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与白居易的闲居诗
本书将张籍在意识到自己处于离开公务状态时所作的诗称为“闲居诗”。然而本书之所以并未以文学史上更加通用的术语“闲适诗”来称呼张籍的上述诗歌，是因为本书认为张籍的诗歌应该与白居易的所谓闲适诗区别开来对待。
大家都知道，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认为诗歌应该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三类[23]。而对其闲适诗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因而本书并无意去添加新的见解。本书只想从以往的议论中整理出几个要点而已。
第一，所谓“闲适”是“闲”与“适”的一个复合概念，而“闲”指从公务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而“适”指心身都很舒适惬意。
第二，白居易的“闲适”被认为是一种对《孟子》的“兼济、独善”中所谓独善的一种文学实践。即将“兼济、独善”置换了白居易文学活动上的“讽喻、闲适”。
第三，这里可否引用川合康三的说法，即“然而对于白乐天将“闲适诗”与“独善”结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是否曲解了《孟子》的意义而显着很勉强呢？《孟子》“独善”的意思应该是指在自己处于人世间无法积极行动之际而来加强自己的修养。但是白乐天的“独善”与“闲适”的内容是指在与世无争之际，享受并品味自己一个人的私生活，而其中白乐天“独善”的意义相较与《孟子》就明显发生了错位。《孟子》的“兼济”与“独善”在二选一的情况下都无法实现两立，而白乐天的“讽喻诗”“闲适诗”讲的是公私有别，能够同时分别使用。白居易确实在置身为官的同时还是作着“闲适诗”的。将《孟子》曲解到这个程度，还在引用“兼济独善”，就可看出对闲适诗意义的解释该有多么困难。”（川合康三《白乐天》第146页，岩波书店2010年版）
韦应物的幽居诗被视为白居易闲适诗的先驱，下面关于韦应物的幽居诗，将放在与白居易、张籍的异同比较之中来简单地做以论述。为考察论述方便起见，这里事先就孟子、韦应物、白居易三人而言，将上述第二与第三个论点进行一下逻辑图式的整理，则如下所示。（请与《姚合“武功体”的谱系》一章第四第五节结合起来进行参照。）
【孟子】 顺境→出仕为官→兼济
逆境→辞官→独善
【韦应物】出仕为官→富贵·损害天性
辞官（幽居）→贫贱·保全天性
＊在韦应物这里，出仕为官的顺境与逆境都作为自己的外部问题而后退到次要的定位上。
＊出仕为官与辞官是人生中一对不允许共存的对立关系，被迫要进行二选一的决断。
＊对后期韦应物（滁州刺史以后）来说，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对立已后退了，他追求一种在做官的同时而采取幽居之实（保全了天性）的“吏隐”做法。
【白居易】顺境→仕官→讽喻（兼济）·闲适（独善）
＊白居易只有顺境的情况，至于逆境仅限于例外的两段时期（下邽服丧时期、江州司马左迁时期）
＊讽喻与闲适，日常生活中二者共存，做官的同时也能够在公私时间的分离中和谐共存。
＊后期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之后）“讽喻”本身就从上图中消失了。
韦应物叙述幽居（处于官的逻辑之外的隐者的生活）之情的诗篇，即所谓的“幽居诗”，能够分为赴任滁州刺史之前的前期与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的后期两个阶段（关于幽居、闲居、闲适的异同，请参照《姚合武功体的谱系——尚俭与慵懒的美学》一章）。
前期的幽居诗指的是，在出仕为官与辞官不做之间二选一，辞去官职后所作的诗篇。即“出仕为官与辞官”的关系是一个在士人内心身处的尖锐对立的关系。韦应物将出仕为官视为一种损害人性而应该回避的状态，即使以失去富贵（官俸与尊位）为代价，他也是期望辞了官职去幽居的。
关于韦应物的出仕为官与辞官之间的对立，其实在其早年任职洛阳丞之际就已显露苗头了。
任洛阳丞请告一首
韦应物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
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
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
