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吏隐诗
（1）幽居与闲适
继承韦应物吏隐诗的是白居易的闲适诗。尚在青年时期的白居易曾私淑于苏州刺史的韦应物，并于其后自任苏州刺史之际，将韦应物与自己的诗作同刻于一块石碑之上[52]，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被左迁江州司马，其年末写就《与元九书》，提出了自己所作诗篇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律诗等四类。其中叙述到闲适诗定义的引文如下：“或a退公独处、或b移病闲居、c知足保和、d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53]。如果说本书的立场是要追溯从韦应物到白居易吏隐诗的发展轨迹的话，那么韦应物那种专写幽居之情自持的情绪，是如何被白居易的闲适诗所继承下来的，对这一点的探明就很重要。
以此视点来读的话，就会注意到在白居易的闲适诗定义中，明确提出了两种异质的“境遇”。一种是“a退公独处”，指的是办完公务后的余暇状态[54]，而其状态自身是一种并无负面意义的境遇。还有一种是“b移病闲居”，指的是一种因病而不得不辞去公务而居家修养的状态。这里的“闲居”继承了《论语》以来的传统用法，即意味着对于士人而言的一种负面的境遇（参照《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一章结语）。
而且上述两种境遇各自所对应的是“c知足保和”与“d吟玩情性”两种行为。承接顺境“a退公独处”的是“d吟玩情性”；而承接逆境“b移病闲居”的是“c知足保和”。试着这样分析的话，就可以认为《与元九书》所述的“闲适诗”，实际上在定义的当初就已内含了两种不同的诗歌类型。
作为白居易闲适诗的实际状态，业已判明被分为两种类型[55]。但是，在定义本身当中，就已包含有暧昧性乃至于二重性，而这一点往往不太被过去所注意到，即因为忘记了作为一个熟语整体上的“闲居”的原意（被公家排斥而居家的状态），而仅仅看到了一个“闲＋居”的合成词，并理解成自由度过从公务中解放出来的余暇。换言之，是因为将“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看作是一种单纯修辞上的互文构造，解释成为“退公移病，独处闲居”而已。
白居易自身在使用“闲居”这个传统熟语时是相当慎重的，让人觉得似乎是与在其他场合所用的“闲”（“闲适”“身闲”“心闲”等）明确加以区别的，即对于自《论语》以来而广为应用的“闲居”一语，是几乎从未误用曲解过其原意的。
补充一句，超越了熟语“闲居”束缚的“闲”字的意义，是指一种余暇，是指能自由地让人为所欲为的一种宽裕从容。若举例而言，试看最重要的一个词语“闲适”，埋田重夫《闲适的诗想》（汲古书院，2006年，第9页）序论中认为：““闲适”并非是两个字一个概念的所谓“同义联合”（词组），而是将两个具有细微意义差别的“闲”与“适”二字组合起来而创造出来的词语。……“闲”的核心概念是“从公务中解放出来的完全自由的时空”；而“适”的核心概念是“心身全无拘束感与不协调的一种境界”等，来分别定义“闲”与“适”二字”。白居易还多用“心闲”“身闲”等词语，这些词语也明确表现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放松舒适的心情等这样肯定的意义[56]。
若与“闲适”的语义相比较的话，白居易在使用“闲居”这个传统熟语之际，明显与“心闲”“身闲”“闲适”等具有肯定意义的“闲”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强烈的压抑的情绪。下面将通过几个例子来确认一下。
先看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期的《访陶公旧宅》，其序中写有“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其“渭上闲居”指的是为母亲陈氏服丧。而服丧也正是“被公家排挤出来的状态”的一种形式，白居易在此将家居注入否定的意义并称其为闲居，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57]。
①《初到洛下闲游》
汉庭重少身宜退，洛下闲居迹可逃。
此处将朝廷（汉庭）与洛阳的闲居相对比，洛阳的闲居就表明了从中央官府排挤出来的状态。
②《闲卧有所思二首其二》
权门要路足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
③《闲居贫活》
冠盖闲居少，箪瓢陋巷深。
