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历史车轮的“戈本”号
德国地中海分队
扼守黑海入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战略要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是一个称雄东地中海、占据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然而到了19世纪，不仅其国势江河日下，而且帝国拥有的众多民族，尤其是非伊斯兰民族更是早已离心甚远。此时的它在国际列强面前一筹莫展。虽然1856年的《巴黎条约》以及1878年的《柏林条约》中，标榜有“保全土耳其”的这个内容，但这也不过是一种将土耳其作为一种缓冲国而残存，其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将扩张成性的俄罗斯帝国封锁在黑海之内，阻止其继续南下而已。
到了1914年，掌握土耳其政权的是在1908年推翻专制统治，成功进行立宪革命的土耳其青年党政府，其中心人物是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由于这个政府具有的独裁倾向以及对非土耳其民族所进行的各种强硬的政策，所以英法等国家对其并无好感。而为图东进的德皇威廉二世则借机施加影响，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因此土耳其政府开始逐渐带有愈发强烈的亲德色彩。
当时，德国在地中海存在有一支舰艇分队，虽然主要舰艇只有两艘，但是旗舰“戈本”号为德国为数不多的战列巡洋舰之一。至于德国为何在远离本土的地中海配置以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舰队，其最初的动机是干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由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领土内基督教徒、非土耳其民族遭受的政治压迫，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等国结成联盟，在1912年10月向土耳其宣战，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不久便岌岌可危。于是，德国援引《柏林条约》，以条约国一员的身份，在11月派遣在7月刚刚就役的战列巡洋舰“戈本”号，以及5月刚刚就役的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进入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干涉，以“保全土耳其”。从德国派遣为数不多的战列巡洋舰进行海外派遣，足可以反映德国希望将其影响力通过土耳其扩展至东方的决心。在这个时期，德国还通过其他各种方法设法接近土耳其，通过所谓柏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3B政策，为向波斯湾的扩张打下基础。
到巴尔干战争结束以后，德国海军地中海分队依然继续停留在地中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支分队正位于亚得里亚海。当时由于德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三国缔结有同盟条约，一旦爆发战争，在地中海的所有三国舰队也预定在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冯·豪斯男爵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战行动。而“戈本”号的任务就是在开战后，对从阿尔及利亚向法国本土进行的海上运输线开刀。
1914年8月，地中海分队司令苏雄海军少将知道了战事将难以避免，因此他下令“布雷斯劳”号与之同行，在2日到达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在这里，他接到了对俄国宣战的通告。这样，由于俄法协约的存在，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也将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根据既定的作战计划，两舰在2日夜间出港，向阿尔及利亚航行。次日下午，对法国宣战的电文也传到了“戈本”号的通讯室。于是在4日一早，“戈本”号便对菲利普维尔（现：阿尔及利亚的斯基克达），“布雷斯劳”号则对波纳（现：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进行短时间的炮击，在给敌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后，高速向东方退避。
早在8月4日2点，苏雄将军接到海军部的密令，让两舰“前往君士坦丁堡”，因此炮击结束，便立即再度前往墨西拿进行煤炭补给。不过到10点15分，他突然发现英国战列巡洋舰“不倦（Indefatigable）”号和“不挠（Indomitable）”号正面对面地直逼而来。双方交错驶过之后，到35分英舰掉转船头，开始跟随而来。
