷而来，而德国人却以一种狡诈的犬儒主义来对待这次大屠杀。他们对这一千多个冤魂却轻描淡写地宣称他们早已发出了警告，还声称船上发出的第二次爆炸，是由于引爆了大量准备送到利物浦去的弹药引起的。在德国国内，上自将帅下至广大爱国军民却肆无忌惮地大张旗鼓庆祝胜利，发行了所谓的“卢西塔尼亚”纪念章，施威格还被款待授勋，这一切只能使德国的所有申辩失去效力。虽然威廉二世在6月5日下达了不准攻击包括敌方在内的所有客轮的命令，但是潜艇指挥官还在无视德皇命令的海军总部的纵容下，继续我行我素。
1915年8月16日，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处不远的爱尔兰老金塞尔海角海域，曾经击沉“可畏”号战列舰以及首次不加警告攻击法国轮船“海军上将冈托姆”号并造成多名比利时难民死亡的德国U-24号潜艇发现了一艘客轮。这艘15800吨小型邮轮是英国白星公司的“阿拉比克（Arabic）”号。虽然起初艇长施奈德上尉下令不要攻击，然而由于“阿拉比克”号在进行之字航行时，被施奈德误以为是前来撞击，于是匆匆下令发射鱼雷。该船在中雷后十分钟就告沉没，船上的429人中389人获救。但是44名死者中有3名美国公民，于是美国又一波抗议浪潮骤起，几乎达到战争威胁的程度。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博士（Dr.Woodrow Wilson）在给柏林的一份严厉照会中，抨击这次击沉是违反国际法和对人类的犯罪。美国为了保卫中立国的国民为非军事目的到他们乐于去的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不会省略任何言论或行动”。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中立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如此愤怒地向一个交战国挑战的。
英国画家托马斯·赫米所作的油画《卢西塔尼亚》
德国人终于动摇了，威廉二世在9月20日批准了停止袭击客船的命令，只准潜艇按照捕获法行动。这意味着在英国领海水域所进行的潜艇战结束，在此海域德国海军仅仅派遣小型潜艇继续在海峡区布雷，德国潜艇袭击的重点转移到了中立国船只，尤其是美国船只较少的地中海。至此，潜艇战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了。
关于这一阶段的潜艇作战，从作战角度看，德国海军的结果既不成又不败，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可谓是一次决定性的大败。原本就英国对德国实施的海上封锁抱批判和不满的美国开始将抨击的对象更多地对准德国的潜艇作战，从而埋下了最后美国参战的伏线。
提尔皮茨海军元帅的退场
潜艇战第一阶段的战斗使德国海军了解了潜艇对于海上交通线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体会到了揭开潘朵拉之盒的一丝愉悦，于是开始延缓水面舰艇的工程，不少已经下水的主力舰比如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等都停止了施工，而将海军建设的重点完全转到了潜艇生产上。1915年9月5日，冯·提尔皮茨海军大臣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冯·霍尔岑多夫（Henning Rudolf Adolf Karl von Holtzendorff）被任命为海军参谋总长，他也强烈希望再度开展无限制潜艇作战。
1916年1月，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等感到美国有出现对英国实施封锁表示强烈不满的倾向，认为政治形势稍有缓和，以为美国对潜艇战已变得比较赞同了。从曾经对潜艇作战不以为然到骤变为倾心于无限制潜艇作战的冯·提尔皮茨重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获准恢复潜艇战。他不仅说服了陆军参谋总长冯·法尔肯海恩（Erich von Falkenhayn）上将，还让冯·霍尔岑多夫热情高涨。以此对持反对态度的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克进行围攻。提尔皮茨在1916年2月的备忘录中写道：
“立即无情地对潜艇这一武器加以运用具有绝对的必要性。任何继续拖延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将会给英国进一步研究海军和经济防卫手段提供时间，最终便给我们带来的更大损失，并使快速成功化为泡影。潜艇战开始得越早，成功就实现得越早，英国以消耗战打败我们的希望也就破灭得更快更惨。如果我们打败了英国，我们也就折断了敌人联盟的脊梁。”[10]
然而不管是皇帝还是政府都不赞成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威廉二世命令说只能在交战地带，并且只能对武装商船搞不警告袭击。2月23日，冯·提尔皮茨在觐见德皇时不惜当面相逼。德皇自然了解他正在组织围攻宰相，于是在3月6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冯·贝特曼-霍尔维克、冯·法尔肯海恩以及冯·霍尔岑多夫，却有意将提尔皮茨排除在外。结果会上决定取消了实际上已经发布的于4月1日开始的潜艇战的命令，并将其无限期延期。提尔皮茨进而拿辞职向威廉二世要挟，这位德国海军之父曾经那么被威廉二世所信赖，所迁就，但是慑于政治压力的德皇此时却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这个辞呈。1916年3月15日，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的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黯然离开了他担任近二十年的海军大臣之位，新的海军大臣由冯·卡佩勒（Eduard von Capelle）海军上将担任。冯·提尔皮茨以后组建了一个叫做“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的党团，自任党首而投身政界，出版有名为《我的回忆（Erinnerungen）》的五卷回忆录。
随着潜艇数量的增加，德国潜艇又开始在一种不严格的限制下的实施的对商船的攻击行动。这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在3月24日，UB-29号潜艇攻击了法国客轮“苏塞克斯（Sussex）”号。虽然没有击沉，但是遇难人员中又包括3名美国人。这使威尔逊总统在4月18日威胁说要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德国政府在5月4日再次做出答复，保证今后潜艇对商船的袭击一定严格按照规定，为了旅客与船员的安全，在击沉船只之前要先进行调查、搜查和采取预防措施。德军最终于5月10日正式宣布放弃无限制的潜艇战。
在这一期间，英国的商船在潜艇的攻击下还是蒙受了很大的打击，加上潜艇所布的水雷炸沉的船只以及在地中海的损失，还有港口拥塞造成的问题，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已经非常危险。虽然损失的船舶量只达到霍尔岑多夫期望的每月击沉630000总登记吨位的四分之一，并未出现大西洋上英国商船航运被德国潜艇绞杀这一局面，但与其归功于盲目乐观的英国海军部自以为成功的反潜措施，还不如归功于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
此时，新上任的公海舰队总司令官舍尔海军中将认为若要按捕获法规办事，潜艇破交战之胜利就是无望的，于是他赌气般地将潜艇全部召了回来，并宣布针对英国商船的潜艇战已经结束。威廉二世也表示赞同，并下令开展一场激烈的仅针对协约国军舰的潜艇战。这些潜艇又重新干起了开战之时干过的巡逻侦察任务，而此时舍尔麾下的公海舰队也开始出现了活力，终于揭开了日德兰大战的帷幕，在北海展开的潜艇破交战暂时偃旗息鼓。
Q船的光与影
大战初期的反潜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就水面舰艇对潜艇的对抗手段而言，称其依然处于空白状态也不为过。如果要对潜艇发起攻击，首先就必须发现潜艇，此时发现潜艇的唯一方法，不外乎肉眼。上浮状态的潜艇自不待言，如果潜艇下潜，无法透视海水的肉眼是难以发现的，能看清的充其量只是潜艇将潜望镜伸出海面之时，这小小的潜望镜还有潜望镜激起的若干水花，或者鱼雷发射的气泡以及鱼雷航行的尾迹而已。当时负责警戒的那些瞭望哨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极度紧张而造成的误判也是家常便饭，因此大多数水面舰艇的指挥官们对潜艇都有一种畏惧之心。
发现潜艇，如果潜艇还在水面航行可以开炮，一旦其急速下潜的话，最单纯的办法就是赶过去撞。可不要小看这个冲撞战术，在1914年击沉的五艘德国潜艇中，除了三艘为触水雷以外，其他两艘都是靠撞沉的。1914年8月9日所取得的头号战果U-15号，便是被“伯明翰”号撞成两截的。撞击潜艇最为理想的舰船当为高速的驱逐舰，她不但拥有撞击战术所需具有的速度、机动性和武备，还有一优点就是吃水浅，这就意味着潜艇发射的鱼雷只有将定深调得很浅才有机会击沉驱逐舰。1914年10月29日在荷兰附近海域，英国“獾”号驱逐舰就撞了U-19号潜艇。然而这艘德国潜艇虽然受损严重却奇迹般地逃脱回港。一个月以后的11月23日，企图侵入斯卡帕湾的U-18号潜艇在彭特兰湾首先被驱逐舰“加里（Garry）”号舰撞伤，而后被拖网渔船“多罗西·格雷（Dorothy Grey）”号再撞而沉。这个战例以后，所有新的和正在建造的驱逐舰艏部都被装上了双层外板。这样，船艏便宛如开罐刀一样，成了驱逐舰的反潜利器。[11]
如果来不及撞击的话，那么对于潜航状态的潜艇当时还真是束手无策。但是，英国海军还是积极地研究反潜武器，比较幽默的是“反潜鱼叉”，一种装在木棍前一发带有引信的4英寸左右的炮弹头。当然潜艇不是小说里的白鲸，笔者没有机会找到表明这种兵器效果的相关资料。
还有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将炸药或者装满80磅炸药的破雷卫拖曳在扫雷用索具上，在潜艇下潜之际将其拖曳到下潜的位置，如果雷索接触到潜艇艇身，就会拉动炸药或者破雷卫撞击在潜艇上，并触发引信起爆。这种兵器的命中率并不高，运用场合也并不广泛，在深水炸弹投入实用之后逐渐被取代。据称，它在整个战争中击毁了五艘德国潜艇，最早击沉的为U-8号潜艇。当然也有例外情况，1916年12月6日驱逐舰“精灵”号的瞭望哨发现一艘潜艇的指挥塔，追击时先投下了刚刚实用化不久的深水炸弹。但是炸弹却没有爆炸，随后又放下了装有炸药的拖曳破雷卫，在9米的水下传来了爆炸声，此后大量油迹和残片浮出水面。被击沉的德国潜艇是UC-19号，艇上25人全部丧生。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战争初期的反潜作战依然是非常原始或者是亟待充实的。而此时针对潜艇的防御手段还主要是被动地依靠水雷和反潜网。反潜网由拖网渔船进行敷设，布置在港口或者多佛尔海峡、奥特朗托海峡等重要海路。防潜网是一种以轻质细钢丝所织成的网幕，网孔大约1.8至3米，铺开的长度则有183米。将其连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横贯特定水道的防线，由武装的拖网渔船时刻看守它们的浮标。英国海军曾经冒险拿自己的一艘潜艇做过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潜艇一触网，系在网上的玻璃浮标就会下沉，同时钙光灯也自动点亮，于是潜艇就会立刻暴露。拖在后边的网会裹住潜艇，或者能缠住其推进器。同时，系在网上一根长线上的指示浮标则浮在水面，使得猎潜军舰能据以追踪不管去往哪里的敌潜艇。在1915年的头几个月里协约国军队就定制了至少1610公里长的这种防潜网；到了2月13日，27公里多的多佛尔海峡已经被这种防卫网堵住。当然，这种反潜网在理论看上去很完美，但是在实践中则并不是十分理想，潜艇突破反潜网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除了反潜网以外，英国海军在这一阶段反潜作战中，还有一项发明，这个发明的名声可就要大多了。
伪装反潜舰的诞生
