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闲居原本指的就是一种“隐居不仕”的状态的。即从官的世界被排挤出来，不得已而被置于幽居的境地。闲居对于那些以出仕为官例行公事为己任的士人来说，是一种违心勉强的状态，也是一种郁不得志的状态。而将“孔子闲居，子夏侍”（《礼记·孔子闲居》）的意思解释为“孔子悠闲放松身心的时间”的理解，都是基于白居易以降、甚或最早也只是基于陶渊明以降的所谓“闲居”语感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曲解。而其真正的原意却只有一个，即只能解释为：孔子郁不得志而连出仕为官的劝说都不再接受的时期。

关于司马相如，据载“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士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有口吃的毛病，还患有糖尿病，幸而因卓文君颇有家财，虽不正常，但“闲居”在家——必须要以这样的文理来解释，即司马相如并非是在追求自由的闲暇时间，而是喜欢闲居的。

将“闲居”用作肯定意义的，应是到了后汉末年隐遁之风受到了尊重之后。然而在当时，放弃官场富贵，反而去承受贫贱，即闲居是通过以上述“痛苦辛酸的决心”为代价换取而来的，即使在后汉末年，所谓这样的原则仍旧有效。因此，就陶渊明高唱《归去来兮辞》而言，陶渊明将阻挡在闲居之前的决心本身视为一种“喜悦的决断”而高调地公布于世，这本身在文学思想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即便如此，由于陶渊明的行为也太过于离奇古怪，“与辞官成为一体的陶渊明的闲居”也并不允许他人随便效仿追随，亦并非能得到一般世人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包含着毁誉褒贬的并且长久以来被陶渊明个人所独占的一种境界。而从六朝后期直到初盛唐时期，陶渊明并没有被给予很高的评价^[25]。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在理念上，“与辞官一体化的闲居”与士人的社会使命本身相反；因而在现实上，放弃富贵在人情上并非易事而无法普及开来。

有研究认为，到了韦应物才能看到对陶渊明评价的上述变化，这个见解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6]。其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闲居”观念的变化，即如本文前文所论述。即韦应物初期的闲居就是与出仕为官相互对立的关系。闲居是根据辞官的决定而获得的，可谓是继承了陶渊明的闲居观。然而到了后期，韦应物谋求出仕为官与闲居之间的融合，将公务闲暇中度过的自由时间当作“闲居”，从而要肯定在官的闲居，即吏隐，或可谓一种关于吏隐的哲学发现。白居易则继承了韦应物吏隐的哲学观念，并将其引进到所谓自宅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白居易作为闲适的世界来构筑的长安新昌里宅邸，以及其后洛阳的履道里宅邸，都与其朝廷高级官僚的身份相称，无论位置、面积，以及极尽奢华的装修都令其倍感自豪。然而胸中怀着那种“居陋巷而不得志”心情而能闲居的那种阴郁而传统的印象，到这里则被完全一扫而光了^[27]。

韦应物吏隐思想的成熟，是一种将辞去官职、拒绝富贵、甘受贫穷等的“闲居之毒”都一一拔除掉的操作过程。对于被拔了毒的白居易的闲居而言，早已没有了什么可感到痛苦的因素，就这样变成一种“闲着而适”的状态^[28]。而连接韦应物到白居易闲居的理念性谱系，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吧。

张籍的闲居诗，是孤立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这个大谱系之外的。张籍所拥有的是，过着像“居陋巷、箪瓢食”那样的贫穷生活；而且不折不扣地被置身于因病而不仅无法升迁并且到最后连出仕为官也都不得不放弃的境遇之中。张籍的闲居诗正是在那样的境况下创作出来的。特别总结一下的话，那本应创作于人生负面境遇中的闲居诗，却已被张籍提纯到其理想性原型的高度上去了。

张籍的闲居诗，创作于他处于官僚组织最底层的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任上，而且恰好也是他深受重病折磨的时期，是与他那些个人的特殊情况一体化而创作出来的诗篇。因此，随着个人特殊情况的消失，照理说其闲居诗也就应该随之消失了。然而，对于后期的张籍而言，这种闲居诗则被继承下来并走向了成熟，即所谓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形式，从对个人特殊情况的依附而走向了实现自立。

而使得这种形式升华到一种普遍的美学形式的，可能是生活在张籍时代的人们的那种气质禀赋的力量吧。虽然已经积累了充足的教养、却仍然不得不处于郁不得志的境遇、无奈沦落到都市陋巷的那一群知识人，自此就开始被囤积了下来。而闲居诗的形式正是又被交还给了这一群人。孤立存在于连接韦应物到白居易的中唐文学主流中的张籍闲居诗的形式，当继续发展到了晚唐之际，反而一跃成为代表当时时代的一股大潮流。而在中唐走向晚唐之间，以张籍为转折点，那个时代的文学则正处于一场更替轮换之中^[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