奇妙的追捕
当时，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海军，都时刻注视着苏雄舰队的动向。拥有地中海最大舰队的法国海军，其主要任务固然是保护从北非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航线。虽说“戈本”号是对这条航线上的法国运兵船最大的威胁，可是法国主力舰却航速缓慢，要捕捉“戈本”号实在是勉为其难。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就表示过这样的担心：“‘戈本’号可以随心所欲地在260海里到350海里的战线上选择战场，轻而易举地躲过法国的战列舰队，无视或越过法国巡洋舰，突入那些运输舰群，一艘接着一艘地将那些满载官兵的船只击沉。”法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官德·拉佩雷尔海军中将在8月4日推迟了运载军队的计划，直到布置好足够的护航兵力。
当时能够与“戈本”号进行周旋的，只有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中第二战列巡洋舰分舰队中那三艘战列巡洋舰。地中海舰队曾经是英国海军中最为重要的力量，然而由于英法之间的协议，地中海的防务主要由法国海军承担。因此，当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已经度过了其巅顶时期，其主要兵力如下所示：
总司令官：米尔恩上将（Sir Archibald Milne）
第二战列巡洋舰分舰队
司令官：米尔恩上将兼
战列巡洋舰：不屈（Inflexible）***、不倦、不挠
轻巡洋舰：都柏林（Dublin）
第一巡洋舰分舰队
司令官：特鲁布里奇少将（Ernest Troubridge）
装甲巡洋舰：防御（Defence）*、*黑王子（Black Prince）、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勇士（Warrior）
8艘G级驱逐舰
奥特朗托海峡巡逻
轻巡洋舰：格洛斯特（Gloucester）
2艘G级驱逐舰
墨西拿海峡巡逻
轻巡洋舰：查塔姆
西西里以西巡逻
轻巡洋舰：韦茅斯（Weymouth）
其他有6艘G级驱逐舰、1个雷击舰中队
丘吉尔和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对地中海内存在的“戈本”号极为重视。虽然当时英国尚未参战，但无法否认的是“戈本”号可能在几天以后便成为地中海中英国海军最为强大的对手，绝不能泰然处之。而丘吉尔亲自在2日和3日子夜的几个小时内，接连对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官米尔恩将军发出的几个电文，便反映了这个心境：
“亚得里亚海口应继续监视，但你的目标是‘戈本’号，不论它驶往何处，尾随不放。宣战看来大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作好准备，一旦宣战，随即投入战斗。”[1]
不过，这时毕竟英德两国还未宣战，英国议会甚至决定，即便“戈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队也不准向其率先开火。同时，为了避免刺激意大利，英国舰艇还受命不得驶近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这事实上都捆住了英国舰艇的手脚。
这样，在夏季宁静的地中海海面上，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追逐：苏雄海军少将力图将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甩开，而英国人则竭力要在午夜之前将其保持在射程之内。“戈本”号通常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锅炉舱内一班至多工作两小时的司炉，不得不以高速连续铲煤；管子开裂了，他们还忍受着蒸汽的炙烫，有四个人甚至还送了性命。在这样的代价之下，德国舰队开始不断提速，“戈本”号的航速达到了24节，而且还拼命从早到晚地保持这样的速度。对她而言幸运的是，“不倦”号和“不挠”号的锅炉也有毛病，炉前人员又不够，于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到了21点，由于海雾之故，连英国轻巡洋舰“都柏林”号也在西西里北侧丢失了目标。8月5日，德国舰队再度进入墨西拿港，立即全力进行加煤作业。不过由于意大利人借口中立不予提供煤炭，苏雄只能从德国货船上获得煤炭，为此不得不劈开货轮的甲板和栏杆，费力又费时。格林尼治时间8月4日23点之时，英国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超过了期限，英国舰艇在公海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攻击，于是两舰在加载煤炭的同时，还将舰上的无用物以及可燃物加以处理，并进入临战态势。对所有德国水兵而言，这是忙碌的一天，而对苏雄将军而言，又是一个不断接到使之困惑消息，逼迫他进行决断的一天。