1914年9月，在圣马洛和南安普敦定期航行的一艘运载水果和蔬菜的小轮船遭到了德国潜艇的射击。朴次茅斯基地总司令、海军上将赫德沃思·默斯爵士（Sir Hedworth Lambton Meux）因一般事务来海军部找海军大臣丘吉尔。在谈话中提及此事时，默斯爵士提到可以将大炮藏在小船的水果和蔬菜中。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并让属下进行安排。11月，英国人改装了一艘名为“维多利亚（Vittoria）”的英国船和一艘名叫“玛格丽特（Marguerite）”号的法国船，悬挂中立国旗帜前去巡逻，但是巡逻了三个月也没有遭遇德国潜艇。
随着潜艇战范围扩大，英国由于潜艇造成的威胁日趋严重，于是又想起了这个办法。英国海军开始按照挪威渔船的结构和式样特别建造了一批船只，这些船上安装着隐蔽的大炮，通过一个巧妙的活门或一个活动遮板掩饰，让大炮可以突然射击。同时也对一些现有船只进行改造。
当然，在这些船只投入使用以前，英国海军首先使用船只和潜艇进行协同的战术。也就是说，让一艘A、B或者C级沿岸潜艇被一艘小型货轮或者拖网渔船拖曳在水下航行，并以电话线相连。当德国潜艇发现货轮使其停船接受检查之际，通过船上的人员用电话和潜艇联系，再由潜艇发射鱼雷将此时浮在水面的德国潜艇击沉。这个战术马上取得了成效。1915年6月23日早晨，拖网渔船“塔拉纳基（Taranaki）”号被德国潜艇U-40号发现。当U-40号上浮接近之际，隐蔽在水下的英国C-23号用鱼雷将其击沉。德艇除了当时在指挥塔的艇长和两名船员外，其余29人全部阵亡。这样的潜艇船只组合在1915年还击沉了U-23号。不过，在俘获了U-23号幸存的艇员之后，英国海军最早将其和一些俘获的商船船员关押在一起。那些艇员将英国人的这招术告诉了那些商船船员，而不久这些船员被英国当局释放回国之后，他们将这个情报进行了汇报，这以后就没有德国潜艇中计了。
上面所说的还是伪装船和潜艇组合战例，很快的，便出现了这种船只首次单独击沉潜艇的战例。1915年7月24日傍晚，德国潜艇U-36号在外赫布里底群岛北部的北罗纳岛遇到了一艘丹麦轮船“路易斯（Luise）”号，并准备进行盘查。这艘U-36号潜艇在当天刚刚俘获了一艘名叫“巴尔马哈山口号”号的帆船，并派人将其押送回库克斯港。正是这艘小帆船日后却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风帆袭击舰“海鹰”号。除此以外，这天该艇还截获击沉了其他四艘百来吨的小型货船，这一天可真是一个丰收日。
然而正当U-36号的登船人员到达这艘丹麦船之际，忽然又发现另一艘轮船正驶来。艇长格雷夫（Ernst Graeff）上尉决定再去劫一次，于是指挥潜艇向这艘轮船追去，并在远距离用甲板炮开火，喝令其停船。远远的，他看见了那艘船上慌慌张张地放下小艇，似乎其人员已经开始弃船了，于是他命令接近到550米的距离将该船击沉。
但是，等到接近到这个距离，忽然对方的船上鸣起了一声汽笛，与此同时桅杆上揭起了英国海军旗，随着船舷边上的一些掩盖物的落下，几个黑洞洞的炮口赫然出现，并且紧接着一阵炮烟发起，炮弹就呼啸而至。格雷夫艇长目瞪口呆，连忙下令人员返回艇内紧急下潜。可是哪里还来得及，在对方准确的炮火下，U-36号身负重伤，早已无法潜航。德国人无奈弃船逃生，但是来得及逃跑而被俘获的仅仅15人，其余人员都随潜艇沉入海底。
这艘小货轮名为“查尔斯亲王（Prince Charles）”，原来是一艘373吨的煤船，在进行改装以后投入使用，船长是英国海军上尉沃德洛（Mark Wardlaw）。船上装备了被掩蔽的火炮。船上的人员还有专门扮演惊慌失措准备逃生以迷惑对手的。一旦德国潜艇到达近距离准备登船或者炮击时，当即撤去掩蔽物射击。
在对U-35进行攻击时，“路易斯”号也开来了。为了不暴露秘密，“查尔斯亲王”号立即开火将其驱走。这艘莫名其妙的丹麦船还以为对手是德国人的补给船。
由于此役取得成功，皇家海军大受鼓舞，开始改装其他商船。当然，使用这种计谋保密是不可欠缺的，一切工作都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实行，而执行这种任务的船只人员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些伪装猎潜舰，一般也被称为诱饵船，或者特殊任务船只，不过更为有名的称呼则是Q船。至于为何会被称为Q船，那是因为这些船只往往有一个Q字编号，比如著名的“法恩伯勒（Farnborough）”号的编号乃Q-5等等，之所以起Q号，有一种说法是这些船只的基地位于爱尔兰南部的昆士敦（Queenstown，现：爱尔兰的科夫）。选取这些船只的条件一般是，相貌平平，陈旧，那些让潜艇感到不值得耗费鱼雷的小船。用以改装的船只什么都有，有渔船、杂货轮，也有商船型的花卉级小护航舰，甚至还有机帆船。
当然，正如“查尔斯亲王”号中准备了迷惑对手的惊慌失措小分队，那些伪装船们都各显神通，精心准备了一切让对手琢磨不透的招术，有的准备了女装来扮演船长夫人，有的还有黑人厨子，有的还举起鹦鹉的标本，无奇不有。反正甲板上的人员肮脏邋遢，但是甲板下船舱里却纪律严明，随时备战。
不但是船上，这些伪装猎潜舰的人员在港口也不露锋芒，他们基本上都是便装在身，即便看到比自己军阶低的那些海军军官甚至也会显出唯唯诺诺之色。由于和潜艇的决斗随时具有极大的危险，他们中也涌现了不少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勇士，不过在他们的授奖记录中，几乎不提其具体业绩。
为了避免被德国间谍察觉，那些往返于同一港口，出没于相同海域的船只也时常会换装变身，有时候增加假烟囱、假桅杆，有时候一夜间被涂成其他颜色，还会增加建筑物，变换旗帜更是家常便饭。有的船上还备有特殊发烟管道，可以假装是负伤时候发出的浓烟。
然而随着伪装猎潜舰的出现，更是增加了潜艇为了上浮来履行相关捕获法规的风险，事实上更加促使德国潜艇不经警告便去攻击商船。虽然这种伪装袭击舰看似带有强烈的浪漫和传奇的色彩，而且颇具幽默气息，因此一直被人传为佳话。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对德国日后实施无限制潜艇作战，造成了大量平民船员的死亡，使用伪装猎潜舰也是具有不可推卸之责任的。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责任还具有间接性的话，那么伪装猎潜舰的战史中还留下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巴拉龙事件
1915年8月19日，在爱尔兰昆士敦以南87海里海面上，由海军上尉韦格纳（Bernd Wegener）指挥的德国U-27号正在执行任务。这艘潜艇曾经在1914年10月18日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E-3号潜艇，为第一艘击沉潜艇的潜艇。同月31日，又击沉了英国最早的水上飞机母舰，由巡洋舰改装的“赫耳墨斯”号。从1915年3月到8月，一共击沉商船10艘计31660吨。
15点左右，有一艘名为“尼科西亚人（Nicosian）”号的货轮又被截获。根据捕获法规，韦格纳下令对该船进行文书检查。由于发现该船装载的是运往法国前线的弹药和250头骡子，显然是属于战争物资，根据法规可以予以击沉，于是他命令船员乘客离船。正在准备实施将其击沉之际，水面上出现了一艘飘着美国旗的船只。当该船航行到距离大约800米之处，打起了准备收容“尼科西亚人”号船员的信号。当韦格纳看到这个信号后，他下令暂停击沉货船，转而驶向这艘新来的船只。由于U-27和来船中间还隔着“尼科西亚人”号，U-27号既无法仔细察看更难以开火射击，但等到来船完全出现在视野之内时，双方已经处于很近的距离。此时，那艘船上的美国国旗忽然不见了，换上的是英国海军旗。
来船为英国的伪装猎潜舰“巴拉龙（Baralong）”号，舰长为赫伯特（Godfrey Herbert）海军少校。在约550米的距离，船上的一门12磅火炮连续向U-27号打了三十四发炮弹，U-27号不到一分钟便翻沉，消失在海面上。
此时潜艇上还有12名幸存者，他们分别是两门甲板炮的炮手和指挥塔上的人员，他们慌忙间想攀上“尼科西亚人”号。由于三天前刚刚发生了U-24击沉“阿拉比克”号的事件，而那时“巴拉龙”号恰好位于该船出事地点大约17海里的海域，并且收到了该船的遇难信号。也许是这个事件“巴拉龙”号上的英国水兵依然记忆犹新，此时他们竟然纷纷端起轻武器向这些德国落水者乱射开来。在这阵乱枪下，包括韦格纳艇长在内的6人当即被打死。还有6人虽然上了船，但是“巴拉龙”号派遣了12名海军陆战队员上船，将其一一搜出并处死。
虽然英国海军当局希望“尼科西亚人”号的船员保守秘密，但是这个事件还是被那些看骡子的向报界披露了出去。这一来一方面让人知道了这种伪装猎潜舰的秘密，而且这个枪杀无防备落水者的丑闻也在德国引起了震惊，另一方面这也成了德国将不经警告就击沉商船正当化的一个重要根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潜艇部队还在援引这个事件。同时，“巴拉龙”号及其船员也被德国海军列入了黑名单，如果他们被俘的话，将会被立即处死。当然，被报复的对象还不止他们。在1915年3月28日，英国大东铁道公司的渡轮“布鲁塞尔（Brussels）”号船长弗利亚特（Charles Algernon Fryatt）由于试图撞击前来攻击的U-33号潜艇未果。当1916年6月25日该船被德国G-101、G-102等五艘驱逐舰包围并捕获时，弗利亚特船长被押解到布吕赫，在7月27日送上军事法庭审理。最终，他以“海上游击战”的罪名论处，经德皇核准于当晚19点被枪杀。
英国为了防止报复，立即将“巴拉龙”号改名为“怀安德拉（Wyandra）”号，又将其船长也更换为威尔莫特-史密斯（A.Wilmot-Smith）少校。9月24日，依然悬挂着美国旗的“巴拉龙”号被德国潜艇U-41号发现，后者浮出水面准备拦截，但是“巴拉龙”号挂着美国旗开火击沉了这艘潜艇。由于当时没有中立证人，事情的经过如何双方当事者各执一词。有一名德国战俘克隆普顿（Iwan Crompton）中尉在后来离开英国战俘营之后声称，他乘坐的救生筏当时是被“巴拉龙”号撞沉而昏迷，当他苏醒后则发现自己已经在“巴拉龙”号上。虽然对此英国方面予以否认，但是克隆普顿事后还是称此为“第二次巴拉龙事件”。
坎贝尔舰长的奇特战记
且不论这“第二次巴拉龙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随着不加警告便发射鱼雷的德国潜艇以及伪装猎潜舰的频繁使用，双方之间进行的争斗也变得愈发激烈和残酷，伪装猎潜舰开始遭到的损害也愈发严重了。为了防止德国潜艇可能进行的雷击，不少伪装船还在船舱里用木材和软木填塞来以防万一，以多少保持一些浮力。
1916年3月22日早晨7点左右，德国潜艇U-68号在英国西海岸发现了一艘货轮。艇长君策尔（Ludwig Giintzel）上尉二话不说就射出一发鱼雷，不过这发鱼雷在那艘货船的船艏不远处错过。接下来，这艘货轮竟然还是维持的原来的航速和航向，没有一丝反应。君策尔不知道对方是没有注意还是如何，因此让U-68号在7点20分在该船后方的左舷侧上浮，并对准其前方开了一炮。这艘轮船当即停车，而且又放下小艇，仿佛打算投降。于是，U-68号开始放心大胆地驶近到对方730米处。就在此时，那艘船上飘起了英国海军旗，各种挡板后面的三门12磅火炮一顿齐射，同时还投下深水炸弹。英舰仅仅打了二十一发速射，便将这艘还没有战绩的潜艇打沉海底，君策尔上尉等艇上38人全部战死。
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极为普通的伪装猎潜舰战斗。胜利者名为“法恩伯勒”号，原是一艘名为“洛德勒（Loderer）”的3207吨煤船，战争爆发后装上了五门12磅炮、两门6磅炮以及一挺马克沁机枪，编为Q-5号伪装猎潜舰并更改现名。舰长是30岁的坎贝尔（Gordon Campbell）海军少校。在这次作战以后，“法恩伯勒”号又得到了一名长期担任商船船员、具有丰富经验的副舰长、海军预备军官斯图亚特（Ronald Niel Stuart），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击沉了U-68号以后，“法恩伯勒”号享受了十一个月的平安。但好景不长，德国在1917 年2月宣布全面实行无限制潜艇作战，坎贝尔意识到必须作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承受鱼雷攻击的准备，他作了应急的准备，在船里也塞上了软木。然而这些应急措施对于致命的鱼雷果真有效吗？这点谁也无法保证。
在英国的伪装猎潜舰中，当推“法恩伯勒”号最为著名，在该舰沉没后，舰长坎贝尔与其大部分原班人马又选择了新舰“帕加斯特”号，这便是换了新舰以后的坎贝尔船长和船员们。
1917年2月17日，“法恩伯勒”号在爱尔兰南部正在沿着贸易航线曲曲折折地向利物浦驶去。上午9 点45分，当船正以7节向东航行时，瞭望哨发现一枚鱼雷袭来。坎贝尔舰长下令稍作躲避却失败，这枚鱼雷正中“法恩伯勒”号的船艏。尽稼软木防护，但鱼雷还是对船体造成了严重损伤，所幸者仅若干人受了些轻伤。惊慌失措小分队开始演出他们的好戏，然而机舱人员则不顾灼伤而坚守岗位，虽然最后还是被涌入舱内的海水逼上甲板，但是他们还是不顾创伤隐蔽着不暴露。同样躲藏在活板后的炮手们也站在深水中将近半个小时。那时“法恩伯勒”号正在徐徐下沉，不过没有人惊慌失措。
