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他们这些科举官僚们来说，元和十年这个时期，原先期盼的该完成的事情都达成了，实现了可誉为“元和中兴”的盛世。唐朝的再生以及以科举官僚为主体的政治运作方式的确立，可谓他们的主要功绩所在；而官场腾达及私宅购入等这些要说只不过是对他们社稷功劳的犒赏而已。的确，虽说功成名就者历代不乏，然而如同元和时代科举官僚们所造就的，并非仅限于所谓个人名利，而更在于一种全新而合理的政治形态，以及一种令人满意的文化形态。也可以说元和时代充满了那种创造的激情。而由于这种激情人所共有，以至于“连郁不得志的郁闷都含有激情”。韩愈中年之前的诗文就把这种不遇之郁转化成为创作的动力。而就连孟郊那种专为自己鸣不平的文字，其不平之真意也无非就是这种无处宣泄的“社会创造的激情”的一种爆发而已，而这一点才可谓真正地道的元和文学。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所谓“元和中兴”的国家盛事正逐步达成的意识中，那种异常的激情也开始平复下来。对于飞黄腾达之后的科举官僚们来说，不论是其生活态度上的前后逆转，还是其文学上放弃不断向外伸张而转向自我构筑的小世界之中的安顿释然，这些都是发生在元和中兴期间的“其时其事”。
文学上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韩愈、白居易这样功成名就者之间。在那些无缘发迹的人们之间，通向晚唐的新文学却正在萌发新芽。
就在“连郁不得志都激情高涨”的时代，新“意识”与新“文学”的出现也就必定无疑了。
以中下层士人为中心的科举官僚跻身官场中枢，就是以元和为顶点之中唐时代的特征。而科举的完善除了不断造就发迹幸运儿之外，也连续批量产生了旁落官场的不遇之人。然而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要么将他们那种郁不得志封闭于社会一隅，要么将其变得如同孟郊那样阳刚而刺激。因为这些不得志之人，憋闷于阴暗一隅使得胸中郁闷与日俱增，而他们自己心知肚明，这样的情绪可配不上如此之激情盛世。
然而当时代高潮过后，历史所能见证的，既有那些隐身于自我天地之中佯装安顿释然的飞黄腾达之辈，也有与他们一样本应沿着科举之路一道走来的那些怀才不遇的落第文人，可是能包容二者于一体的可供共鸣的社会基础却早已不复存在。当所谓“吾辈自同于他辈”的那种共同道德伦理逐渐消逝时，那些不遇之人已然无法摆脱郁闷背运的境遇了。继而如同随后出现的姚合那样，连郁不得志都算不上的人，自觉终究无能为力，也就心灰意冷起来。
晚唐文学便是生发于如此“心灰意冷”之中。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时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幕僚的姚合了。田弘正奉朝廷之命，于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讨伐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淄青节度留后李师道，田弘正由此功劳而被宪宗授予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所谓司徒，即与大尉、司空并称三公，田弘正位居正一品最高官衔，并由此役而加封宰相之职的同门下平章事检校。而田弘正的幕府，当然也亦因此号称“元和中兴”最后里程标的胜利而人声鼎沸。而正是那年初秋，姚合将下诗上呈给了田弘正。（详见137页注释）
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
姚合
十日公府静 巾栉起清晨
寒蝉近衰柳 古木似高人
学佛宁忧老 为儒自喜贫
海山归未得 芝术梦中春
上诗该如何作解？应是抒发了一股倦怠之意吧。“我若学佛，亦无忧老；既为儒者，自不厌贫”，意思上似姚合在诉说自己的老病与贫贱，然而彼时他较主人田弘正年少31岁，且还从主人那里领受着高额俸禄。而能让彼时的姚合可以“老病”“贫贱”为由辞官归隐的高调由头，却丝毫看不出笼罩在元和时代之上共同道德伦理的影子。姚合，作为从军讨伐李师道之一员（见姚合《从军行》《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他本人也该与幕府上下一同欢庆的。然而彼时彼地，新升官僚身上那种意欲献身国家大义的高昂的风发意气，在姚合那里却毫无迹象可循。