首先是同盟国意大利急遽宣布中立，并不履行同盟义务，因此根据国际法，德国舰队必须在8月6日之内出港。其次，在6日的11点，德国海军部又发来一封电报，称由于政治理由，目前进入君士坦丁堡已经不可能，因此以前的命令只能作废。这是因为根据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冯·旺根海姆男爵（Hans Freiherr von Wangenheim）的意见，外交部对海军部施加压力的结果。虽然海军部没有直接作出“禁止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命令，但如果不去土耳其，对苏雄将军而言，剩下的唯一出路便是进入亚得里亚海和奥匈帝国海军合流。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两艘舰艇要么将永远被封死在亚得里亚海内，要么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否有更好的出路呢？
从“戈本”号的舰艉看正在追击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不屈”与“不挠”号，图中人物为英国当时的地中海舰队司令官米尔恩爵士。
答案是有的！由于担任地中海分队司令也有一年左右了，苏雄少将对土耳其的政情非常精通。他认为，如果将两艘舰艇驶入君士坦丁堡，将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甚至可能将土耳其拉入德国的阵营参战。他作出的决断是，无视海军部的最后命令，按照既定的计划前往土耳其。由于当时加载的煤炭尚不足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还安排了途中的加煤船只。
8月6日17点“戈本”号离开了墨西拿，而二十分钟以后“布雷斯劳”号也随之而行。但刚刚到了18点5分，还在港外巡逻的英国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便发现了“戈本”号，于是该舰立即通报全军。
当时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官米尔恩海军上将正乘坐“不屈”号，率领着“不倦”与“韦茅斯”号轻巡洋舰自5日晚上起就在西西里岛的西部海域实施警戒，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德舰对法国的运输船只进行攻击。然而直到6月下午16点40分，他都没有接到德舰离开墨西拿的消息。[2]当在傍晚得到德舰出港的消息之后，不要说他根本没有德舰可能前往土耳其这个念头，就是根据他此时的阵位，即便德舰作出了前往亚得里亚海和奥匈帝国海军合流的决断，他也无法有效进行拦截。更何况，他麾下的“不挠”号战列巡洋舰又去了比塞大加载燃料。因此，当他得到“格洛斯特”号的报告，了解到德舰并非前往亚得里亚海，而是南下而来之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苏雄一定会冲他而来，去攻击法国运输队，便慢悠悠地一边南下，一边保持警戒态势。
而此时，在亚得里亚海门户的奥特朗托海峡，有特鲁布里奇（SirErnest Charles Thomas Troubridge）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一巡洋舰分舰队在进行巡逻，这支舰队拥有四艘装甲巡洋舰。他根据“格洛斯特”号的报告，得知“戈本”号正前往马塔潘角。8月7日0点8分，虽然没有米尔恩的命令，他还是独断地离开防守区域，前往德舰可能路过的预想航路。他的手里有四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八艘驱逐舰，而且从马耳他赶来的“都柏林”号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也暂时听从其指挥。他命令这些舰艇全速前进，力争截断德国舰艇的航路。不过到了3点50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舰艇如果在白天和“戈本”号战斗，可能因为射程不及对手而会处于不利状态，于是他停止追逐，并把这情况用无线电报通知了米尔恩，然后在希腊扎金索斯岛外游弋到上午10时，仍然盼望着米尔恩的战列巡洋舰会有一艘出现。最后他驶进扎金索斯港，准备重新监视亚得里亚海上的奥地利人。
此时的奥匈帝国也尚未正式对英法宣战，不过舰队司令冯·豪斯男爵在8月7日出动舰队进行牵制行动，一度出动了六艘无畏和前无畏战列舰、两艘巡洋舰，驱逐舰、雷击舰共十九艘的舰队，在避免和英法海军正面冲突的同时，对亚得里亚海进行警戒航行。
“格洛斯特”号依旧保持和敌舰的接触距离，到7日13点30分和50分之间，在马塔潘角附近甚至还一度逼近和“布雷斯劳”号交上了火。但是由于“戈本”号突然赶来，“格洛斯特”号只能退避，交战在短时间内便告终结。16点40分，由于米尔恩的命令，“格洛斯特”号也不得不转舵。这样，最后一艘与德国舰队保持接触的英国舰艇也已经离去，德舰的动向也完全不为英方所知了。说来也巧，在整个追踪德国地中海分队的行动中，英舰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两艘轻巡洋舰舰长为亲兄弟。“都柏林”号的舰长为约翰·凯利（John Donald Kelly），而“格洛斯特”号则为W.A.霍华德·凯利（William Archibald Howard Kelly）。兄长约翰在1936年升任海军元帅的四个月后去世。而同一年霍华德则以海军上将之衔退役，并于1952年去世。