发起雷击的是德国潜艇U-83号，艇长霍普（Bruno Hoppe）上尉在距离目标右舷不足12米的距离，冷静地在潜望镜中观察这一切，就是不浮出水面，而坎贝尔船长从船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潜艇的身影。这是一场心理战，直到10点5分，霍普上尉确信他的这个猎物已经将要沉没时，这才下令上浮。潜艇在这艘奄奄一息的船左舷的大约9米的距离浮出，而泡在水里的那些“法恩伯勒”号炮手终于没有白白等待，第一炮就将U-83号的指挥塔炸毁，霍普艇长等当场阵亡。随即在雨点般的炮弹打击下，刚刚浮出水面的U-83号再次下沉，再也浮不上来了。在沉没之前，有8名德国水兵跳海逃生，“法恩伯勒”号仅仅救上了两人，而且其中一人还伤势过重而亡。
潜艇也击沉了，该救的人也救了，但是“法恩伯勒”号的情况也绝不妙。坎贝尔下令销毁了所有机密文件，这才于11点通过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Q-5号正在缓慢下沉，谨致祝愿，再见！”当接到这条信号之后，附近的英国驱逐舰“独角鲸”号与护航舰“毛茛”号及时赶到，救下了船上人员，并将设法将“法恩伯勒”号拖回。在归途中，船上的深水炸弹又不幸爆炸，炸断了缆绳。由于船上还有剩余的深水炸弹随时爆炸，坎贝尔舰长下令留着船上的12个人离舰，但是副舰长斯图亚特并不服从他的命令，留在船上帮助他重新系好了缆绳。
“法恩伯勒”号最终被拖到了岸边，由于来不及进港而只能在密尔湾抢滩，最后发现时已经无法修理只能报废。在这次战斗中，坎贝尔舰长获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并获得1000英镑的奖金，他将这笔奖金分给了自己的部下。斯图亚特以及轮机长洛夫莱斯（Len Loveless）被授予优异服务勋章。
由于“法恩伯勒”号无法再次服役，坎贝尔舰长以及斯图亚特副舰长开始物色新船。他们发现了又一艘名叫“维多利亚（Vittoria）”、2817总登记吨的旧轮船，感觉非常合适将其改装为伪装猎潜舰，于是在船上安装了一门4英寸炮、四门12磅炮、两挺机枪，还装上了两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以及深水炸弹——伪装猎潜舰“帕加斯特（Pargust）”号诞生了，几乎所有“法恩伯勒”号的老船员又都汇聚一堂。
1917年6月7日早晨8点，“帕加斯特”号在爱尔兰南部海域被德国布雷潜艇UC-29发射的鱼雷击中。这次船受到的损害比起“法恩伯勒”号当时更为严重，不但船体被炸出一个大洞，而且左舷的一门12磅炮被炸离了炮位。幸亏炮手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及时抓住，用尽全力才将炮挪回了原位。
由于饱受英国伪装猎潜舰之苦，德国潜艇此时都小心翼翼，发射鱼雷的UC-29停留在366米外，通过潜望镜默默地观察船上的一举一动。不过该艇艇长罗斯诺（Ernst Rosenow）还是被那群经验丰富的惊慌失措小分队所蒙蔽，终于浮出水面。等潜艇绕航到火炮射程范围，坎贝尔舰长在8点36分下令开火，潜艇在历时近五分钟的连续射击下在40分倾覆，成了坎贝尔舰长的第三号猎获物。那些惊慌失措小分队这次还扮演了救援队的角色，他们搭救了两名德军官兵，而且还要援救中了鱼雷的“帕加斯特”号。此后护航舰“番红花（Crocus）”、“百日草（Zinnia）”号以及美国驱逐舰“库欣（Cushing，DD-55）”号赶到，船员转移到“百日草”号后，“帕加斯特”号被拖回了昆士敦。这次副舰长斯图亚特以及炮手威廉斯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其他还有14名官兵获得各种勋章。
猎获UC—29
不久以后，坎贝尔又成了伪装猎潜舰“邓雷文（Dunraven）”号的舰长。8月8日他在比斯开湾遇到一艘德国潜艇UC-71号，这次鱼雷没有先来，迎接他的是火炮。UC-71的艇长萨尔茨维德（Reinhold Saltzwedel）中尉是一位击沉了110艘商船、成绩超过170000吨的老手。他下令上浮，并在11点43分用105毫米甲板炮向“邓雷文”号射击。由于当时大多数的货船都已经武装，因此“邓雷文”号也有一门属于象征性抵抗的火炮，于是开始和UC-71号对射。为了吸引潜艇靠近，坎贝尔舰长下令故意乱打，而船上的主要火炮还是隐蔽着，以便恰当的时候完成致命攻击。
12点10分，UC-71号的炮弹开始击中“邓雷文”号的艉部，惊慌失措小分队开始表演了。尽管艉部船上备有弹药，甲板上还有一个炮位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但坎贝尔还在耐心地等待德国潜艇接近。
12点58分，艉部的深水炸弹突然发生爆炸，艉炮被炸飞上了天，炮位上的人员中一名掉入海中，其他人则摔在甲板上。其中上尉邦纳（Charles George Bonner）浑身是伤，衣服上还着了火，他昏昏沉沉地报告说：“对不起，长官，我违背命令擅自离岗了，我想我一定被炸飞了吧。”
由于炮位的暴露，萨尔茨维德艇长明白了对方的底牌，于是立即下潜并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在13点20分击中目标，顿时船体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这时候坎贝尔还是沉着地指示第二批惊慌失措小分队进行表演，而他和其他一些人依然留在舰上等候。但萨尔茨维德也耐心地在潜望镜深度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他知道“邓雷文”号的艉炮已经被炸飞了，于是在14点30分在其后方浮出水面，对这艘失去动力的船猛烈开火长达二十分钟。
“邓雷文”号的坎贝尔船长居然还不动声色。潜艇再度下潜，这时候坎贝尔趁潜艇潜航至其左舷时，朝潜望镜发射了两发鱼雷却也没能命中目标。UC-71发现了第二发射来的鱼雷，先以鱼雷回敬，但是一发未中，另一发未爆炸，随后上浮再度射击。坎贝尔船长只得下令紧急发报求援，并派第三批惊慌失措小分队出动，自己和一名炮手还留守着等候战机。这时美国武装游艇“诺马（Noma，SP-131）”号赶到，并在“邓雷文”号舰艉数百米的距离向德国潜望镜射击。此时的UC-71已经向这艘船打了三枚鱼雷和四十多发炮弹，由于鱼雷已经射完，萨尔茨维德艇长当即撤退。不久英国驱逐舰“攻击”、“克里斯托夫”号也赶来营救，并设法将船拖走。“邓雷文”号由于伤势过重于10日子夜1点30分沉没。虽然经历如此激战，这艘船的阵亡者也只有一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2]
这次战斗后，坚守在艉炮的邦纳上尉以及装填手皮彻（Ernest Herbert Pitcher）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萨尔茨维德艇长在不久后的8月20日获得功勋勋章，之后在12月2日于执行任务时在英吉利海峡触雷殉职。上述这场战斗当为萨尔茨维德艇长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宣告了伪装猎潜舰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伪装猎潜舰而言，对付按照捕获法规办事的潜艇艇长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法。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这种伪装猎潜舰迫使潜艇不得不采取“小人之道”首先下手，等于让自己踏上了末路。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效率低下的方法，在整个战争中，英国改装了193艘之外还特意新建了一艘吃水很浅，以防鱼雷攻击的“海德拉巴德（Hyderabad）”号。此外，法国有十三艘、意大利八艘、美国也有一艘。但是这些伪装猎潜舰取得的战果却不多，算上与潜艇协作击沉的两艘，也仅仅只有十五艘，还有四艘可能是被其击沉的战果。除了上述传奇般的坎贝尔船长击沉三艘潜艇而据首位、“巴拉龙”号击沉两艘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彭斯赫斯特（Penshurst）”号。该舰在1917年圣诞节被U-110号击沉之前，也击沉了UB-19以及UB-37两艘潜艇。相比之下伪装猎潜舰则付出了比较沉重的代价，整个战争期间，仅英国便有二十四艘伪装猎潜舰被潜艇击沉。
无限制潜艇战的全面展开
跨越大西洋
到了1916年，德国在陆上的攻势受到挫折，全力发动的凡尔登战役由于受到了强有力的抵抗而告失败，其兵力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德国统帅部逐渐认识到，胜利已经距离他们愈发遥远起来。同时，由于德国曾经一度采取的潜艇攻势却让美国萌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敌意，美国在开战以来对英国封锁德国海岸的指责之声则越来越低，由此英国进一步强化了海上封锁的力度。由于通常实施的海上贸易被英国海军死死地堵在了北海之内，德国国内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为了突破海上封锁，德国海军开始研究潜水商船。也就是说，建造一种大型潜艇，用来从水下突破英国封锁线，运输货物到达中立港口实施“海下贸易”。最早的尝试是一艘由私人出资、并由德国航运公司进行运作的大型货运潜艇。这艘没有武装的潜水货船排水量约为1500吨，水下航速12.4节，艇名为“德意志”号，在完工以后当即投入使用。1916年6月23日，它装载了染料、化学品以及宝石等货物从赫尔戈兰启航，历经四个星期的航行，成功突破英国海军的重重封锁线，于7月9日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港。而归国时，则带去了德国国内缺乏的镍、锡以及天然橡胶，于8月24日顺利返回不来梅港。
当然，依靠这样的潜艇可以完成的货运量是非常有限的，倒不如说是一次宣传性航行。这似乎在对美国宣示，德国潜艇不仅可以出没于北海，还能够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东海岸。
9月，第二艘货运潜艇“不来梅（Bremen）”号在U-53号潜艇的护送下，也开始了“海下贸易”的航行。不幸的是，该艇在奥克尼群岛的北部触雷沉没。虽然护送任务中断，但U-53号的艇长汉斯·罗泽（Hans Rose）海军上尉却作出了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决定，他下令独自横渡大西洋前去美国东海岸。这艘潜艇是一艘排水量712吨，水上航速17节的中型潜艇。在执行护航任务出发前，将整个压载舱都改成了辅助油箱，因此有充足的燃料保证这次横渡行动。此后，这样一艘不起眼的小艇居然在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几乎一个月期间纵横7750海里，击沉三艘英国、一艘挪威以及一艘荷兰商船，并切断5根海底电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罗泽艇长还是一个富有侠义心的骑士。他在击沉商船之际，都能够确保人员完全转移到小艇，而且还向其提供食物淡水，将其曳航到敌方舰艇出现于水平线时，才放开缆绳急速潜航撤离。这些侠义行为伴随有多大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同年秋天，“德意志”号又一次成功地往返跨越大西洋，这次到达的美国港口为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德国一共计划建造八艘这样的潜水货轮，但是真正按照计划完成的仅仅“德意志”号与“不来梅”号两艘。其余六艘都是更改了设计，作为潜水巡洋舰竣工。最终，“德意志”号也被实施改装，装备了鱼雷发射管以及火炮。这些原来的潜水货轮由于实施了武装，名称也成了U-151 到U-157号，原来的“德意志”在改装后则变成了U-155号。
孤注一掷