这里的③是一句记录了“闲居”辞书意义的例子。闲居即从富贵放逐出来的生活，换言之即所谓“箪瓢陋巷深”，是衣食住全都拮据的日子，而追求这种闲居的生活有悖于人情常理。因此孔子才称赞颜回，即使闲居于陋巷也不改乐于求道，“贤哉回也”[58]。
（2）闲适诗的变化
白居易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闲适诗。现在就来看看其前期与后期闲适诗的质的变化[59]。如果大致分类的话，前期（暂定为江州司马之前）的闲适诗中，更多一些具有强烈闲居诗色彩的诗篇；而在后期，闲居诗所具有的压抑性的情绪则变得稀薄起来。
前期闲适诗具有压抑的情绪，理念上说那是与讽喻诗相对而言的，而其闲适与讽喻的双方都是在孟子“兼济、独善”说的基础上得以整理而成的。白居易从四十四岁写成《与元九书》之前开始，不久就开始创作起那些归类于闲适诗的篇什来。那些未必都是明确具有“兼济、独善”说的作品，也未必都是自觉与讽喻诗相对应而写成的吧[60]。但是即便说《与元九书》中闲适诗的定义是后来追加的，而事实是在其以前白居易就已经大致按照其定义的形式开始创作闲适诗了，并且也正是由此，闲适诗的分类才能成为可能。
所谓初期的闲适诗都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呢？要说起来，那还真不是所谓描写心情舒适的闲适世界的作品；而是一种自我劝诫富贵带来的危险、并压抑奔向富贵而膨胀的欲望、有主见有意志的文学；也是一种为了慰藉且说服处于并不富贵境遇中的自己而作的说理性的文学。那种从富贵中被排挤出来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闲居。
初期的闲适诗，一般都具有这种较强的闲居诗的色彩。特别是那些诗题中明示了“闲居”二字的诗篇，其倾向性也就更加显著一些。
闲居
白居易
空复一盏粥，饥食有余味。
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
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
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
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
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
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
（大意）无可奈何吃着小碗盛的粥饭，因为空着肚子所以连这粥饭都很美味。暖暖地躺在南面屋檐下晒了半天的床铺上，不知何时就兀自睡去了。膝盖上盖着棉袍，双臂支在竹案几上。就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什么烦心累人的事情。满足了内心就是富有，清闲了身体就是高贵，我这里已是富贵俱足，还有什么必要去追求高位啊。你看看尊贵的宰相裴垍，虽说金印紫绶的金光照射在地面上满眼炫目，但是劳心费神头发花白，四十四岁就英年早逝[61]。这才让人领悟到那华盖高悬的车马是很气派，但是坐车的人却有操不完的心啊。
昭国闲居
白居易
贫闲日高起，门巷画寂寂。
时暑放朝参，天阴少人客。
槐花满田地，仅绝人行迹。
独在一床眠，清凉风雨夕。
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
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
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
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
（大意）贫穷而悠闲的自己，太阳升得老高才起床出门。门外如同一幅画般寂静。夏天溽暑之中早朝都暂停了，阴天里连客人都不来了。田野到处开满了槐花，却不见人的踪迹。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时，黄昏的雨水生起了凉意。住在坊里倒并不嫌远离官厅，只是住得近了反而多有麻烦。俸禄虽少也不嫌弃，只因俸钱多了责任也会重大。平生也喜欢清闲，但老了以后才觉得能够悠然自在非常重要。如何才能养好我的真意？答案就在于位居闲职而身处僻静。
前诗乃元和六年作于下邽服丧期间。后诗乃元和十年初夏服丧结束并在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闲职时所作。
