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晚唐是贾岛的时代”，这是闻一多提出的卓越命题。世称李商隐、温庭筠是晚唐诗人的代表，但晚唐文学的本来面目实则在于贾岛，而贾岛其人却是生活于中唐时代的韩门诗人。如此贾岛又如何催生了晚唐文学，则为唐代文学史之一大悬案。本文认为，晚唐文学的滥觞在于张籍的“闲居诗”。张籍于病痛及官场失意之境遇中所创造出的闲居诗，则成为将丰富而饶舌的元和文学扭转到枯淡而寡然的晚唐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以“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为基调的张籍闲居诗之美学理念，一方面经由姚合武功体的结晶而理论化，另一方面则引领并升华出了贾岛文学，而晚唐诗则在如此谱系之中得以孕育成型。

【汉译补注】　关于姚合的文学，由传统观点乃至今日，可以说有种误解一直被人相传流转。其误解之原点肇始于辛文房《唐才子传》之如下记述：“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于模写也。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此处所谓“多历下邑，官况萧条”，意即姚合仕途履历始于武功县主簿及万年县尉。然而当时作为京畿郊县之武功县绝非“下邑”，至于万年县则是统括大明宫在内的长安东半城，即所谓直辖大唐最为枢要之帝都赤县。而当时姚合仕途起家的京畿郊县主簿，及其后就任的赤县县尉，实则唐代士人艳羡的步入阳关大道之美差。

那么辛文房为何却将姚合履历误认为是“沉沦下邑的芝麻官”呢？其基本理由在于，元代的辛文房，对于唐代京畿郊县或帝都赤县认识并不完整，且对于唐代官制的主簿或县尉则评价不足。然而更为重要的理由在于，姚合作于武功县主簿时期之《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及其后作于万年县尉时期之《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普甸》等代表作诗篇中的所谓“多历下邑，官况萧条”，皆为对仕途郁不得志之生活故作幻想而已。即《唐才子传》作者，被姚合文学“巧妙地欺骗了”。

到了姚合时代，如韩愈、白居易等功成名就的高官那样，将美化私邸乐享生活之志得意满状写入诗中的做法，早已沦为“落伍于时代”的趣味了。姚合以标榜“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新审美意识为基准，创作着新时代的文学。姚合这种审美意识实乃脱胎于张籍闲居诗之中，正是这种实践着张籍美学观念的新时代文学，才可称其为姚合写就的“武功体文学”。而就如此谓之姚合文学，拙著《晚唐诗的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之第二部《姚合论》，可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