1916年5月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海军开始意识到，真正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舰艇并非作战舰队，而是潜艇。自从1915年9月一度实施的无限制潜艇作战中止以后，德国内部始终对以后的潜艇作战方式进行激烈的争论，海军方面强烈希望恢复，而政府方面则担心使用潜艇封锁英国海岸会引起美国的抗议。虽然潜艇作战一度在1916年再度展开，但是因为美国的强烈抗议，这次作战仅仅维持了两个月。10月份，在军方的压力下，德国政府又一次恢复潜艇封锁，但是这次的目标仅仅被限定为武装船只。
随着德国海军建设的重点被移到了潜艇生产之上，当时德国海军中的现役潜艇比1915年时要多得多，已达到了134艘。有了如此众多的潜艇，即便对攻击的船只进行限制，其战果也相对可观了。在1916年12月期间，德国潜艇击沉了154艘共计487000吨。对此英国方面已经感到非常担忧，而希望通过潜艇作战能够给予英国毁灭性的一击的德国海军，对这个数字还是相当不满。
1916年结束时，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开始担任德国参谋总长，他从该年局势认识到他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而为了改变这个趋势，他认为德国方面已经对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利用了，唯一例外的，就是潜艇。当时的德国分析家们也认为，英国的商船船队已被削弱，只要潜艇部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可将其一举消灭。
根据当时德国潜艇的战绩，德国海军参谋总长冯·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在1916年12月22日指出，如果能够在翌年2月取消对潜艇的限制，就可以在同年6月便可迫使英国人投降。他认为，即便美国能给英国援助，不但数量太少，而且时间也已来不及。他最后表示坚信，当时德国潜艇经过不断改良之后的性能足以克服协约国在反潜战上的任何改进。
此时的德国经济学家，比如身为银行家的海军预备上尉福斯博士（Dr.Richard Fuss）与海德堡大学教授莱维（Hermann Levy）等也作出了类似的估计。他们说如果潜艇能连续五个月，每月击沉60万吨位的商船的话，就会使得中立国的船队不再前往英国，而仅仅依靠英国自身的商船队运粮是无法应付英国的饥荒的。[13]
关于美国的参战可能，对其工业潜力并没有清醒认识的德国海军高层并不以为然。早在“卢西塔尼亚”事件之后，了解美国潜力的德国外交部对威尔逊发出的警告非常重视，然而狂妄的海军军官们还曾经加以嘲笑。他们自以为能够在公海上轻易地打败美国海军，所以对外交部要求海军部提供有关“卢西塔尼亚”事件所有资料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当讨论是否实施无限制潜艇作战时，对美国是否会因此采取更为严厉的对策的问题，他们又同样认为可以不予考虑。德国海军强调说，如果取消限制，每艘潜艇每天能平均击沉船舶4000总登记吨，这样不出六个月，70艘潜艇就应该能够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上。当然这样美国几乎肯定会宣战，然而他们认为值得孤注一掷的是，即便美国参战，在其成效出现之前，英国人就会支持不住的。
到1917年1月，即便一直对此抱否定态度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克似乎也动了心，在陆军副参谋总长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的强大压力下，最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德国政府得出了不进行无限制潜艇对英国进行海上封锁，就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1917年2月1日，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发出命令，全面施行无限制潜艇作战。
1917年4月
此时，德国海军能够在前线投入的潜艇兵力为105艘。其中公海舰队有46艘，弗兰德斯潜艇舰队有23艘，在地中海的波拉潜艇舰队也有23艘，波罗的海10艘，在爱琴海与黑海活动的地中海潜艇舰队则有3艘。而且在德国所有的造船厂内，主力舰的建造早已暂停，当年如火如荼的造舰竞赛也仿佛成了遥远的过去，下水以后的那些新型强大的战列巡洋舰们也只能孤零零地等待着工期的再开，然而这个再开似乎是遥遥无期。此时这些造船厂都全力在建造一艘又一艘的潜艇，德国已经决心用这条海下绞索将大英帝国的气息断绝。
1月31日，德国将其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照会了美国。2月3日，美国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出境护照，并召回了驻柏林大使。同时，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此后，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也追随美国与德绝交。
2月9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德国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就德国实行海上新潜艇政策提出严重抗议。同月24日，一艘由横滨开到马赛的12466吨法国邮轮“阿托斯（Athos）”号在地中海马耳他附近被德国潜艇U-65号击沉。这艘船上载有950名华工从香港运送到欧洲前线，包括543名华工在内的754人遇难，船长多利塞（Eugène Dorise）也同时殉职。[14]根据统计，华工赴欧途中遇难及死于潜艇攻击者共超过3000人。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同日，驻沪海军接管德国泊沪商轮。到8月14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布告》，宣称：自中德断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并宣布废除中国与德、奥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同时，在国内实际设置了收容所五处，收容俘虏四百数十人，俘获敌舰2艘，并押收敌国商船13艘，海军留用1艘，租与本国商人3艘，租与协约各国9艘。[15]
由于德国在英伦诸岛周围实施无限制潜艇作战，无论对于协约国还是中立国，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开始急遽攀升，1916年10月到1917年1月，当时每个月不过击沉30多万吨，而1917年2月仅仅一个月，就有291艘共计49.9万吨商船葬身海底。而2月26日，一艘美国船被击沉，船上有8名美国人遇难溺亡。就在同一天，由于担心德国潜艇攻击，威尔逊总统进一步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
德国也明白他们如果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必然会将美国卷入战争，因此为了对其实施牵制，德国的外交攻势也展开了。1917年2月29日，美国政府刊印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斯托夫（Johann Heinrich Graf von Bernstorff）并由他转交给驻墨西哥德国公使的电报文本。这份电报是被英国情报部中途截获并且被解密，然后递交美国的。这份电报的内容是，如果美德交战，德国公使应该提出德墨结盟，墨西哥应该试图说服日本加入他们的盟约。事成之后，墨西哥将重新获得它在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那些“失去的领土”。3月1日美国政府将此文件公布于世，而在3月期间，德国潜艇的战果继续提高到了355艘54.9万吨，其中4艘美国船只被击沉，共有12名美国人丧生。
德国无限制潜艇作战的展开使得潜艇这一武器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巨大的发挥。图为1917年2月17日法国客轮“阿托斯”号在地中海马耳他附近被德国潜艇U—65号击沉，造成了756人的遇难，其中包括543名华工。这也是促成中国正式参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从“卢西塔尼亚”事件以后，美国始终就德国的潜艇作战表示愤慨。虽然美国依然保持中立，但是人们的意见却已经开始改变，并作出了参战的准备。威尔逊总统尽管四处寻求和平，不过这次德国宣布全面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等于证明了和平已经无门，而齐默尔曼电报更是一种对美国门罗主义的公然挑战，无异于将美国推到了战争的门前。
4月1日，悬挂美国国旗的“阿兹特克（Aztec）”号客船被U-46号击沉，又有28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现役美国军人。次日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对德宣战，到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作出了以下决议：
“鉴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已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国民屡屡采取战争行动，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兹正式宣布美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处于由后者强加给美国的战争状态；总统特此授权和指示运用美国全部海、陆军和政府资源进行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为使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国会特此保证提供国家的全部资源。”[16]
尽管美国终于参加了战争，但1917年4月的大海对英国船只而言几乎与地狱无异，离开英伦三岛的船舶中，每四艘便有一艘葬身大海，总共458艘84.1万吨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这个纪录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未被打破。中立国的船只已经畏惧到不敢驶向英国了。德国现役潜艇已经达百余艘，并且还在迅速增加，其增量也已经超过了其损失。
德国潜艇为了延长他们的巡逻时间，在1917年还尝试通过水雷密布的英吉利海峡进入西部水域。由于英国水雷质量存在问题，德国人的这一冒险竟也获得了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德国人的战果。虽然德国人把协约国的损失多估计了三分之一，但实际沉船的数量依旧超过了冯·霍尔岑多夫的估计。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下，英国的经济和战争潜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以石油储备为例，到1917年英国平均只有三星期份，有的储油基地甚至到了只有六天的地步。这样舰队的活动不得不受到限制，驱逐舰的最高时速也被控制在20节！[17]
如果商船按照这种的速度损失下去，英国的前景堪忧。此时，英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水手们开始拒绝出海。英军不得不从大舰队中抽调大部分的轻型战舰投入反潜作战，这引起已经担任大舰队总司令的贝蒂海军上将的极度忧虑，他始终担心德国公海舰队会再次突围出港。同时，英国海军始终缺乏对抗德军潜艇的有效手段。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杰利科海军上将甚至估计，如此下去到7月份英国就将耗尽粮食和必需的原材料贮备。
