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尉——武功县主簿之后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来。姚合于长庆三年（823）春免去武功县主簿，当年秋季就任万年县尉[43]。
万年县尉如前所述，是处于精英路线正中央的官职。姚合以此众人艳羡的万年县尉为跳板，继而荣升为监察御史。众所周知，监察御史乃通向高级官僚的成功之门（参照注释7），而自此以后，姚合的官场履历就沿着理想道路顺利前行了。
姚合在万年县官舍曾多次召集诗友们前来举办诗会。下面就来介绍一首作于诗会上的作品（诗歌大意参照前章《呼朋唤友的姚合——姚合诗歌集团的形成》）。
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甫甸
姚合
县斋还寂寞，夕雨洗苍苔。
清气灯微润，寒声竹共来。
虫移上阶近，客起到门回。
想得吟诗处，唯应对酒杯。
在此姚合将万年县官舍描述成宛若一个偏僻乡村的角落。第一句写道，“这里万年县的官舍也与以前的（武功县）官舍一样令人寂寞”。第二句到第六句，姚合就将官舍的寂寞情景描述了出来。例如夜雨打湿了苍苔，而苍苔在诗中总是一种填补在人迹罕见寂寞一角的景物。
重要的是，这首诗所描写场面的地点。若无诗题中“万年县中”的提示，读者一定会将此处当作是某个穷乡僻壤小县的官舍吧。而实际上，万年县实乃管辖长安城内朱雀大街以东的东半城的京畿要县，大明宫与兴庆宫一带亦皆属其管辖范围。在唐代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县中，万年县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个县。其政厅所在的宣阳坊，毗邻东市，且其北邻的平康坊是被唤作“北里”的有名的闹市。政厅也临近兴庆宫与皇城。一句话，万年县政厅位于长安街区的正中央，在当时再也没有比其更繁华的地方了。所以需要意识到的是，万年县官舍位于宣阳坊。然而即便如此，姚合仍然将其一成不变地描写成宛如武功县一般偏僻寂寥。
那么，对于由“贫、边、老、病、束、倦、隐”所设定了特质的武功体来说，这首诗距离武功体还有多远呢？
此诗也具有由主人所召集的诗会诗歌的特点，因而也就抑制了自身“苦贫”“老病”等怀才不遇或郁郁寡欢等题材。但是诗中特别醒目的是，隐蔽了其官舍场所位于都城中央这一点，结果“偏僻”的因素就得到了强调。而正因为这一点，姚合也就将众人艳羡的管辖长安都心的万年县尉这一美差，隐蔽了起来。如此这般，姚合摒弃了自己坐拥美差的事实，反而宛若一名隐者在其寒舍中与诗友之间一次次地尽欢布衣之交，就这样，姚合创作着自己的武功体诗歌。
所谓的武功体，是通过“贫、边、老、病、束、倦、隐”等契机，剔除“中央、权力、富贵”等属于“官”的逻辑，即实现了脱“官”化叙述空间的一种风格。将目之所及的所有景象，都布置于世界偏僻一隅，这就是姚合文学的美学，是完成于武功县主簿时代的“武功体”的特征。姚合正是用这种武功体来描写位于长安中心的万年县官舍的情景的。
下面来读一首万年县尉卸任时期（宝历元年秋？）的诗篇。与姚合唱和的张籍的诗作，亦引用在此作为参考。
寄主客张郎中
姚合
年长方慕道，金丹事参差。
故园归未得，秋风思难持。
蹇拙公府弃，朴静高人知。
以我齐杖屦，昏旭讵相离。
吟诗红叶寺，对酒黄菊篱。
所赏未及毕，后游良有期。
粲粲华省步，屑屑旅客姿。
未同山中去，固当殊路岐。
（大意）人老了才开始追随老庄，但金丹却炼得不尽如人意。归隐故乡的愿望尚未实现，每当秋风初起，思乡之情令人不堪。虽说公务愚钝而被官厅开除，幸而性喜纯朴而得高人（张籍）相知相伴。因为自己与先生心心相通，早晚又如何能够相离呢！我们一起在长满红叶的寺庙吟诗，在种满黄菊的篱笆前饮酒对酌，现在我们无法诗酒尽欢，那就留待日后再相聚吧。先生威仪粲然官拜尚书省高官（主客郎中），而我现在还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虽想与先生一同隐遁山林，但仍尚不可期，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就只能与先生歧路而行了。
答姚合少府
张籍
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
为客烧茶灶，教儿扫竹亭。
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缾。
阁下今遗逸，谁瞻隐士星。
（大意）阁下因生病而辞去了赤县万年的县尉，桌子上的丹经道书仍然打开着。我去拜访贵府时，阁下还亲自为我点茶，并让贵公子打扫竹亭来接待客人。阁下写好了诗篇，就补记在诗集中，酒喝完了，空瓶就横倒在那里。要说阁下您现在才是闲居之身啊。而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瞻仰到阁下皎若明星般的隐士风范呢。