这两首以“闲居”为题的闲适诗，大致具有相同的结构。两首的前八句歌咏的是埋头于无欲而朴素的闲居生活。如果按照文字来忠实理解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介陋巷贫士吟咏自己生活的诗篇。特别是前一句“空复一醆粥，饥食有余味”，讲到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连白粥都很美味，而饥饿的空腹是贫困境遇最直截了当的表达。如此描述的闲居生活，与其说是对于白居易其时其地生活的写照，不如说是作为一种理念形态所描绘出来的反富贵的生活姿态。
然而，这两首讲述闲居的诗篇也就止于前半部的八句，后半部皆转向了对富贵的劝诫。
前诗中借“裴相国”讴歌富贵，以其仅四十四岁就早逝的例子来证明“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心满足了就是富，身清闲了就是贵，富贵已在此处，何须还要追求高位？）。白居易是在禁止自己的欲望无限膨胀。
后诗也是在规劝自己要习惯家离官厅很远、俸给又少这样的生活。家住得远才没有了世间的烦恼，俸给少了责任也就轻了。这样就以“官闲居处僻”的生活为宗旨，来追求“恬旷、安适”并重视“养吾真”。而“官闲居处僻”是一种与富贵逆反的价值观，白居易这是要以与富贵逆反价值观的“官闲居处僻”为信条来劝告自己。
前期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当然会以这样的“闲居”为题或诗文中包含有“闲居”一词，即使也有不包含“闲居”的诗篇，也可以指出具有相似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位于叙述韦应物以来的幽居主题的吏隐诗谱系中，继承了无欲、朴素的压抑性情绪。第二种，这是白居易新近附加的一点，即要讲述关于自己如何抑制对富贵的欲望的、禁欲的说理性的文学。
再重复一遍，占据白居易前期闲适诗中心的，并非是描写那的确存在的舒畅闲适的世界，而是因警告自己由富贵带来的危险，压抑向着富贵而增殖的欲望的、有意志力的文学，同时也是要安慰并说服处在并不富贵境遇中的自己的一种说理性的文学。白居易后日写就的《与元九书》中，将闲适诗定义为独善的文学。就如同讽喻诗是一种叙述士人应然的兼济志向的文学一样，闲适诗也是叙述士人应然的人格陶冶的一种有意志力的文学。前期白居易的闲适诗结果还是会按照《与元九书》的定义而去创作的。的确，前期闲适诗中也有无忧无虑吟咏“愉悦自我”的诗篇，但是重要的是，相对于后期的闲适诗主要吟咏“愉悦自我”主题，前期闲适诗则以“压抑性的闲居的心绪”为前提的作品为多。下邽服丧期间的闲适诗《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也可以理解为是一首以这种压抑性的心情为基调的代表作品。
相对于前期，后期闲适诗中的“闲居诗”在减少，而让居于正面的愉悦自我的诗篇增大了篇幅。正如第二年——开成四年（839）白居易68岁时于洛阳履道里宅所作的诗那样，即使在标榜“闲居”的情况下，也没有吟咏关于闲居的压抑性的情绪。
春日闲居三首其三
白居易
劳者不觉歌，歌其劳苦事。
逸者不觉歌，歌其逸乐意。
问我逸如何，闲居多兴味。
问我乐如何，闲官少忧累。
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
又问年几何，七十行缺二。
所得皆过望，省躬良可愧。
马闲无羁绊，鹤老有禄位。
设自为化工，优饶只如是。
安得不歇咏，默默受天赐。
（大意）疲劳的人，不知不觉就唱起歌来，唱的是他劳苦的工作。欢乐的人，不知不觉就唱起歌来，唱的是他的安逸快乐。如果问我安逸是什么滋味，我要说安逸就是无穷无尽的闲居之愉。如果问我乐是什么滋味，我要说乐就是少忧少愁的闲职之乐。如果问我俸禄有多少，我要说每月都有十万钱入账。如果问我年庚几何，我要说年距古稀差两岁。而我得到的一切都超过了我的期望，我躬身自省，觉得实在难为情。马从束缚中放出来就闲了，而鹤位居厚禄就会老。即便造化之功任为我用，而我所享受的丰饶也不过如此而已。如何不欢声歌唱就能默默地领受上天的恩赐呢？
“闲居多兴味”，闲居的欢愉无穷无尽这一句中，就集中了后期闲适诗的倾向性。此诗通过反复四次的自问自答，确认了自己无上的幸福感。
而且此诗还值得关注的是，“闲居多兴味”一句，与隔句对中的“闲官少忧累”互相对置这一点。以“闲居”与“闲官”（闲＋官）相对置，就将“闲居”（闲＋居）分解开来。如此一来就将其意义从《论语》以来的熟语“闲居”的原意分离开来，向着没有束缚的放松悠闲（闲）的生活（居）的意义演变过去。
即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中，在自己面前展现出一种闲居而禁欲的世界来，而同时所谓抑制通向富贵欲望的说理的人为性也消失了。即作为并不具有与讽喻诗互补性的闲适诗，也从孟子“独善”说的禁欲伦理性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后期的闲适诗就将尚且浓重残留于初期闲适诗中的闲居诗歌阴暗面拂拭而去，变成一种通向无忧无虑地歌唱自己愉悦的诗歌。总之，白居易的后期闲适诗是从闲居的诗歌改变成为一种歌唱以闲（闲静）为适（舒适）境界的闲适诗。