协约国还有其他面临的问题，俄国在3月就发生了革命。这就意味着，中欧强国在东线的压力会大大减轻。而美国本身的陆军实力并不强大，其正规陆军加上已在墨西哥边境动员起来的联邦国民警卫队，充其量也不过208034人，其他101174名国民警卫队员们仍在各州服役，还不存在一个堪称满员而且装备齐全的师。[18]即便能够动员更多的陆军，这些士兵还不得不跨越宽阔的大西洋。
当时虽然一些美国的工厂已开始为协约国生产军火，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时的美国还远远不够格。即便美国可以提供的各种军需物资、民用物资，那也还都必须通过船舶，途经随时都可能有德国潜艇出没的大海才能到达欧洲。潜艇造成的损失依然在持续，美国的资源即便号称取之不尽，但是否能够在英国窒息以前使其获得新生，这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4月10日，美国驻欧海军部队总司令西姆斯（William Sowden Sims）将军在伦敦拜访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杰利科将军。他了解到在1917年头三个月内，德国潜艇已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船只130万吨。据当时估计，4月份的损失总共将达到90万吨左右。杰利科说：“如果损失像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能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19]
不过，当催问杰利科将军对此能够作出的对策时，他却无可奈何地叹息道，除努力去解决外，再别无其它办法了。虽然已经有人建议重新采用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一度广为采用过的护航制度，但是更多人士则固执地以为，这在二十世纪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提出了耽搁航运、拥塞港口、近距离编队的保持问题、缺少护航舰艇以及集中大规模航运的脆弱性等理由来证明护航制度的缺点，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唇齿之间。
这时，已经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却绝不甘心于姑息这种麻木不仁的无为现象。他通过申辩、威胁甚至哄骗，最后在贝蒂将军、美国的西姆斯将军还有海军部少数人的支持下强力介入，赢得了对护航制度的勉强支持。
由于杰利科始终无法对潜艇提出一个有效的对策，1917年12月24日，担任海军大臣不久的坎贝尔一格迪斯爵士（Sir Eric Campbell-Geddes）将其解任，由威姆斯海军上将接替此职。不过对就任如此要职威姆斯是否称职，有记者问费舍尔勋爵：“他是否有睿智？”费舍尔这样答复道：“他有的是机智！”
护航制度
护航制度由来已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威尼斯等，为了保障其商船不被敌国或者海盗攻击，便曾经使用军船实施护卫。而真正大规模实行的，则要等到16世纪以后。西班牙为了保护其美洲殖民地和本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防止海盗或者私掠船对其商船加以攻击，便常常将这些船只编成船队，并以军舰加以保护来横渡大西洋。此后英荷战争期间，数十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船队也时常出现。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虽然英国在海上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对方的巡航舰以及私掠船还是防不胜防，常常突破英国海上封锁线对英国商船实施攻击，而将这些商船组成船队就基本上可以确保其安全。在1793年到1797年之间，有据可查的护航船队曾达到137支，总计船舶为5827艘。这些船只中被攻击的不过1.5%，其中损失船舶35艘，仅占全部船只的0.6%。当时的英国政府完全体会到了护航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规定从1798年起，所有的船舶都必须强制编入护航船队。[20]不过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虽然欧洲以及世界的大海难免还有局部的冲突，但是从总体而言，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时期，世界的商船开始重新自由地航行在七大洋，因此护航制度逐渐成了一个历史名称而从人们的视野乃至记忆中淡却而去。
1916年开始的尝试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的商船还是保持着一个世纪以来的风貌，除了运载军队、弹药或者黄金等贵重货物以外，基本上都是单独航行。因此不论在巡洋舰、伪装巡洋舰以及潜艇面前，都蒙受了相当的损害。随着商船损失的增加，英国在战争前期采用的方法是航路巡逻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船舶经常行动的海域派遣警戒舰艇实施巡逻。但是少量的巡逻舰艇很难对整个海域进行控制，即便是面积有限的地中海，只要看德奥潜艇的战果便可以明白，这种航路巡逻也基本上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到1916年，在地中海由于潜艇造成的损害愈发突出，协约国开始尝试将军事上并不重视的船舶也组成集团，以若干舰艇实施护航。这种尝试首先在从马耳他到亚历山大港的航线上实行护航船队编成。1916年5月22日，从马耳他出发的四艘商船以密集队形航行，派出四艘武装拖网渔船进行护卫，这也就成了第一号护航船队。此后，从马耳他到突尼斯的比塞大之间也同样编成了船队，这两条航线往返的船队都是隔天出港，到7月16日为止，两条航线上一共护航了275艘商船，结果被潜艇击沉的仅仅2艘而已。不言而喻，这个尝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
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在比塞大和直布罗陀之间，意大利海军也在本土到直布罗陀之间周期性地编成护航船队。后者的场合则是12节以上的船只单独航行，其余船只则每四艘派出一艘辅助巡洋舰编成船队。因此，意大利海军派遣了一艘巡洋舰以及十一艘辅助巡洋舰担任护航任务，而其中不足的部分则由船队之间加入备有武装的商船进行填补。
到7月份，英国开始编成从直布罗陀到英国本土的护航队，其对象是11节以下的慢速船舶。最早的护航队是7月26日早晨从直布罗陀出发的十三艘船，担任护卫的只是一艘伪装猎潜舰而已，行驶到圣文森特海角后又加入了护航舰与雷击舰各两艘。此后，7月31日又编成了第二支有八艘商船的船队。而到8月4日，则一举编成了一支由二十艘组成的大型编队，这二十艘船以排成五列浩浩荡荡地出航。此后类似的大型编队基本上以每四天为一周期，从直布罗陀出发。在整个8月份一共编成七个船队，共计110艘的商船，全部安全到达英国本土。而从英国本土编成的船队也从8月中旬开始出发。但是这些船队并非全程，而是首先到达西班牙的菲尼斯特雷角所在的纬度开始分散，由此完全单独向南方航行。
上面提到的在1916年主要于地中海实行的护航制度的探索，是在地中海遭受的巨大损失之后，根据当地指挥官的独自决断而实施的。这些初步的护航船队具有下面的特征：首先是11到12节以上的商船依然独行，而仅仅将低速船只编成船队；其次一支船队中编成的船舶数量依然不多；最后从担任护航的舰艇看，其战斗力也并不强，仅仅能够对潜艇起到牵制作用，不使其有机会上浮，逼迫潜艇使用为数不多而高价的鱼雷，难以为所欲为地对商船进行攻击。而且，参加护航船队的船只还仅仅是一部分，独航船依然大量存在。因此，总体而言在地中海由于潜艇造成的船舶损失还是居高不下。(https://www.daowen.com)
在北海南部也实施了较为有限的护航船队尝试，在1916年7月编成了一支从多佛尔北方的锚地唐斯到海牙西南部的港口荷兰之角的船队。同年年底，由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危险性开始增大，为了保护重要的英法煤炭运输线，决定在这个海域实施每日运行的护航编队。这支编队是从1917年2月10日正式开始的，此时德国已经宣布了全面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
强大阻力
1917年2月1日，随着德国正式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由潜艇造成的商船损失量便开始急遽上升。虽然对此有人提出了全面采用护航体系，但是却遇到了来自军方和商船两方面的强大阻力，因此迟迟难以达成决议。反对意见基本上有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便是非经济性，这点不论是海军部也好，商务部也好都反复强调过。比如说，很难在具有特定起讫港口的护航船队中编入航线各异的多艘船舶，比如集结便耗费时日，一旦集结以后，又将出现港口拥挤问题，而航行之时，又必须以船队中最低航速船只的速度航行，定期班轮则无法正常航行等等问题。
其次则是护航舰艇，特别是驱逐舰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是来自海军部的。如果编制大型护航船队，则必须从大舰队或者多佛尔巡逻舰队中分出大量轻型舰艇，这样便会造成在北海或者多佛尔地区战斗力的低下。而且在海军军人中，存在舰队决战才是主要任务，掩护商船不过是非主流这种偏见的军人绝不在少数。
最后就是对自由航行将受到限制感到不满，这主要是商船方面提出的意见。持这个意见的，以高速商船的船长为代表，他们认为将自己的快船编入船队，便会降低自己的速度，反而会增加自己的危险。而且，由于商船船员对于编队航行的经验不足，训练不够，在船队中保持自己的位置就比较困难，更不用说统一实行防鱼雷的之字航法，在这种具有一定难度的航行时，难免具有碰撞之虞。对此海军方面也有同感，他们对商船的集团航行能力也几乎不抱信心。
危则思变
在这些讨论还在旷日持久地进行之际，无限制潜艇造成的损失却在无情地上升着。中立国的恐慌情绪在蔓延，挪威、丹麦、瑞典以及荷兰的商船开始拒绝出港，而英国方面却对商船安全的保护依然束手无策。由于其中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商船在2月和3月的损失率竟然高达25%！如果再不实行有效对策，这条航线将会被完全截断。于是在1917年4月4日，英国海军的各基地司令官以及海军部的相关人员在奥克尼群岛的朗霍普召开会议，讨论在英国东海岸到挪威之间开始正式实行护航制度。海军部终于下了决心，从大舰队以及各个港口守备队中抽调20艘驱逐舰以及45艘武装拖网渔船组成护航船队。从4月29日开始从亨伯河口出发转设德兰群岛的勒威克港，随后驶向斯堪的纳维亚的港口。最早的船队为每天出航的6艘以下小编队，而后逐渐地形成了每隔5天启航，数量为20到50艘的庞大船队。护航制度的采用立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功效，这个航线的损失骤然减小，损失下降到原来的1/120，[21]很快便恢复到了相对正常的状态。
而北大西洋航线的情况依然令人堪忧，在1917年4月商船损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84.1万吨。英国内阁在4月25日，对海军应对潜艇作战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不过，随着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整个大西洋的形势迎来了转机。
美国海军驻欧洲海军部队司令官西姆斯少将认为反潜作战的胜负，乃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大要素，因此对于英国方面提出的派遣护航舰艇的要求给予了全面理解，并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将驱逐舰亟早派遣到欧洲。5月4日，美国驱逐舰第8分队司令陶西格（Joseph Knefler Taussig）海军中校乘坐“沃兹沃思（Wadsworth，DD-60）”号率领“科宁厄姆（Conyngham，DD-58）”、“戴维斯（Davis，DD-65）”、“麦克杜格尔（McDougal，DD-54）”、“波特（Porter，DD-59）”以及“温赖特（Wainwright，DD-62）”号到达昆士敦，成了第一批到达英国的6艘驱逐舰。刚刚到达，英国爱尔兰方面海军总司令贝利海军中将就问起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准备，这位将门之子的回答是：“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长官，一旦补充好燃料就能立即出击。当然您也知道，驱逐舰就是那种总要人们伺候的家伙，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已经为她们立即能够出海竭尽全力了。”当然贝利给了他们四天的时间。[22]