与此同时，韩愈却恰于一年以前从军讨伐淮西吴元济，并撰《平淮西碑》（元和十三年）以贺胜利。韩愈要将此淮西之胜，位列于始自宪宗即位次年之平定叛逆藩镇的战事谱系之内[13]，并意欲以此彪炳于“元和中兴”之辉煌史册。韩愈彼时官拜刑部侍郎，这位元和文坛之骁将，虽已入垂暮之年，仍可念念不忘当时之叱咤气概。——与此一前一后风云际会，都参加过平定叛逆藩镇之国家盛举的姚合与韩愈，却如此地大相径庭。姚合明显是属于与韩愈不同时代的诗人。就在作此《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一年多以后，姚合赴任武功县主簿，从此开创出史称“武功体”的一代新文学体裁。而中唐文学转向晚唐文学的演变，的确就在此时迈出了历史的脚步。
晚唐诗之滥觞究竟发足于何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据对晚唐诗特征的求证而可以显示出多种可能性来。然而本书认为，从元和中兴的那些科举官僚身上所显现出的，缔造时代的共同道德观的不断后退中，生发出了晚唐诗的萌芽来。若就彼时文学的标志而论，可谓一种从古体诗走向近体诗的演变，亦可谓兴起了一种旨在闭关于自我构筑世界之中的安顿释然的诗情。以元和十年为界，引领这个时代文学的科举官僚们的确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飞黄腾达的官僚们所显现出的变化，也投射于那些背运的落第秀才们身上。怀才不遇之辈，任何时代地域都会出现。但是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不遇之人却境遇迥异。不管怎么说，截止于那个一般冠以“贵族时代”而论的时期以前，过去贵贱之分一直是以出身而论的。如杜甫之所以背运不遇，虽亦有他科举不第的自身原因，然而在其本质上，终究还是要归结于他父亲杜闲出身奉天县令小官这样的家境贫寒之上[14]。而与此相对，元和情形则与此迥异。虽说贵族们尚且隐约保有势力，然而对于科举及第者而言，出身贫寒却也不再是致命的不利条件了。加之入闱科举的举子们认为，无论飞黄腾达抑或怀才不遇，溯其本源并无两样，无非信凭于科举之偶然成败，或官场之偶然机缘罢了。如此之幻想，与号称构筑“元和中兴”新秩序之愿望相辅相成，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孕育出了一种几近于共同伦理的志同道合的连带感。
至少截止于元和前半期，科举还是一种中下层士人所期冀的制度。斯时他们遭受贵族抑制，升入官僚组织中枢还很困难，故而在他们看来，科举正是这样一种使其入朝仕君成为可能的制度。韩愈因监察御史任上直言而遭贬阳山县令之例，白居易或因左拾遗任上作新乐府讽刺时弊而左迁江州司马之例，往往被解释为受挫于社会守旧派，然而这种理解却并不太正确。倒不如说，出身贫寒的他们少年擢升监察御史或左拾遗这样的清官[15]，继而进入升迁通道的他们却并未就此明哲保身反而直言进谏，加之能使他们日后复归朝廷飞黄腾达的这种管理组织尚具有如此的弹性，等等，凡此种种事实总体上其实都在证明着，科举官僚们所普遍具有的操守标高，和他们所参与规划的官僚组织的健全程度。所以说，只有人们坚信这样的人格节操和机制健全，那么飞黄腾达抑或是郁不得志，才能联合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整体，当然也就能拥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但是，时至如今，那种信念却已然丧失殆尽了。
当对那些官场发迹的人来说都觉得“如此已然足矣”，而对于那些尚不得志的人而言，当他们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之时，也就说明那个“连郁不得志的感觉都令人激情高涨”的时代业已逝去，发迹与落魄这两类人的境遇已然泾渭分明了。要让那些尚不得志的人们自己看来，怀揣激情已然不再被视为一种美德，就连不平则鸣也沦为一种愚蠢的举动了。要问何以至此，不过是因为不平则鸣已然走到了激情的反面。然而，这些落魄不遇的人们或志在科举而发奋勤学，或科举取士而能成为朝野股肱，毕竟他们还是知识精英，正因如此，他们才不会自卑自贱。因此，他们要将如此落魄不遇的感觉视为一种代价，欲以此来代偿他们的自甘与世隔绝和自甘曲高和寡。而晚唐诗歌，也就在元和后期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萌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