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派、白居易派、贾岛派的鼎立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作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闻一多《贾岛》，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关于元和（806—820）、长庆（821—824）年间即所谓中唐后期的诗坛情况，通行的主要文学史都放在以韩愈与白居易各自为中心的诗人集团的两极对立之中来加以说明。但是闻一多却指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第三极即以贾岛与姚合为中心的诗人集团也是存在其中的。闻一多的这个指摘即使放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可谓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文学史上的主张。

可是闻一多的这个主张中也有一些是必须要谨慎推敲的地方。其中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以同时平行的视角来分析韩愈派、白居易派、贾岛派的文学活动这一点。下面就此先来继续听听闻一多的解释吧。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溷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我们已经明白了；……”（闻一多《贾岛》，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在这里闻一多是以诗人年代间的对立来说明诗坛情况的。然而刚好就在老年孟郊诅咒这颓废的世道、中年的白居易为社会改良而碎心的时候，青年贾岛和姚合等人却在背向社会而耽于作诗，闻一多的这些记述可以说倒未必正确。无论韩愈还是白居易，通过元和、长庆整个时期都在持续着旺盛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也是事实。然而，这二十年的时间，我认为却应该区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吧^[2]。如果将贾岛等人加入诗人行列的时间视为在元和十年（815）前后的话，经过了孟郊的辞世（元和九年）、白居易左迁江州的政治上的挫折（元和十年），文学上主要的关切早已不再是社会改良了。附带说一句，元和十一年李贺也辞世了。即元和、长庆之间虽然的确是存在着韩愈派、白居易派与贾岛派等三派的文学活动，但是三派的时期并不相同，即并非是一个三派同时鼎立的局面。韩愈与白居易于元和十年以降仍然健在并持续着文学活动，而按闻一多所言之意即韩、白已不在文坛上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了。而以贾岛派的活动来替代上述二者也是从这个时期才真正开始的。不用说闻一多当然也是知晓这个事实的。但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却为何仍如此执着于记述三派鼎立之势呢？其间缘由却不得不问。

恐怕其缘由有二吧。第一，是因为需要大书特书贾岛在文学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根据过往文学史的记述，由于贾岛与孟郊一起被归类于韩门诗人，在韩愈派与白居易派之间对立性描写的那种文学史的传统公式中，并无法将贾岛定位为第三极的势力。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将贾岛从韩门（特别是孟郊）派中分离出来，且必须尽可能地将其置于三派对立性的构图当中。而为了造成这种印象，则有意不设时间差，反而将三派的同时性推到前面来，如此一来才更加有效。

第二，是想要强调“无力青年（社会上的未成年人）的存在”与那些既已及第为官并巩固了地位的中老年之间存在着对比。在“科举＝官僚制度”支配的传统中国，无论切开哪个时代的断面，都会有因科举落第而“没有发言权的青年”与因科举及第而“掌握发言权的中老年”之间矛盾的存在。而正如闻一多所指摘的那样，那才是传统中国的社会弊病之所在。为此，使得没有发言权的青年贾岛们与孟郊、白居易共存于同一时代的做法就很有效。

但是，这两点都是闻一多自己将所思考描绘的构图逆向投射在文学史上的结果，而在事实上却就未必正确了。就今后的贾岛研究而言，这一部分就必须要精心阐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