在5月里又有3个美国驱逐舰分队共18艘到达，此时的报界用“‘五月花’的回归”来形容其盛况。由于美国海军派遣的护航舰艇前来支援，英国海军长期以来因为驱逐舰不足的理由而迟迟不愿意进行护航作战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由于护航体系的建立，英国被潜艇击沉的船只数终于被遏制住，可以说护航体系在粉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行动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图为在一艘海岸型飞艇支援下的护航队。
全面护航
护航制度的推行也迅速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强化直布罗陀到英国本土之间既有船队的同时，5月24日在美国的汉普顿锚地，还首次试验性地组编一支由12艘商船所构成，最早横渡大西洋的护航编队。此时采用的护航方式并非全程护航，而是在潜艇时常出没的英国周边海域由驱逐舰、护航舰等担任护卫，此外则由巡洋舰或者是辅助巡洋舰伴随。所需要的护航舰艇为六艘一队的驱逐舰队14个计84艘以及52艘巡洋舰及武装商船。
在6月中，共有4支平均由15艘左右构成的护航船队从汉普顿锚地启航到达英国本土。由于潜艇无法反复攻击，因此损害极为轻微。以后，船队在美洲的起点又增加了纽约以及加拿大新斯科舍岛东北端的悉尼港。从7月中旬以后，以每8天为周期，派出由汉普顿锚地出发的两支，纽约和悉尼的各一支船队。最初参加船队的商船是航速在11节以下的低速船，而且只有从美洲东渡的船只，向西返回美洲的船只则为单独航行，这样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出现被攻击的情况。于是到了8月，向西航行的船只也由驱逐舰护航，将这些船只送到规定海域之后任其单独航行，而这些驱逐舰则正好等待由美国而来的船队，将其护送到英国。
9月，高速的独航船也开始编成船队，并根据航速的不同来规定不同的集合港口。也就是说，从汉普顿锚地出发的是8节的低速船队，而纽约启航的则是10节船队，哈里法克斯则集中12.5节的快速船队，这些港口都分别以8天为周期运航。
由此，随着护航制度的充实，立即出现了戏剧性的效果，德国潜艇的战果在4月达到峰值以后，此后便开始在波动中下滑。由于当初四分之三商船的沉没是由潜艇炮火引起的，护航制度的实施迫使潜艇无法上浮炮击，在昼间的战果只能以数量有限的鱼雷攻击为主，因此自然无法提高战绩。协约国方面通过护航制度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强大攻势，而通过对护航体系的完善，又使自己的成功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统计，没有护航时损失率达到10%，但是有护航的船队仅仅只有2%，到了10月份更是降到到1%。1917年11月为止，90%的船舶都被编入了船队，其效果则更为显著，在11月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害跌至289,212吨。
在1917年5月到战争结束的1918年11月，前往英国护航船队有610支共9691艘船，其中有115艘遭到了损失，而由英国出发的537支护航队中，7391艘船中被击沉的只有52艘。德国潜艇只好探察没有护航船队的海域，或者避开船队，将目标放在了落伍船或者依然独行的船只上。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海军还是没有研究出对付护航船队的有限方法。可以说，护航制度的全面实施，才是将英国从无限制潜艇战的绞索中拯救出来的最主要手段。
潜艇战的结局
反潜作战的完善
在正式采用护航制度之前，英国海军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对付潜艇造成的威胁。首先，便是设立负责反潜战的中央机构。由于在进入1916年中后期以后，德国针对商船的潜艇作战又有复苏的迹象，新首相劳合-乔治任命杰利科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主要负责对付潜艇的特殊使命。
杰利科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人类海战史中从未遇到的课题。他重新改组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兼有了海军参谋总长的职能，此外，他在1916年12月18日成立了一个反潜作战局，并任命达夫（Alexander Ludovic Duff）海军少将担任局长。这应该是各国海军之中最初负责反潜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下设4个以上校为处长的部门，在其最盛时期，仅军官便有110名以上。当时为了保守秘密，在一般公开说明中，将这些人员的配属归于一艘名为“总统（HMS President）”号的架空舰艇上，这个也是一种英国海军的惯例。
这个反潜作战局负责包括反潜飞机在内的所有反潜力量，而且还对有关反潜的所有实验研究进行审查和支持，同时还负责对反潜作战的战术进行策划。在设立当时，根据杰利科将军的回忆，这个反潜作战局进行的最初研究为以下内容：
1.为了攻击潜航状态的潜艇，设计和制作一种可以在水下12.2到18.3米深度进行爆炸的榴弹。
2.研制更加适合于对潜艇攻击用的，用于驱逐舰和反潜舰艇的炮弹。
3.为了躲避潜艇的炮击，改良并增设商船掩护用的烟幕发生装置。
4.大量增加驱逐舰以及其他小型舰艇的深水炸弹的配置基数。
5.改良舰艇以及岸上使用的水下听音器。
5.为了防御水雷，在商船上增设防水雷器具。
7.紧急提供商船的自卫武装。
8.扩充反潜航空队，并设法使之统一。
9.大规模改良伪装猎潜舰。
10.研制一种商船用的鱼雷防御网。
从现在的眼光看，对这个机构所进行研究的那些项目，其中也不乏效用存有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于在大战爆发时依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反潜技术的研究历程。
当时最具有实用效果的反潜武器，还当推深水炸弹。英国海军最早在1911年开始研制当时被称为沉降水雷（Dropping mine）的反潜兵器，在1915年问世的A、B、C式仅仅是一种雏形。1916年1月研制成功的D式首次采用了水压感应引信，成了一种具有相当实用性的装备。这种深水炸弹外径445毫米，全长840毫米，壁厚4到5毫米，内装炸药136公斤，在投入前可以设定从31到183米六档深度，沉降速度每秒2.1米。1916年3月22日在伪装猎潜舰“法恩伯勒”号在用火炮击沉U-68号潜艇的战斗中便使用了深水炸弹。同年12月13日，驱逐舰“秧鸡”号又击沉了UB-29号，这是单纯使用深水炸弹的第一号战果。在大战中，深水炸弹虽然出现得较晚，但是其击沉的潜艇数量还是达到了43艘，仅次于水雷战果的46艘据第二位。
与此同时，作为最初探测水中潜艇的手段，水下听音器也在1915年底初步研制成功。1916 年7月6日，德国潜艇UC-7号被带有水雷的防潜网缠绕，巡逻艇“鲑鱼（Salmon）”号在水下听音器的监测下，用深水炸弹对其进行攻击，最终迫使该艇触发水雷沉没。早期的水下听音器定位精度比较弱，而且无法对声音性质进行判断，还可能受到自己推进器所发声音的干扰，但是这到底是一种能够测定水中潜艇大致方位的一种手段。根据记录，在1918年由于被水下听音器探知而被击沉的潜艇就有UC-78、UB-107、UC-49以及UB-115这四艘。
对付潜艇的另一种有效的武器是潜艇，在潜艇上浮充电之际，时常会遭到潜伏的其他潜艇暗算。协约国潜艇击沉了德国人的19艘潜艇，除了UC-24号为法国海军“喀耳刻”号所击沉外，其余皆为英国海军潜艇击沉。而德国潜艇也击沉了8艘英国潜艇、1艘意大利潜艇以及1艘法国潜艇，奥匈帝国潜艇则击沉了意大利以及法国潜艇各1艘。对德国潜艇的艇员而言，人们产生的心理效果比实际损失还要大，因为不期而至的鱼雷对被迫到水面上充电的潜艇的威胁，使潜艇部队中的士气大减。有一位被俘的德国潜艇军官心有余悸地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你们的深水炸弹，但我们一直对你们的潜艇提心吊胆。”对此，英国海军还在战时研制了一种R级猎潜潜艇，专门用于对潜艇作战，其水下航速为15节，比9.5节的水面航速还要快，这在当时的潜艇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此期间还有一支行之有效的反潜兵力那便是海军航空兵，对此我们将在专门一章进行叙述。上面提到的都是战术性的反潜武装，而水雷以及防潜网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反潜设备。
由于英国的水雷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德国海军中还出现了“英国水雷一般都不爆炸”[23]的感受，有的德国潜艇还能穿越水雷密布的英吉利海峡。因此，英国开始对德国水雷进行仿制，于1917年开始大量应用一种新型的触发水雷MkH2型。随即，德国潜艇开始大量触雷沉没。英国海军主要派遣由自亨伯河出动的第二十驱逐舰队在赫尔戈兰湾布雷，试图将德国潜艇封锁在港内，在1917年置了不下15700枚水雷，1918年又增布了21000枚左右。围绕这个封锁雷场，英国布雷舰艇与德国扫雷艇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战。德国人还特别建造称作“破阻拦艇”，船艏填满混凝土的特殊突击艇，并使用这些舰艇以及扫雷舰掩护潜艇闯过这个雷区。从1917年起，掩护在北海潜艇航道执行任务的扫雷部队，成了公海舰队的主要任务。这引发了第二次赫尔戈兰之战，关于这场战斗会在其他章节介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国海军几乎没有具有实效的反潜武器。而到了战争中期，随着深水炸弹技术的成熟，当即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整个大战中，深水炸弹虽然出现得较晚，但是其击沉的潜艇数量还是达到了43艘，仅次于水雷战果的46艘据第二位。这是第一次大战其间驱逐舰投掷深水炸弹的情景。
在水雷研发的同时，阻拦网的改良也在进行。1916年4月23日，由英国最早的潜艇指挥官、海军中将培根爵士（Sir Reginald Hugh Spencer Bacon）麾下的多佛尔巡逻舰队开始在比利时海岸外建立起一道29公里长，由系留水雷和铁丝网组成的阻拦网，用以封锁弗兰德斯的德国潜艇。至5月7日，封锁完成。在布设阻拦网次日，德国UB-13号潜艇即被其中一枚水雷摧毁。随着对封锁网的改进以及加大巡逻舰队的力量，而且即便到了夜晚，这条封锁线依然灯火通明。1918年1月至5月间，有9艘德国潜艇在多佛尔水域被击毁，到9月又增加了4艘。严重的损失使德国潜艇放弃了突破多佛尔海峡的企图。到1918年，英国在美国的协助下，还制定了一项令人乍舌的计划：建立横跨挪威与奥克尼群岛之间宽达217海里水域的一条受守护的雷区。这个海域不同于多佛尔海峡，不仅宽阔，而且常有风暴，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资。但是英国海军不计成本或人力予以实施，奥克尼群岛部分由英军负责布雷，挪威部分则由两国海军联合作业，而巨大的中心部分全由物资雄厚的美军担当。这便是所谓的“北方大封锁线（Great Northern Barrage）”。
为了构筑这条海上长城，13艘美国和12英国布雷舰日夜兼程，工期从3月18日展开，一共布雷70263枚，其中美军布了56611枚。布设最后一枚水雷时，已经是战争将尽的10月24日了。总计耗资高达1918年币值的四千万美元！[24]根据不同的资料，丧于这条海上长城的潜艇不过5 到8艘，但是其心理效果还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护航制度的推广，在近岸猎杀商船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德国设计了所谓潜水巡洋舰，展开远洋破交战，这便是专门设计的U-139号潜水巡洋舰，由王牌中的王牌冯·阿尔诺·德·拉·佩里埃少校担任指挥，这种潜艇载有两门150毫米火炮，指挥塔上还有测距仪，然而实战效果并不理想。
