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作时期
那么这组唱和诗作于何时？而对创作时期的考虑，则特别与姚合关系重大。
第一，因为姚合、张籍、元宗简三人能够会合的时机，尤其受到姚合时间的限制。姚合为科举应试而上京的时间是元和七年（812）秋，其后在长安度过了三年的备考生活，并于元和十一年春进士及第。而次年元和十二年冬，姚合作为魏博节度使从事赴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北）。至此为止的大约四年在京时期里，姚合似乎没有可能与张籍一同造访元宗简宅邸而作唱和诗。姚合从魏博返回长安是在元和十五年夏（后文详述），之后到长庆元年春为止则赴任武功县主簿。在这不足半年的在京期间里，三人一同会合并作唱和的可能性很大。补充一点，姚合结束武功县主簿任期返回长安的时间是在长庆三年（823）春，而此时元宗简却已经去世了。
第二，因为姚合虽然是在武功县主簿时期确立了被称为“武功体”的独特形式，但是据推测其武功体的形成竟与这组唱和诗相关。在考察姚合武功体的成立问题上，这组诗的创作时期与武功县主簿在任期间的前后关系必须要搞清楚。
而在进入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组诗的作品分析之前，要先从对其创作时期的考察开始。考察线索即为元宗简的“郎中”任官时间、姚合滞留长安的时间以及季节上是秋季等这三点。至于张籍这边，从元和到长庆（806—824）期间，历任太常寺太祝、国子助教、弘文馆博士、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等京官，并未离开过长安。无论是哪一年的秋季，在一直能够在长安作诗这一点上，有关张籍的条件则较为宽松。
那么就要先整理一下元宗简的情况了。关于元宗简的履历，可得知的信息较少。元宗简的诗文集按照其生前给其子元途的遗言，由白居易编辑为“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名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关于其文集整理经纬，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有所叙述。然而，这部文集完全散佚了，连一篇诗文也没有留下来。为此，元宗简的生平事迹中，不明之处很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的元宗简条目（陈尚君执笔）中有以下记述，而他一生的全部经历几乎就留下了这么多。
元宗简（？—822），字居敬，行八，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登进士第。元和十年前任侍御使。十一年，迁金部员外郎。后任仓部郎中。长庆元年，授京兆少尹，二年春卒。元宗简自贞元末与白居易订交，后过往频繁，唱酬诗多达数十首。卒后，其子元途以其诗近七百首，文七十五篇，编为文集三十卷，白居易为之作序。集今不存，《全唐诗》《全唐文》皆未收其作品。事迹据《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参朱金城《白居易交游考》。（陈尚君）
元宗简的事迹，通过与之结交的白居易的文章才勉强可窥一斑。下面根据仅限于已判明的事实，来标出元宗简的官场履历[31]。
①侍御史（从六品下）
白居易于元和九年冬结束其母陈氏服丧之后赴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八月因武元衡袭击事件的发言而获罪，被贬江州司马。就在这半年时间里，白居易与元宗简加深了交往。
李十一舍人松园饮小酌酒 得元八侍御诗叙云 在台中推院有鞠狱之苦 即事书怀因酬四韵
白居易
爱酒舍人开小酌，能文御史寄新诗。
乱松园里醉相忆，古柏厅前忙不知。
早夏我当逃暑日，晚衙君是虑囚时。
唯应清夜无公事，新草亭中好一期。
元和十年初夏，白居易受邀赴中书舍人李建宅邸，参加在其松树庭院举办的消暑酒宴，此诗即为当时所作。若据诗题，元宗简时任繁忙的侍御史而正在审讯囚徒，因而无法前来参加宴会。根据诗篇末尾所添写的自注“元于升平宅新立草亭”，可以判明此时元宗简已在升平坊购入了私宅。
②金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元宗简于元和十一年由侍御史（从六品下）升任金部员外郎（从六品上）。白居易是在江州司马任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夜宿江浦闻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白居易