8月8日0点，米尔恩上将开始率领三艘战列巡洋舰离开马耳他再度开始追击。还没有驶出多久，他在14点20分接到了奥匈帝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的误报，于是这场好不容易进行的追击也早早地打了退堂鼓。(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德国舰队终于摆脱了英军的追击，在进行了煤炭补充以后，驶入了爱琴海。在8月10日清晨5点在到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之时，苏雄少将不无紧张地下令打起信号旗：“派个引水员来。”
他紧张地等待着取得土耳其人的同意，以便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那天下午，德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克雷斯男爵冯·克雷森施泰因（Friedrich Siegmund Georg Freiherr Kreßvon Kressenstein）陆军中校紧急通报土耳其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希望他立即指示同意“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海峡。
虽然恩维尔帕夏在土耳其内阁中属于亲德的急先锋，但是面临如此重大的抉择，他只能首先回答说：“我不能马上决定，必须和首相进行商量。”
而克雷斯男爵则紧逼道：“可是我们希望必须能够马上发电报进行答复。”
恩维尔口沉默了许久，突然说，“让要塞批准它们进来吧。”
“戈本”号逃脱路线图
可是克雷斯男爵还是不肯放松地问：“假如英国军舰追着我们德国舰艇进来，是不是可以允许开火？”
“此事必须等候内阁的决定……”
“阁下，如果我们不进行迅速而且明确的指示，部下便难以应对”，克雷斯男爵穷追不舍，“究竟要不要向敌舰开炮？”
经过又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恩维尔帕夏终于作出了答复：“要。”[3]
就在苏雄舰队停在海峡口焦急等待土耳其人的答复之时，米尔恩麾下的英国舰队却在为了等候让他重新追击的命令白白浪费了一天又一天时间。就在此时，“戈本”号发现在海峡入口出现了两个黑点，随着接近这黑点急速变大。这是两艘以最快航速驶来的土耳其雷击舰。[4]苏雄不免又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知道来者何意，于是一边下令副炮准备，一边盯着雷击舰桅杆的旗语。
来者的桅杆上飘扬着代表“随我来”的信号旗。这样，苏雄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于是在夕阳下，“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终于随着这两艘雷击舰驶入了达达尼尔海峡。舰上的火炮都早已复位，而岸边要塞的炮也将仰角调成最低。
最初的英国军舰“韦茅斯”号到22点出现在海峡入口。这次，还是两艘土耳其雷击舰在峡口3海里处出来相迎。它们绕“韦茅斯”号一周，确认了对手的舰名和军旗，但是对该舰桅杆上飘扬的“需要引水员”等旗号予以无视，便匆匆驶入海峡。“韦茅斯”号继续抵近海峡，到了距离峡口1海里处，这时候要塞的大炮射来两发空炮发出警告，对“需要引水员”旗号则以“无法答复”相回。“韦茅斯”号不得不停船等到天明。到了第二天，“韦茅斯”号正式被通知两艘德舰已经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并被土耳其接受的消息，并且得到了不准进入海峡的明确答复。
“戈本”号突破地中海的重围进入土耳其，可谓是有史以来一艘军舰引发的最大功效。如果“戈本”号不能进入土耳其，很难想象土耳其能够如此迅速地投入德国的阵营参战。而“戈本”号一旦驶入了君士坦丁堡，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按照国际法，参战国舰艇一旦进入中立国的港口，那么必须被解除武装以及被扣留，正当土耳其当局为此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大臣忽然提出，“难道德国人不可以把这两条船卖给我们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们的到来看作是根据合同前来交货吗？”