潜水巡洋舰的远征
随着英国全面实行护航制度以及反潜技术的发展，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开始上升，并且始终未能找到一条打破护航船队之道。
认为在传统的猎场已经难以获得战果的德国海军，开始将目光移到了亚速尔群岛、美国东海岸等较为遥远的海域。由于当时“德意志”号潜水货轮成功地抵达过美国港口，于是如前文所述，德国海军对该型的7艘潜艇进行的改造或者修改工程，将其改为“潜水巡洋舰”。这种潜艇装备150毫米和88毫米火炮各两门，500毫米鱼雷管两具，备有鱼雷18枚。
从1916年开始，德国还将其46号方案潜水巡洋舰正式定型为U-139级开始兴建。虽然计划建造40艘，不过最后只有3艘竣工。这种大型潜艇水下排水量2483吨，8节时的续航力达到20000海里，水上航速为15.3节，水下7.6节，装备150毫米炮两门，500毫米鱼雷管六具，备雷24枚。首舰U-139号于1918年5月18日服役，指挥官是德国潜艇王牌中的王牌原U-35艇长冯·阿尔诺·德·拉·佩里埃少校。该艇还有一个别名为“施威格上尉（Kapitänleutnant Schweiger）”号，以纪念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的U-20号艇长。此人于1917年在U-88号艇长任上触雷毙命。5月28日服役的二号舰U-140号由波拉潜艇舰队司令科法梅尔少校指挥。该艇别名为“魏迪赓上尉”，纪念那位U-9号艇长。而6月24日服役的U-141号则既没有被起别名，也没有机会出击。
除此以外，德国海军甚至还设计过两种称为潜水装甲巡洋舰的更大型的潜艇。其中47号方案排水量达到4100吨，上层建筑侧面装甲60毫米，船体以及耐压船壳20毫米，甲板20毫米，装甲为45毫米的司令塔前后装备两门带50毫米防盾保护的150毫米火炮，还有10具鱼雷发射管，水上航速18节，10节下的续航距离为13200海里，潜航深度100米。另外一种UD-1型的排水量为水上3800吨，水下4500吨，水上航速达25节。当然这两种超级潜艇仅仅停留在计划阶段，还有大量的未解之处。
和美国海军军官正在握手的汉斯·罗泽。
1918年，当这些德国的潜水巡洋舰投入现役以后，德国海军开始将其投入对远海海域的袭击。最为重要的，便是前往美国东海岸进行远征。
对于前往美国东海岸作战，本文曾经提到过U-53号的罗泽艇长便于1916年9月到10月间实施过，而U-53并非潜水巡洋舰，是参与袭击的潜艇中吨位最小、航程最近的。罗泽艇长的最终战果为12次出击21万吨，在德国潜艇艇长的排行榜中名列第五位。与他取得的战绩相比，他的人格则更为人们所称道。前面也提到了他在商船攻击的过程中便非常富有侠义之心。1917年12月6日，他在英吉利海峡与美国驱逐舰“雅各布·琼斯（Jacob Jones，DD-61）”号相遇。在2海里的距离中，他首先开炮当即命中，随即其鱼雷也跟着击中目标，这艘驱逐舰在8分钟后便告沉没，有2名军官和64名水兵随舰沉没。由于沉没过于迅速，船上的水兵来不及发求救信号，罗泽艇长竟然冒着极大的危险浮出水面，首先收容了两名重伤伤员，并留下了相当的食物、淡水和药品，在离开战斗现场前还向附近英国反潜舰队的昆士敦基地发出SOS信号，甚至提供了详细的方位，以免让那些遇难水兵在冰冷的水中耽误更多的时间。在罗泽艇长的人道措施以及“雅各布·琼斯”号舰长巴格利（David Worth Bagley）海军少校的努力下，最后有38名官兵得以在冰海中得以幸存。西姆斯将军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们对汉斯抱有一种崇敬之感，因为他是一位勇士，在他大部分同胞纷纷逃避之时，他却敢于去承担这些风险；最可贵的是，他在铤而走险之际还能如此彬彬有礼。……汉斯·罗泽是盟军官兵时至今日还愿意与之握手为数不多的德国潜艇指挥官之一。”[25]
1918年4月14日，U-151号在艇长冯·诺斯蒂茨—耶肯多夫（Heinrich von Nostitz und Jänckendorff）少校的率领下离开基尔港，去美国大西洋海岸袭击商船以及敷设水雷。潜艇在5月21日到达切萨皮克湾，并将水雷在特拉华角敷设完毕。5月25日，它在弗吉尼亚沿岸俘获了三艘纵帆船，并在遵照捕获法的情况下将船员俘虏，并用炮火予以击沉。5月28日到达纽约后，还花了三天时间寻找并切断了两根连接纽约与新斯科舍的海底电缆。到6月2日，又在新泽西沿海接连击沉了6艘美国船并击伤2艘。但是这次造成了平民的死难，他击沉的“卡罗莱纳（Carolina）”号是一艘从波多黎各驶往纽约的客轮，虽然船上的乘客得以乘上救生艇，但是由于当晚出现风暴，有一艘救生艇倾覆造成了13人的遇难。这一天的袭击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甚至还被称为“黑色星期天”。由于美国海军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虽然四处追猎，但是始终未能将其捕捉成功。在返回途中，U-151号将追兵远远抛在后面，于7月20日成功返回基尔港。这场远航历时94天，航行距离达到10,915海里，一共击沉23艘船只共计约61,000吨，所布水雷还击沉了其他4艘。
受到U-151号的鼓励，潜水巡洋舰U-140“魏迪赓上尉”号率领与U-151号同级，由原德意志级潜水货轮所改装的1512吨的U-156号以及1164吨的U-117号再度实行远征。虽然美国海军已经有所准备，然而这次的攻击还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战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19日，U-156号在纽约附近布下的水雷击沉了13680吨的美国装甲巡洋舰“圣迭戈（San Diego，ACR-6）”号，这也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最大军舰。此外，U-156号在这次远征过程中，还击沉了35艘28097吨。但在归途中，U-156号撞上了正在构筑的“北方大封锁线”，9月25日，在挪威的卑尔根附近触水雷沉没。U-117号则击沉了27艘27494吨，U-140号虽然只击沉了7艘，但是其吨位有30594吨。
此后，U-139号在头号王牌艇长冯·阿尔诺·德·拉·佩里埃少校率领下与U-152号、U-155号又进行了一次对美国东海岸的远征，但是为时已晚。U-155，即原“德意志”号从8月出航，到达美国海岸时途中击沉了7艘船只共计17182吨，回到基尔港已经是停战第二天的11月12日了。U-152号出击得更晚。9月30日早晨5点20分起，该艇在大西洋上与美国海军的货轮“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号相遇，这艘货轮原是德国“卡米拉·里克梅斯（Camilla Rickmers）”号，随着美国参战而被接收征用。U-152号浮出水面与其展开了一场为时两小时的炮战。U-152号装备了两门150毫米火炮，而这艘5130吨的货轮也并不逊色，也装备一门6英寸和一门3英寸火炮。最后由于货轮上的炮位悉数被毁，船长麦迪逊（James Jonas Madison）海军中校也身负重伤，战斗才以潜艇的胜利而告终，U-152号将副船长与副轮机长捞起俘获，得胜离去。而“提康德罗加”号在7点45分与船上的239人一同沉没，船长麦迪逊和其他21名船员获救，这位船长事后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U-152号此外还击沉了一艘1745吨的挪威船，在海上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由于等待由地中海战线乘火车赶回的德国赴任的新艇长冯·阿尔诺·德·拉·佩里埃少校，U-139号出击得更晚。这位王牌中的王牌已经率领U-35号在地中海击沉了189艘商船共计446,580吨！还击沉了两艘1250吨的花卉级护航舰，英国的“报春花（Primula）”号与法国的“参宿七星（Rigel）”号。然而这次当他驾驶这艘最新潜水巡洋舰远航时，却遭遇了他在这场战争中遇到的最大危险。10月1日，他遇到了一支由10艘货轮组成的护航队，这支船队由两艘辅助巡洋舰护航。他连续击沉了3309吨的英国货轮“比兰兹（Bylands）”号以及2691吨的意大利货轮“马宁（Manin）”号，还击伤了2505吨的武装商船“佩思（Perth）”号。然而由于过于接近猎物，其中一艘沉船竟然压到了水下的U-139号！潜艇一时无法摆脱，被压到了150米的危险深度。最后在德·拉·佩里埃少校冷静地排出所有压舱水后，这艘大型潜水巡洋舰才终于摆脱了困境。不过，一旦浮出水面后，顿时又遭到了雨点般的炮击。于是，德·拉·佩里埃只得在深水炸弹的爆炸声中再度下潜，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潜航后，终于安静下来。等浮出水面，这才发现潜艇的“舱面已经绝望般地被搅得一团糟，甲板也翘了起来，三个潜望镜勉强被电缆拖着”。不过幸运的是，第二天U-135便俘获了一艘运载葡萄酒和水泥的小型葡萄牙帆船“卡瓦杜河（Rio Cávado）”号，恰好利用这些水泥对潜艇进行了紧急抢修，这些葡萄酒则正好可用来压惊。[26]
当然，大西洋是横渡不了了，于是德·拉·佩里埃决定去亚速尔群岛。但是，到了那里，他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敌手。10月14日清晨6点15分，佩里埃少校发现了一艘大型葡萄牙班轮“圣米格尔（São Miguel）”号，企图前去袭击，却遭到担任掩护的一艘葡萄牙武装拖网渔船“奥古斯托·德·卡斯蒂略（Augusto de Castilho）”号的拦截。这艘武装拖网渔船原为英制“精英（Elite）”号，造于1909年。航速只有9节的801吨小船仅装备一门65毫米火炮，船上也只有42名官兵，而其对手U-139号却拥有两门150毫米火炮。然而她在海军中尉德·阿劳若（José Botelho de Carvalho de Araújo）的率领下，勇敢地迎头而上。双方的炮战居然持续了两个小时，在酣战之际，“圣米格尔”号成功地撤出了战场。战斗中，德·阿劳若中尉和5名其他船员阵亡，最后船上弹药也将耗尽，人员疲惫不堪而不得不投降。德·拉·佩里埃少校释放了其余36名幸存者，将小船上的葡萄牙国旗覆盖在阿劳若中尉的遗体上，开炮将这艘小船击沉随即潜航撤离，这也成了这位艇长最后一个战果。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于11月24日进入法国港口投降。
其他一小部分潜水巡洋舰，也去亚速尔群岛以及非洲沿岸一带进行袭击。对这个海域，德国潜艇袭击所取得的战果并不大，其中U-154号在击沉5艘计8132吨的船舶后，便于1918年5月11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文森特角以西150海里的海面上被英国潜艇E-34号雷击而沉。
在这个海域，又有一支新的力量参与了护航。在巴西政府于1917年10月27日对德宣战以后，英国政府在12月21日请求巴西海军进行支援。巴西海军派遣了一支由巡洋舰“巴伊亚（Bahia）”、“南里奥格兰德（RiоGrande do Sul）”号，驱逐舰“皮奥伊（Piauí）”、“帕拉伊巴（Paraíba）”、“北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do Norte）”和“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号担任补给的辅助巡洋舰“贝尔蒙蒂（Belmonte）”号和远洋拖轮“劳林多·皮塔（Laurindo Pitta）”号组成的作战分舰队。这支舰队在弗龙廷（Pedro Max Femando Frontin）海军上将指挥下，于1918年8月23日开始以达喀尔为基地执行任务。据称，25日曾经发现一条射向“贝尔蒙蒂”号的雷迹，于是驱逐舰对其进行炮火和深水炸弹的攻击。后来，“北里奥格兰德”号驱逐舰宣称击沉了实施袭击的潜艇，不过对此并没有确认。这支分舰队一直担任达喀尔到佛得角到直布罗陀航线的护航任务，并于11月3日前往直布罗陀对地中海战场进行支援，直到战争结束。
终 结