君游丹陛已三迁，我泛沧浪欲二年。
剑佩晓趋双凤阙，烟波夜宿一渔船。
交亲尽在青云上，乡国遥抛白日边。
若报生涯应笑杀，结茅栽芋种畲田。
这首诗中虽并未明示官名，但元宗简官任金部员外郎在《郎官石柱题名[32]中则有明记。
③郎中（左司郎中、仓部郎中·从五品上）元和十二年（817）冬
元宗简官授金部员外郎后一年有余，又顺利晋升为同属尚书省的郎中。白居易于元和十二年（817）年末在江州作有《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庚三十二员外》的诗题中则明记有“元八郎中”。
而在此诗中，郎中的所属不明。《郎官石柱题名[33]》中记载有元宗简为仓部郎中。
另一方面，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诗中记有左司郎中的官名。这两个郎中的前后时间不明，元宗简被认为是可能历任了两个郎中。而关于元宗简晋升郎中的时间，白居易此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冬，那么可以推定元宗简的授官时间就在此时或在其前。
④京兆少尹（从四品下）
元宗简于长庆元年（821）春升任京兆少尹，即包括长安在内的京兆府的副长官，这是他的最终官职。诰命文书由其时担任祠部郎中·知制诰的友人元稹起草，而白居易也作诗相贺[34]。
白居易则于元和十五年夏由忠州刺史被召回长安（到达长安为当年冬），从而再度开始与元宗简的交游。然而此次交游未能持续多久，元宗简便于其年秋季卧病[35]，并于次年年春辞世。
元宗简的履历尚有许多不明之处，因此上文又要言不烦地将已确定了的官场履历列举了一遍。如同以上确认的那样，元宗简“郎中”在任的“秋季”可能是元和十三年、元和十四年或元和十五年。
下面想来确认一下姚合的履历[36]。就探索唱和诗创作时期而言最根本的条件即为“姚合其时身在长安”。
姚合于元和七年（812）秋为科举应试而上京，于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可能次年冬即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幕僚身份赴任魏州。据考证，姚合回到长安乃元和十五年夏[37]。其后，姚合官任武功县主簿（正九品上）的时间，按郭文镐说乃长庆元年春，而按陶敏说为元和十五年冬（参照注释7）。而不论按二人谁的说法，姚合元和十五年秋都该是身在长安的。
此外，姚合辞去武功县主簿回到长安的时间，按郭文镐说即为长庆三年（823）春，陶敏说亦同。而那时元宗简却已经辞世，不可能再唱和诗歌了。
总结上述论述的结果就是，张籍陪伴姚合造访左司郎中元宗简宅邸、二人并唱和元宗简之诗、张籍作《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姚合作《和元八郎中秋居》，可以确认上述时间是在元和十五年秋季。此外，从张籍诗其五的“称是早秋天”“竹院就凉眠”二句也可看出，当时是暑气尚存的早秋时期。元宗简的原诗却并未存世。
这组唱和诗作于元和十五年秋的意义，以下可分别由张籍与姚合来进行简单地确认。张籍自元和元年（806）起的十年间一直在任所谓太常寺太祝这个正九品上的管理太庙神位的底层小官。唐代官职的任期多为三年，而于底层小官在任十年，这即使在友人看来也觉奇异[38]。而且其间元和八年冬至元和十一年冬的三年中，张籍曾罹患严重的眼疾（张籍《患眼》诗中有“三年患眼今年校”）。这就意味着这十年多真可谓乃张籍一段郁不得志的时期。而就在这种郁不得志的生活中，正像前章《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中所述，对于张籍而言他独自创制的闲居诗也日臻成熟起来。眼病快要痊愈的元和十一年冬，张籍晋升为国子助教（从六品上），其后，元和十三年升任广文馆博士（正六品上）、元和十五年任秘书省秘书郎（从六品上）、长庆元年（821）升任国子博士（正五品上）等这样一路晋升上来。作此组唱和诗的元和十五年秋，时值张籍在任秘书省秘书郎。
创作这组唱和诗的元和十五年秋之际，姚合也辞去魏博节度从事回到长安，正在等待下一任官职的任命。而同年冬乃至次年春，姚合被任命为主簿而赴任武功。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期间，确立了一种被称为武功体的独特诗歌风格，而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的观点认为，这组唱和诗的创作，对于姚合武功体风格的确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