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的吏隐诗
韦应物吟咏“幽居”的诗篇，可以分为滁州刺史之前的前期，以及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的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的“幽居”指的是在“仕宦”与“辞官（幽居）”二者之间选择辞去官职的状态。即所谓“仕宦与辞官”是一个士人内心深处的对立关系。此刻的韦应物将仕宦视为“有损于人性”并应该畏避的状态，即使付诸失去富贵（官俸与尊位）的代价，也期待辞去官职去“幽居”[50]。
幽居
韦应物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
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
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
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大意）正因为人的身份贵贱有别，所以出了家门大家都蝇营狗苟地忙活着自己的生计。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地位呀得失这些世俗的牵绊，还能实现幽居的心愿。昨晚因下了一阵小雨，春草开始发芽了吧。青山上不知何时已现曙光，小鸟们绕着鸟巢叽叽喳喳叫了起来。有时我与僧人结伴，有时我与樵夫相随。自己还是就这样安贫乐道地活下去吧，鄙视世间的荣华，也无所谓什么升迁显贵。
关于此诗的创作详情尚不明了，创作时间大概是在韦应物辞去在任官职而等待次任官职的守选期间吧。在此诗中，与像白居易那种官职在身享受余暇的闲适诗意趣不同，将“世荣”（任官的富贵）与“蹇劣”（无官的贫贱）对立起来，能够看出那种要选择后者的二选一的处世观。所谓幽居就是不钻进官宦的富贵与束缚的牢笼，而是以隐者的生活为志向。
此外，“闲居”作为一种生活的实际状态，大体上与“幽居”相同。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只是在于：不同于将其视作正的价值而来接受的“幽居”；对于“闲居”而言，常常会附加上一种所谓从官（权力与富贵）中遭到排挤而被排除出来的郁不得志的生活这样一种负的价值。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闲居”一语的。另外，所谓“闲适”指的是一种白居易在闲适诗中所描写的生活姿态，即将那种在得到官宦富贵的同时、为了自我而享受余暇的愉悦性格给排挤出去，走向以“闲居”的暗色调来消除抑郁心情的方向。
韦应物自身的仕官与辞官之间的对立，萌发于其早年的洛阳丞任上。
任洛阳丞请告一首
韦应物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在此韦应物明确宣告说，仕官与自己的本性相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如此韦应物以病为由辞去了洛阳丞，独卧空馆而幽居起来。对于韦应物而言，仕官与隐（幽居）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二者各自的优点又无法共存于同一个人的世俗生活中来。要想获得隐的自由，就只有放弃对官宦富贵的期待。
然而即使就是对这样的韦应物而言，在以刺史出任地方期间迎来了转机，还是摸索着各种方法，使得仕官（吏务）与幽居在自己的生活上得以妥协与共存。
三十七岁时的建中三年（782）夏，韦应物从比部员外郎升任滁州刺史，其后历任江州、苏州刺史。虽然滁州在任期间还可见到惭愧反省自己“素餐”（以工怠工）的诗篇，但是刺史在职的同时，即所谓由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51]，就已经可以见到他为自己享受私下时间的诗篇了。而且在这段不断摸索的时期里，作为韦应物后期文学特征的“吏隐”思想也同时得以成熟。在滁州刺史时期的《答杨奉礼》一诗中有“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一联，所谓“白事”是给中央写的汇报，也是刺史职务分内之事。而从白事公务解放出来的时间即为闲居（幽居），其间韦应物毫无顾忌地亲近起诗文来。这说明，公私有别地分开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结果不用辞官、无损于自己的本性，也是能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的，并不在仕宦与辞官之间做二难选择，就能确保身虽为官却可阻挡官场规则的一片世界。就是这样考虑吏隐的方法，使得韦应物的文学摆脱了非此即彼二选一的紧张感，而变成一个能够彼此兼顾的宽松包容的世界。
下面列举的就是韦应物就任江州刺史时期的作品。
郡内闲居
韦应物
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
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
永日一酣寝，起坐兀无思。
长廊独看雨，众药发幽姿。
今夕已云罢，明晨复如斯。
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
到了这首《郡内闲居》就更进了一步，出现了“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一联。如果说即使身为刺史，内心还是与庐山僧侣相通互合的话，那也就早已不需要特意的遁世了。此处特别要注意的是“何事能为累，宠辱岂要辞”一句，意即官宦世界的宠辱沉浮已然无忧我心，故而也就无需辞官了——由此可以管窥得到，韦应物在刺史职务与幽居生活之间建构起了一种安定而共存的关系。
韦应物的幽居就这样以吏隐的形式得以实现，而这样的诗歌即可谓吏隐诗。吏隐诗就是一种“作于在官之际、抒发幽居之情的诗篇”，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在执着于权力、执着于富贵的同时，却又作于忘却官场荣辱的、自持而禁欲的文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