而能够传达出那种微妙之处的诗篇，正是六十二岁的白居易于太和八年（834）任太子宾客东都分司时所作的《序洛诗》。
序洛诗。乐天自序在洛之诗也。予历览古今诗歌，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钜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难，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予）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此一乐也。太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洛，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难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斛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云，“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甲寅岁（太和八年，834）七月十日云而。”
白居易在此认为，过往诗人的诗作，因“谗冤、谴逐、征戌、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等的痛苦，大部分都成为抒发“愤忧怨伤”之作。而相对于此，白居易自己本人却在抒发“乐”。那是因为，到了耳顺之年免去了病苦，到了三品官衔免去了饥寒，这是“乐”之第一所在。此外，自从太和三年任官洛阳开始的五年间，白居易作有432首诗篇，除去十几篇“丧朋苦子”的作品以外，并无悲伤的内容。这就是由于有所谓“省分、知足”（认清天命，知道满足）的生活信条，以及所谓“家给、身闲”（不担心家计，不忙于工作）的物质条件的恩赐，因而就可以从诗歌与风月中品味出“乐”来。而可以得到如此无以伦比的“适”，这就是“乐”之第二所在。
而在末尾则有“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这样的诗句，这里所谓的“闲居之诗”早已没有了歌咏所谓“闲居”的阴暗世界的意味了，而变成一种毫无畏惧地表达“以泰为适”愉悦明亮世界的喜悦的文学。毫无疑问，白居易明确而自觉地区别出来了“闲居”一语在前后期不同的含义。
以上，在沿着吏隐诗的谱系中，论述了韦应物的吏隐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韦应物的吏隐诗还残留着幽居的色调。而说起来韦应物前期吟咏幽居的诗篇尚且不算是吏隐诗，因为幽居指的是，在仕宦或辞官的二选一中辞去官职而得到的生活状态，因此幽居诗就是辞官之后开始作的篇什。但是到了后期，韦应物就克服了这种二选一的激进的对立状态。他接受了仕宦的状态，然后有意识地区分开了办理公务与从公务解放出来的两种时间，并且确立了一种将在后者时间中的生活模拟当作幽居的方法，即所谓以吏为隐的“吏隐”。韦应物后期幽居诗就是在这样的吏隐中作为一种吏隐诗而成熟起来的，其中所显现的情绪仍然强烈，并且带有一种连接隐遁者世界的幽居色调的。
韦应物的“幽居诗”是向着“吏隐诗”的新结构而展开的一种诗歌，就此点而言，白居易的“闲适诗”也因为是处于出仕为宦且领受俸禄的状态[62]，因此也收入到吏隐诗的范畴中去。然而白居易处于闲适（吏隐）状态所面临的“仕宦或辞官二选一”深刻问题业已被韦应物超越并且解决了，区分白居易的闲适诗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继承以往幽居心情的“韦应物似的吏隐诗”呢，还是选择“吟咏愉悦自己的闲适诗”呢？
总之，从韦应物到白居易的过程，就是一种在如何确保官宦富贵的同时，将摆脱官宦束缚的闲居（隐的自由）状态收进并融合进普通生活中去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吏隐方法得到诗人们的考量，并开启了一条避免辞官并放弃富贵而去幽居的这种苦恼决断的道路。韦应物的吏隐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之间，虽有微妙的差异，但二者都是进一步以“接受官宦”为前提、并都遵循吏隐方法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