这一句话打开了所有的僵局，而且还让土耳其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原来当时土耳其曾经向英国订购了一艘战列舰“雷沙迪耶（Resadiye）”号，而后又通过拍卖获得了一艘英国向巴西出售的战列舰“苏丹奥斯曼一世（Sultan OsmanⅠ）”号，所有的款项已经全部付清，连接受这些军舰的水兵也已经在英国等候已久。而当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用刺刀接收了这两艘战列舰，将其改名“埃林（Erin）”号以及“阿金科特（Agincourt）”号编入大舰队。这个事件早已经让土耳其人激愤不已。如今将这两艘德国舰艇的到来称为前来交货，除了在外交上打开了进退维谷的局面，既可以在土耳其国内显得顺理成章，又能对英国人没收两艘土耳其军舰吐一口恶气。于是在德国的同意下，土耳其当局当即对外宣布了这笔交易的成功。
土耳其海军总司令苏雄
在这个名目之下，“戈本”号在1914年8月10日，而“布雷斯劳”也随之在16日驶入君士坦丁堡，两舰在金角湾升起了土耳其国旗，完成了交接仪式，其中“戈本”号被命名为“严君塞利姆苏丹（Yavuz Sultan Selim）”号，而“布雷斯劳”号也命名为“米迪利（Midilli）”号[5]。虽说名为出售给土耳其，但德意志帝国地中海分队司令官苏雄少将，摇身一变成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官。而两艘军舰上的官兵，还是金发碧眼的德国人，只不过头上戴上了土耳其帽而已。
苏雄少将担任土耳其海军总司令这个意义非同小可，对以后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土耳其陆军在1913年已经处于德国将领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率领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控制之下，而其海军则还是处在英国顾问的指导下。苏雄的就任使得以林普斯将军为首的英国海军顾问团的指导也划上了句号，他们不得不在9月16日离开了君士坦丁堡。这样土耳其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已经成了德国人的囊中之物。
德国人的目的不言而喻，便是亟早促使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对此，除了要经过一系列政治斡旋之外，还必须在军事上着力，以尽快使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作好相应的准备。而当时的土耳其海军在德国人的眼里，几乎处于荒废的状态，如何提高其战斗力，就是摆在苏雄面前的一个巨大课题：例如，装甲舰“梅苏迪耶（Mesudiye）”号已有数年未搭载大口径火炮，其他舰艇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大炮可以搭载。重要的机械部件、锅炉的附属品早已经以修理或改造之名被拆卸，分布在国内外的各个制造厂里。甚至没有煤炭，没有按照规定存储弹药，对舰体的维护漫不经心。船上的防火门也大部分被拆卸扔在了工厂，各舰根本没有可供使用的无线电通讯室。由于最优秀的水手都为了接受两艘战列舰而去了英国，兵员严重不足。除此以外各舰的锅炉已经很久没有清扫的痕迹，而且修理和使用也非常粗糙，即便这些保持着就役状态的舰艇，也并不都具有立即出海的条件，更不用说战斗能力问题了。
德国地中海分队司令苏雄将军（右）在土耳其与担任掌控土耳其陆军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长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左）的合影。苏雄到达土耳其后，土耳其海军大权也落入德国之手，于是土耳其加入中欧强国的阵营也成了时间问题。
上面的说法虽然不排除夸张的因素，但是当时土耳其海军确实也是问题繁多。苏雄让德国军官分派到各个舰艇，对土耳其官兵进行培训，他们首先要克服语言障碍问题，而后还要在这个荒废状态下起步，可谓举步维艰。不过，在9月9日，土耳其海军就进行了第一次夜间航行训练。到了中旬又实施了单舰、随后又进行了编队作战训练，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将训练纳入了正轨。
对于慎重派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旺根海姆的意见，苏雄基本上予以无视，以非常急促的节奏进行战斗力的整顿。比如，在15日，便邀请德国派遣的冯·乌泽多姆（Guido von Usedom）[6]将军担任达达尼尔要塞司令。他29日就赶到君士坦丁堡，并于次日带领140名海军炮术、水雷等方面的专家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莱，对这方面的炮台进行整修和加强。所有原来英国方面制定的计划都被取消，而协约国的有关人员也都被驱赶出达达尼尔海峡地区。
土耳其参战
对于这些动向，英国方面当然不会袖手旁观。9月，海军大臣丘吉尔便向陆军以及当地的指挥官们进行询问，是否有能力攻取达达尼尔海峡。对此，陆军方面的意见是要占领加里波利半岛需要投入6万大军，具有相当的困难。而驻希腊的军事顾问团长马克·克尔（Mark Edward Frederic Kerr）海军少将则认为如果投入希腊军队，在英国海军的掩护之下，控制加里波利半岛完全有可能。不过如果让希腊参战，势必使曾经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吃了希腊苦头的保加利亚感到不快，甚至于将其推入敌对阵营，因此外交部对于希腊参战的意见并不赞成。就在英国就对策问题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论之际，土耳其的战备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提高。