（大意）四角的凿子插不进圆孔，笔直的木材做不了弯曲的车轮。材料各有各的用途，而适得其反就只会招致苦痛。当个官差整日低头哈腰，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而就算落得个无米下炊井水自饮的下场，那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嫌弃的苦日子。我交上了休假申请，随意躺在空荡荡的家里养着病，与世俗尘杂一刀两断。游在河里的鱼儿同族嬉戏，飞在原野上的鸟儿成群栖居。一想到我家的族地世代位于长安南面的杜陵之下，不可抑制的望乡之情就油然而生。而看看眼前，晴空万里，嵩山高耸，雪晴暖日，洛阳春早。乔木虽尚未发芽但灌草日日可见新绿。我这里著书立说又是何苦呢，不如到东面的田地里去干干农活儿吧。
这里明确提出违反自己本性而出仕为官是一种苦痛，向世间宣告置身于官场不自由的境遇并非乃自己应为之事（“反性生苦幸……折腰非吾事”）。如此一来，韦应物的确以告病为由辞去洛阳丞（“休告”），独卧空馆而幽居起来。对韦应物而言，出仕为官与辞官幽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在个人生活中无法使其双方优势共存的互相排他的关系。如果要想取得幽居的自由，就只能斩断对官场富贵的期待。
虽说韦应物将辞官视为一种夙愿，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却并没有蔑视官僚职务本身。不如说他正是由于重视其职务，才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堪官务重负。
对韦应物来说，未能贯彻执行官职应有的要求，对于“旷职”“素餐”的自己而深感惭愧。为此韦应物创作了一组叙述这样惭愧之情的诗篇[24]，这个情况值得重视。
①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
韦应物（京兆府功曹参军时期）
对此嘉树林，独有戚戚颜。
抱瘵知旷职，淹旬非乐闻。
……
（大意）我一边眺望着这美丽的树林，一边独自沉溺在悲伤之中。自己因病而懈怠职务已有十余日之久，其实我却并非在享受什么闲暇时光啊。
②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
韦应物（高陵令时期）
却足甘为笑，闲居梦杜陵。
残莺知夏浅，社雨报年登。
流麦非关忘，收书独不能。
自然忧旷职，缄此谢良朋。
（大意）我的脚不好，无奈被人笑话。我闲居在家，怀念自家杜陵下的族地。耳边听见过了季节的莺儿的叫声，就知道夏天才开始不久。而春耕祭祀时下了一场雨，今年的大丰收令人期待。而我疏忽大意让大雨冲走了收好了的麦子，这个下场也并非我忘记了麦收农事，也并非因为像后汉高凤那样埋头学问而忘记一切。我就这样将懈怠职务的惭愧心情赋于诗中，以告诸君吧。
③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
韦应物（滁州刺史时期）
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
……
（大意）我即使从事着滁州的治理工作，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业绩。这样不就是尸位素餐吗？我心中不安啊。
④寄李儋元锡
韦应物（滁州刺史时期）
……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大意）我体弱多病，怀念起故乡的田园来。听说村里还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我在这里收受俸禄实在有愧。
对于韦应物来说，出仕为官从事吏务与辞官幽居在家（或闲居）是一对对立的关系，在为官的同时却离开吏务，就是旷职（懈怠公职）；尽管如此却还依旧留在官位上领受俸禄，那就只能是尸位素餐了。即对韦应物而言，如果要实现幽居的话，是必须要辞去官职的。而韦应物的幽居，正是在如此毫无退路的二选一的关头、放弃官场富贵之时而开始获得的一种境遇。
然而，即使对于这样的韦应物来说，从以刺史出任地方大员的时期中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得以开始摸索方法，使其仕官（吏务）与幽居二者在自己生活中实现了共存。
建中三年（782）夏，韦应物从比部员外郎调任滁州刺史。其生年若按开元二十四年（736）来算的话，其时三十七岁。从滁州时期开始，韦应物诗中可以看见他依旧惭愧自己“尸位素餐”的诗篇，而另一方面，刺史在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歌咏为了自己而享受私人时间的诗篇，即所谓正值过渡期的时期。而且韦应物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摸索中，也使其后期文学特征的“吏隐”思想日臻成熟起来。
答杨奉礼
韦应物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宾。
不见三四日，旷若十余旬。
临觞独无味，对榻已生尘。
