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的无记名性作品的特征——与李白的比较
将张籍诗歌中无记名性的特征与李白相比较来看的话，会很有效吧。
李白的文学以一般化与典型化为特征，杜甫的文学则以特殊化与个别化为特征，二者具有正相反的风格。相对于李白以拟古乐府见长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无记名性的作品，杜甫则除了《前出塞》《后出塞》等少数例外作品以外，几乎未作什么拟古乐府，而代之以直接与自己见闻的时事相对应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新乐府先驱性的作品，可见二者差异之显著。[72]
关于李白论或李杜比较论的详情，自待他文详述，本文中下面要来读李白几篇无记名性风格的作品，并理解其特征的概要。
早发白帝城
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旅夜书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
李白的诗作于由白帝城放舟顺三峡而下之际，杜甫的诗作于穿过三峡之后驶向江陵之际。当然，两首诗都是各自代表了诗人诗风的名作。那就先来简单地整理一下吧。李白诗中几乎没有包含关于李白自身的信息。本诗或为其早年即二十四岁出蜀时所作，或为晚年五十九岁豁免于贬谪夜郎而归江南之际所作，但皆因缺乏明证而已被议论良久，也是因为作品中包含的具体情况非常有限。近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很受关注，虽然其字的解释已成定论化，但是即使按其解释，这首诗创作背后的夜郎贬谪及赦免这个所谓李白晚年的一大事件在作品中却未留痕迹，而这一点就不能不说是这首诗的一个特征。总之这首诗创作时并未反映出当时李白的具体情况，是属于无记名性风格的一首作品。而作为其结果，读者也不再深究李白生活的细节，而是重在读出并玩味作品中“下三峡”的畅快。
与此相对照杜甫的诗歌，却深深地刻印上了杜甫自身的具体情况。从“细草微风岸”开始便知时节正值春季；由“星垂平野阔”可知场景发生在渡过三峡之后缓流平原的一段长江之上；由“名岂文章著”可知作为文官荣华富贵的希望受到挫折；而由“官应老病休”可知因老病而不得不放弃任官；最后“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一句就可详细了解到，杜甫此时处于流浪的境遇之中。总结一下的话，这首诗可以确定是大历三年春杜甫五十七岁之际，他带病从夔州下三峡，在到达江陵之前所作的作品[73]。——从上面可以看出李白、杜甫诗风的差异。读者在李白诗中，读到的是轻舟下三峡；而在杜甫诗中，想到的是杜甫所处的境遇。李白的诗歌中，由于舍弃了李白个人的细节，就能理解任何人都能共有的其典型化了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杜甫的诗歌中，倒不如说是因为诗歌紧贴杜甫自身的情况，而成功地使个别情况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高度。二者的差异在于记名性浓淡的不同。
下面再列举几首李白的代表作吧。
山中问答
李白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
李白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这三首诗，记名性也很稀薄。三首诗各自描写了对山中隐遁的心绪，对年老的哀愁，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但是作诗时李白处于何种境遇却无法详查。
三首诗其中，《静夜思》收于《乐府诗集》卷九十的《新乐府辞》，同题之诗除了李白此首却别无他作。《某某思》虽是乐府系列的命题法，同时也是认定新乐府辞的一个根据吧。更何况，这首诗采用了并未直接反映作者李白个别性体验的无记名性手法，这也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然而不管怎样，认定《静夜思》是乐府（新乐府）的是后世的郭茂倩，可以认为，李白仅在作此诗之际是并没有所谓要以新题乐府来作诗的意图的。李白诗的底色，并不限于《静夜思》，其他诗歌大约与此相似，还是确认无记名性的更为重要一些。
李白这样的诗歌，试着总结一下的话，是一种为了在舞台上来歌唱的诗歌。而李白本人就是那个站上舞台面向观众来读诗的演员，或者是那位歌声朗朗回响在舞台上的著名歌手。李白站在舞台上并不是一个只顾着说自己的乡巴佬，而是即使走下了舞台回到朋友中说起来也是很优雅的。无论如何李白一定是将可示于人的自己那部分给别人看，并与不可示人的自己那部分相互区别开来。李白即使是在唱《静夜思》这样一人独自浅声低吟的诗歌之际，也是想象着自己登上舞台、而台下观众则在注视着自己。
李白的诗歌一般所显示出来的记名性程度很低，这其实意味着他的文学是建立在区分为可示于人和不可示人的截然分开两段的基础之上的。若以《山中问答》为例，即是哪座山，又是经过如何的过程而进山的，而现在在山中又是如何生活着的等，这些都不是应该可示于人的信息。而要说明剩下的部分的话，李白自己是知道的，即反倒是此诗所要描写的东西却变得看不见了。
张籍这一批诗歌，都是以无记名性为特征的。但那看来却与李白的特征恰恰方向相反。如果说李白的无记名性诗歌，是以剔除多余的部分而追求轮廓雕刻得更为鲜明而醒目的话；张籍的无记名性诗歌的手法则是通过自己走下舞台而使得先前看不见的变为更可见的一种手法。如果说李白是自己将欲示于人的更高地张扬出来；而张籍则是自己亲自走到近前，使得低处不显眼的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张籍诗歌所描写的对象，并非是那种“雕刻得轮廓深刻而鲜明的事物”，既并非是英雄性的，也并非是剧场性的；即并非是作为特别事物而受到强调的，而是要将存在于那里的平凡事物就那么原模原样地描写出来。被张籍的无记名性诗歌所描摹出来的，不是惹人注目的，而是那种好好一看的话，存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普通事物。如果可以允许说得更为断定一些的话，张籍的文学是那种在对所谓个性感到审美疲劳之前，就憧憬着歌谣的优美性与丰富性的一种文学。张籍的风格是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