当然，土耳其政府也并非一色亲德，而且一旦提及参战，即便是亲德派也心存疑虑。但是，此时苏雄少将再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除了海军部的一些行政机构、金角湾的海军工厂以及海军监狱以外，其他所有的土耳其海军设施都已经在苏雄的控制之下，土耳其舰队更是被他随心所欲地操纵。
1914年10月27日，以无线电训练和侦察为名，土耳其舰队主力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29日拂晓，在未进行正式宣战的情况下，这支舰队向俄国重要军港塞瓦斯托波尔、诺沃罗西斯克、敖德萨等进行了炮击。（这次行动可以详见黑海作战的有关章节）这样的行动虽然是在亲德激进派恩维尔帕夏等的默认下实施的，但是通过这样粗暴的方式，终于将土耳其推到了战火之中。
大多数土耳其内阁成员对这位来自德国的苏雄“帕夏”闯下的既成事实瞠目结舌而又无可奈何，毕竟由德国官兵操纵的“戈本”号就停在金角湾里。正如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Mehmed Talat Pasa）所言：“政府、皇宫、首都、他们这些人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权力，以及哈里发，都处在德国炮口之下。”[7]“戈本”号成功地“出售”给奥斯曼帝国，似乎是让土耳其人感到了一丝“体面”，但结果反而使得整个帝国成了这件商品的人质。
10月31日，俄国就“土耳其舰艇”的突然袭击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此后，英法也在11月1日继而向土耳其宣战。这场宣战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让战火向近东和中东地区蔓延开去，巴尔干诸国也纷纷卷入战争。同时，经由黑海通向俄国的海上交通线就此被封闭，俄国的进出口分别降低了95%和98%，这就注定了其经济上的崩溃，由此所造成深重的灾难磬竹难书。最为直接的便是导致了次年在加里波利的惨剧，这将在以后详细加以叙述。此外，由于美索不达米亚、苏伊士和巴勒斯坦也燃起了战火，协约国不得不将兵力消耗在这些远离主战场之处。最终，整个奥斯曼帝国也走上了土崩瓦解的道路。中东以后的那些纷争，都可谓是“戈本”号这次航程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结果。
从个人命运看来，苏雄将军在土耳其军权在握，于1916年10月29日获得了德国最高勋章——功勋勋章。此后，他在1917年返回德国后，便担任战列舰第四分舰队司令官之职。不过在他而后担任德国基尔海军基地司令官之时，港内的战列舰桅顶却飘起了革命的旗帜。而当时地中海的英国将领则辛酸多了，米尔恩海军上将于8月18日被免除了地中海舰队司令官之职并召回国退休，由此在闲职中打发了以后的海军生涯。在1921年他还著书回忆了这段令他声名狼藉的作战经历并力图为自己辩解以挽回形象。而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部首任参谋长的特鲁布里奇少将还要在1914年11月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虽然最后以无罪的判决保住了他在海军中的军籍，但是再也没有出海的机会，只能在巴尔干战线形成以后，去多瑙河指挥一支河川舰队。当然对英国内阁成员在此事件中应该负有的责任，最后则不了了之。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带着无限的懊恼坦言：
“‘戈本’号……比以往任何一艘军舰都要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8]
【注释】
[1]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104页。
[2]Milne，Sir A.B.：The Flight of the Goeben and the Breslau；（London，Everleigh Nash，1921），p.86.
[3]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50页。
[4]当属土耳其第一雷击舰分队，这个分舰队有4艘165吨意大利制安塔利亚级雷击舰组成。
[5]注：在本文中，一来为了统一起见，二来这两艘舰艇事实上并非真正由土耳其自己所能够指挥，本质上还是德国舰艇，不管是航海日志还是正式战史的记录还是船员自己的称呼还都是保持原名不变，“布雷斯劳”号沉没之后，德国方面正式在1918年11月2日才将“戈本”号转让给土耳其。因此本文中笔者依然还是使用原名。
[6]注：中国史书上曾将其名译作伍斯登。
[7]鹰扬：安纳托利亚之狼.《战争史研究》no.23：第14页。
[8]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