一咏舟中作，洒雪忽惊新。
烟波见栖旅，景物具昭陈。
秋塘唯落叶，野寺不逢人。
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
高天池阁静，寒菊霜露频。
应当整孤棹，归来展殷勤。
（大意）我带病赴任山中滁州太守，因而得以与嘉宾相会。仅仅与你数日不见，就觉得如同过了百余日般寂寞。一个人喝酒也无味，客人坐的椅子上已蒙上了灰尘。一读起你写的《舟中作》，就宛若天空飘起了清莹的大雪。而你泛舟旅行的样子，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你写的景物也都详尽细致。而说到我自己，能看到的只有漂满秋堤的落叶；自己去了寺庙也碰不见一个人。写的报告是给朝廷官员看的，而闲暇时间里我才为自己润笔研墨。天空秋高气爽，池畔的楼阁静静伫立，菊花开放的时候，霜露也常布满楼阁。我一定要准备一叶扁舟来隐遁起来，要向你好好说说我对你的敬慕之情。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一联。“白事”是指向中央写的报告，执笔向朝廷提交的报告，这是刺史的吏务。而从这种吏务中被解脱出来的时间即为幽居（闲居），而且在此时间韦应物则尽情地倾心于诗文创作。他将一个人的时间按照公私有别而分离开来，结果他反而可以做到不必辞官、也不必损害自己的本性就可以两全其美。不再从出仕为官或辞官中二选一，做着官的同时却能确保一片不进入官的世界。这样的吏隐的思考方法，使得后期韦应物的文学从非此即彼二选一的紧张感，转变成为二者兼可的轻松包容。而末尾所添写上的归隐夙愿，就不再是如前期韦应物诗歌特征那样的一种包含迫不得已的辞官与隐遁的决断，变成应该可见的一种心平气和的荡漾。不管怎么说，此时的韦应物一边做着官，一边已经在尽情地享受着所谓“秋塘唯落叶，野寺不逢人。……高天池阁静，寒菊霜露频”这样一种闲静的风景了。
郡内闲居
韦应物
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
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
永日一酣寝，起坐兀无思。
长廊独看雨，众药发幽姿。
今夕已云罢，明晨复如斯。
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
（大意）我独自幽居，与尘世间的俗人断绝了往来，我虽生性鲁钝，却知道自己生存的喜悦。腰间虽然悬挂着竹制的刺史印章，可心里却与庐山的僧侣相通相映。一整天都酩酊大醉而酣睡不醒，一旦起来则呆若木鸡无念无想。我在走廊下眺望着雨天，芍药花则静静地开放着。今晚就这样睡去了，明早起来还是一样又把今天重复一遍吧。现在还有什么事能够让我烦恼呢，我再也不必去挂念什么官场宠辱了。
这首《郡内闲居》诗，作于离开滁州赴任江州刺史时期。而在此韦应物又更进了一步，即“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一联。如果说他身份虽已贵为刺史，而心却与庐山的僧侣相通相映的话，那么特意的遁世也早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一联。官场世界的宠辱沉浮，已经不能再使我心烦意乱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辞去官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韦应物已经在自己与刺史（以及广义上的官职）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安定的共存关系。
白居易的闲适诗就诞生于韦应物刺史时代吏隐诗的延长线上。而且相较于韦应物将郡斋（刺史官舍）或近邻的寺院视为吏隐的场所，白居易则更进一步接力将自己生活场所的宅邸寄托为吏隐的场所。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左迁江州后修筑起草堂，并将其用作吏隐的场所（《草堂记》）。其后回到长安，又在新昌坊购入新宅，并在宅院中为实现自己的审美趣味而竭力营建装修（《竹窗》诗及《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最后，白居易又在他的终老之地洛阳履道里自宅为自己的吏隐而大搞营建装修（《洛下卜居》诗及《池上篇》）。我们回顾一下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他在出仕为官或辞官之间、在以富贵损害本性或以幽居保全本性之间二选一的对抗相争中分别选取了后者，因此他的初期幽居诗可谓是一个令人发狂般决断的产物；而相较于韦应物初期的幽居诗，不得不说白居易的闲适诗其个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