姚合于宝历元年（825）晚秋辞去了万年县尉。经过半年多的守选（待命就任）之后，次年四月官拜万年县尉之后的监察御史[44]。姚合的卸任，如果他自己的说法可信的话，是任期途中因身体健康不良而辞任的。关于万年县尉退任的经纬，可见如下郭文镐年谱。
宝历元年晚秋姚合作《寄主客张郎中》，则所云“蹇拙公府弃”即指去万年尉，其诗又云“年长方慕道，金丹事参差”，与张籍《赠姚合少府》“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相合，故二诗为一时之作。《赠姚合少府》，“赠＂，《全唐诗》注“一作答”，按：当作答。姚合宝历元年晚秋已辞万年尉，逆推之，以疾长告在夏。
姚合诗中“蹇拙公府弃”一句，指的是万年县尉退任一事，这倒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其卸任的经纬。郭文镐以张籍“病来辞赤县”为据，认为姚合因病辞任。可是，姚合并非是任期中途辞任的，他以病为由提出了长期休假的请求，而郭文推测是到了病假百日期限的那一刻，依照规则就会按自动离职处理。这就是郭文镐的解释，即宝历元年夏季提出长告，而当年晚秋卸任。
然而，这里有必要考虑一下另外一种可能性。郭文镐可能是不加分析地过于相信姚合与唱和的张籍两人诗句的内容了。如果“蹇拙公府弃”（公务愚钝而被官厅开除）是真有其事的话，那又如何能够荣升到下一个令人艳羡的监察御史这样的清贵之官呢？而且如果真的是再加上生病的理由、而请辞“病来辞赤县”（因病而辞退了赤县要职）的话，监察御史这样繁重的职务又怎么可能任命姚合来担当呢？
考虑一下就会知道，姚合从初次拜官的魏博节度从事时期开始，就已经在诉说自己因老病而身体不适。继而在武功县主簿时期，又以老病为基调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为代表而创建了武功体文学形式。要提请注意的是，姚合诉说身体不适的那些诗作，正是他一流的“文学表达”。关于与张籍唱和诗篇，也同样要解读成为姚合的“文学表达”，并以此来与张籍的“病来辞赤县”相呼应。这样的理解才应该是合乎条理的。
姚合卸任万年县尉之后，历任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等“宪台”要职。而这些官职既是美差，又可谓公务繁重，然而这些职务姚合全都干到任期届满为止。此外，他还历任了金州刺史、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等地方大官，最终以六十六岁高龄而寿终正寝。要看到姚合未必是蒲柳之躯。姚合于宝历元年秋致仕万年县尉，本文认为既未流于懒惰、也非因为疾病而卸任，而是顺利地干满了全部任期。而假如姚合真的因身体不适而于此时提出了长假休息，那也可以看作是对于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的健康变动范围之内的一次正常休息罢了。
总之，将姚合的《寄主客张郎中》一诗，按照武功体作品来解读是适当的。而“蹇拙公府弃”一句，则可以看作是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屡屡表述过的对职务倦怠的情绪，更以受虐性的形式而加以放大后的结果。再看放于诗篇开头的“年长方慕道，金丹事参差。故园归未得，秋风思难持”这写出归隐心绪的四句诗，其中所表达的心情与其说是在职中途憾遭开除的那种人所熟知的愤懑或惭愧之情，倒不如说显示出了一种生活恬淡而富于情趣的内心世界的从容淡泊。由此才会在“蹇拙公府弃”之后又会出现一句“朴静高人知”（自己淡泊的性格，会有高人即张籍来理解的）这样自我肯定的诗句来。
另外，串联起这四句的归隐希望，也并非是突然出现在这个时刻的突兀之念，而是应该会让人想起与那些数年之前魏博从事时期的“学佛宁忧老，为儒自喜贫。海山归未得，芝术梦中春”（《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或“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从军乐二首》其一）等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诗之所以诉说自己老病、写出职务倦怠、述说渴望归隐，并非是在交代姚合由于特别事件（如因职务怠慢或卧病不起而遭免职）而辞去了万年县尉，而是在说明正是这些“老病”“倦怠”“归隐”等要素才是姚合文学的特色所在，换言之，正是这些意象才构成了姚合武功体文学的特征，而这对理解姚合及其文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