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隐文学的方向
自韦应物到白居易而逐渐成熟的“吏隐的文学”，的确是吸收了二人突出的文学成果，但是这却并不是这二者特有的文学形式，而是代表了时代氛围或文人官僚志向，并提供了明确式样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样理解才比较得当。
回顾来看的话，区分韦应物与白居易“吏隐”的重要契机，还在于其实现隐的生活的“场”的各不相同。对于韦应物来说，那是刺史的郡斋[63]，并以所谓幽居那种宛如隐者一般的禁欲式的生活为目标。而相对于白居易来说，那是从左迁之地江州香炉峰下的草堂开始、到长安新昌坊宅邸、再到洛阳履道里宅等，其全部都是白居易自己所营造的。即白居易的“隐”的场，作为自己的所有物，是随着自己的兴趣而被吟咏被营造出来的。对白居易而言，那是要在自己所有的空间里实现“隐”，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营造上经济实力的根据，还贴付有要满足自己审美标准（甚或言之，与友人相互攀比作为其审美成果的庭院的精美程度）的欲望。——与此不同，韦应物“隐”的场，是借用寺院或郡斋等现成的场所，是一种不夹带自己私人物品的朴素而禁欲式的空间。而两者的“场”的差异，应是与作为目标的“隐”的差异相对应的。
如上所述，韦应物与白居易的吏隐之间虽互有不同，但二者在吏隐上仍有共通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反倒值得关注。所谓吏隐，是在安史之乱后贵族们没落的形势下，在那些实现了出仕为官的所谓“下级士人阶层”在形成自我固有文化的过程中，应然且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要是说句大话，那些成为后来科举官僚们象征的文人教养或文人趣味，也是以吏隐为温床而培植起来的。而政治上的避讳以及对简素质朴的偏爱，则是那些文人式教养的内在实质。）
从贵族时代，再到科举官僚时代，中间夹着安史之乱，社会中枢的骨干阶层则轮换坐庄，这就是所谓中国中世纪史的一般共识。当然，关于贵族的定义本来就很困难，而且安史之乱后随着贵族通过科举而出仕为宦的现象越来越显著，贵族也就无法再单纯地概念化了。然而，作为一个大致的标准，所谓贵族，除了官僚所得的收入（官俸等正规收入以及还包括外快等非正规收入）以外，还持有本族聚居地中所修建的庄园等可供传世的经济基础，相较于此，科举官僚则仅仅依据前者即官俸而已，贵族与科举官僚之间即可截然分开了。而在安史之乱以降，这种科举官僚抬头的时代到来了。
科举官僚主要是以官僚所得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此，高官（例如五品官以上）在得到足够高的俸禄之前，他们大抵都是靠租借房屋来生活的。白居易购入新昌坊宅邸的时间是在五十岁在任尚书主客郎中（从五品上）之际（长庆元年）。张籍从居住了十余年的延康坊租屋到移居靖安坊的时间是长庆元年（821）的早春、在其五十六岁就任国子监博士（正五品上）前后[64]。韩愈购入靖安坊宅邸是在五十岁任刑部侍郎（正四品下）之际（元和13年），或在其前一年[65]。顺及，韩愈五十一岁在刑部侍郎任上时所作《示儿》一诗中吟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此有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他夸耀地讲述自己辛勤三十年之后终于能购入住宅，是在给新晋科举官僚讲在长安拥有私邸有多么困难，这段话即可引读为资料。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元宗简就任侍御史（从六品下）之际就可购入升平坊私邸，可算是相当早的私邸一族了。白居易在《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作于元和十年）一诗中就以艳羡的口吻吟咏了此事，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科举官僚大举进入社会中坚阶层的时间是在元和时期。以上述数人为例，他们为了私邸而能从容地在营宅建邸上花费心思的时间，可以估计这可能会是在他们就任高官飞黄腾达后的元和十年以后了。在那个时期，白居易停止了创作讽喻诗，韩愈、柳宗元、元稹则从富有挑战性的古体诗创作，转向了追求日常生活题材的近体诗创作上，而这之所以可谓正值元和文学的大拐点[66]，也并非偶然。
元和时期的科举官僚们，他们在升任高官购入私邸的时期，各自都开始考虑如何充实地度过公务余暇。而有一个人占据着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央位置，他不仅继承了韦应物创始的吏隐思想，还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闲适的思想，并且在其中创立了闲适诗这种新的诗歌类型，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从韦应物所谓幽居的禁欲的世界到白居易所谓闲适的愉悦的世界，同时从幽居之诗到闲适之诗推移的过程可以看出，不用说白居易经营长安新昌里宅或洛阳履道里宅之例，仅是作为实现闲适生活场地的自宅的经营就已然成为重要的契机[67]。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他们进入科举官僚政权中枢，以及随之而来他们的特权化与富裕化，则进一步助长了这个趋势。而中唐时期吏隐思想的成熟与闲适文学的成立，也必须要放在这个大趋势中去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背离了这种大趋势的文学，即使其诗歌题材中包含有“吏”和“隐”的要素，称其为吏隐文学也未必得当，至少，也与唐代后期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吏隐”不相对应。
回到姚合武功体文学来看的话，其中丝毫没有富贵的迹象。寓居武功县或万年县的县斋，原本就并非似那极尽豪奢且精美打磨的生活空间。晚年在任左谏议大夫（正五品上）的《暮春书事》诗中（参照前节），所谓“穷巷少芳菲，苍苔一径微”（贫家中连春花都很少开放，只有一条苔藓长满的小径），从将自家描写得更为贫穷这一点来看，也是在继续与富贵无涉的生活方式。这样刻意地回避富贵，明显与唐代后期自韦应物到白居易发展而来的吏隐诗的方向背道而驰。
然而，所谓吏隐，原本就以“接受出仕为宦”为前提，借用蒋寅的话语，即同时确保“吏的富贵”与“隐的自由”的方法。但是姚合的武功体，对上述二者都诉诸不满，是一种期望辞官归隐的文学。这样的姚合文学，不仅与唐代后期吏隐诗绝不相同，而且与吏隐当初的起点也不相一致。要理解姚合的武功体，不是置放于吏隐诗的谱系中，而是必须要放在别的谱系中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