1918年到来之后，随着美国等国家的参战，反潜技术的提高以及反潜舰艇的增加，更是由于全面护航体系的采用，德国潜艇的战果日趋减少，损失则不断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潜艇艇长中，暴虐行为也开始泛滥起来，除了残害被俘船员以外，集中表现就是对标志明显的医院船所实施的攻击之上。在1月4日，“雷瓦（Rewa）”号被U-55击沉，虽然大部分船员和病人都获救，但是这场事件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2月26日，“格莱纳特堡（Glenart Castle）”号又被UB-56号击沉，船上的153人遇难。到了3月10日，“吉尔福德城堡（Guildford Castle）”号又遭到攻击，只是由于该船及时发现雷迹才算是避免了又一场惨剧。不过，更为令人发指的惨剧则发生在6月27日夜晚。当时，正在爱尔兰南部航行的“兰多弗立城堡（Llandovery Castle）”被U-86号用鱼雷击中，正当船员设法攀上救生筏自救之时，U-86号艇长布吕默-帕齐希（Helmut Brümmer-Patzig）中尉竟然下令浮出水面撞击这些救生筏并对落水者开枪射击，致使全船258人中仅24人幸免于难。[27]
这艘U-86号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一次潜艇联合行动。德国海军为了对付护航船队，尝试以集团形式加以袭击。1918年5月，U-103号潜艇艇长吕克（Claus Rücker）上尉指挥包括U-86号在内的其他5艘潜艇进行了这次“狼群战术”的雏形行动。5月11日，U-86号首开记录击沉一艘挪威货轮。第二天，指挥艇U-103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目标，白星公司“泰坦尼克（Titanic）”号的姊妹船，当时作为高速运兵船的46358吨巨型邮轮“奥林匹克”号，但它发射的两发鱼雷都没有命中目标。“奥林匹克”号也早早地发现了这艘位于其前方500米处的U-103号，并立即用火炮加以攻击。虽然U-103号紧急下潜，但是高速驶来的那艘巨大邮轮还是擦上了其指挥塔。紧接着，邮轮的左侧推进器将这艘潜艇的船壳撕裂，U-103号便只能紧急上浮并自沉了这艘遭重创的潜艇。然而“奥林匹克”号不敢久留，直奔目的地瑟堡港而去，剩余的德国幸存者则被美国的“戴维斯”号驱逐舰收容。虽然这天U-86号又击沉一艘，其他一艘潜艇还击沉了第三艘船只，但是UB-72号又被英国潜艇D-4号用鱼雷击沉。这次联合行动并未显示出优势便以失败而告结束。
10月22日，所有在海上的德国潜艇都收到了一份电报，受命停止攻击商船，然而军舰还是属于可以被攻击的对象——德国开始准备退出战争了。在1918年1月到11月，协约国的船舶损失了1283艘计2,920,000吨，而德国潜艇则有69艘被击沉，2艘击伤后被中立国扣留，还有1艘被其艇员自沉，这是损失最严重的一年。
就在德国宣布停战的前夕的11月9日，从弗里敦驶来的准无畏舰“不列颠尼亚”号遭遇了德国潜艇UB-50号。当时前者正准备去直布罗陀和美国轻巡洋舰“切斯特（Chester，CL-1）”交接进行护航船队掩护，而后者正从地中海突围准备回国。UB-50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在其左舷爆炸，军舰顿时向左侧倾了10度之强！仅仅几分钟后，其9.2英寸的中间炮弹药库被引爆，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抢救，这艘军舰由于进水严重而不得不被放弃。虽然该舰人员伤亡并不严重，有39名军官和673名水兵获救，遇难者仅50名，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损失的最后一艘军舰，却是冠以英国的美称“不列颠尼亚”之名，而且损失的地点则是在当年纳尔逊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大英帝国统治海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古战场特拉法尔加角海域。这很难不让人感到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潜艇击沉了“不列颠尼亚”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海军航空兵却击沉了“大和”号。“大和”这个舰名对于日本而言、“不列颠尼亚”对于英国具有相当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果真有所耦合？且不管是否真有冥冥上苍在作出这样的安排，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尤其是德国潜艇的绞杀，如日中天的皇家海军统治大海的日子开始划上了句号。
日德兰海战时担任雷击舰队司令官，而后指挥整个潜艇舰队的米歇尔森少将
日后担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邓尼茨少校
开战时期德国潜艇舰艇指挥官鲍尔海军上校
潜艇王牌中的王牌德·拉·佩里埃少校，战果195 艘455468总登记吨。
潜艇二号王牌福斯特曼上尉，战果149艘391607总登记吨。
潜艇三号王牌瓦伦丁少校，战果144艘299453总登记吨。
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的U—20号艇长施威格，战果45 艘185212总登记吨，排名第七位。
与Q船王牌坎贝尔上校的决斗中获胜的UC—71萨尔茨维德艇长，战果111艘173217总登记吨，排名第十位。
拥有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等战果的U—21赫兴艇长
指挥英国本土反潜第一线的爱尔兰海岸总司令官贝利海军中将
美国驱逐舰第8分队司令陶西格海军中校（照片上已是上校）
英国反潜作战局长达夫海军少将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潜艇部队一共击沉了5,282艘商船，取得了约12,284,000吨的战果，同时也造成了超过15,000名平民的死难。德国方面付出的代价则是178艘潜艇，511名军官和4,576名水兵葬身海底。每损失一艘潜艇，便会造成大约30艘69000吨的战果，其艘数和吨位数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8倍与4倍。[28]仅仅这些潜艇便几乎将英国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赢得这场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处于可动状态的176艘德国潜艇无奈地被指令集中到英国哈里奇港，他们被协约国一分而空。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不得保有潜艇。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对潜艇的情绪也变得极为强烈。当时已经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贝蒂海军上将便认为，在战争中使用潜艇是一种破坏文明与人道法则的倾向。在战后的年月里，英国海军部曾不止一次地建议：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的潜艇应被禁止。
德国潜艇破交战统计表
然而潘多拉的宝盒早已揭开，废除潜艇的提议在华盛顿会议中便遭到了否决，法西斯意大利、日本以及苏联成了间战期间发展潜艇最为积极的几个国家。而在德国，理应被禁止的潜艇开发还在暗中进行。1918年10月2日在地中海被击沉的UB-68号艇长卡尔·邓尼茨上尉则在战俘营中苦心钻研潜艇作战方法，形成了以后的“狼群战术”。日后他成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潜艇总指挥官，将再一次在大西洋展开对英国海上航线的潜艇绞杀战。
【注释】
[1]青木栄一：ドィツの潜水艦戦略；世界の艦船，1993（9），第88—89页。
[2]希尔-诺顿勋爵等著，周国存译：《从战列舰到核潜艇》，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第148—149页。
[3]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53—354页。
[4]Corbett，Sir J.S.：History of the Great War：Naval Operations.vol.2；（London，Longmans，Green，1920），p.281.
[5]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55页。
[6]青木栄一：ドィツの潜水艦戦略；世界の艦船，1993（9），第89页。
[7]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56页。
[8]译注：这是德国时间。
[9]Thomas，L.：Raiders of the Deep；（Penzance，Periscope，2002），p.95.
[10]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593页。
[11]Preston，A.：Destroyers；（London，Bison books，1977），p.29.
[12]E.Keble Chatterton；Q—Ship and their story；（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22），p203—221.
[13]Herwig，H.H.Total Rhetoric，Limited War：Germany＇s U—Boat Campaign1917—1918.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1998（1）no 1.
[14]I'Encycloped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http://www.messageries—naritimes.org/athos.htm
[15]石源华：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的对德宣战.《军事历史研究》，1994，no.4，第98—104页。
[16]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590页。
[17]青木栄一：『シ一パヮ一の世界史2』（東京；出版協同社，1983），第220页。
[18]鲍德温著，陈月娥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第149页。
[19]鲍德温著，陈月娥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第151—152页。
[20]青木栄一：『シ一パヮ一の世界史1』（東京：出版協同社，1982），第118—119页。
[21]波特著，李杰等译：《海上力量——世界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441页。
[22]Massie，Robert K.：Castles of Steel；（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3），p734.
[23]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642页。
[24]Halpern，Paul；A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Ⅰ；（London，Routldge，2003.），p.440.
[25]Sims，w.S.：The Victory at Ses；（New York，Doubleday Page，1920），p.128.
[26]Thomas，L.：Raiders of the Deep；（Penzance，Periscope，2002），p.340.
[27]The First Battle Of The Atlantic：http://www.vectorsite.net/twsuB—2_1.html
[28]北林雄明：ドィツ潜水艦はぃかに戦つ之か.『世界の艦船』，1993（9），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