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体可否称为一种吏隐的文学？
如果根据蒋寅的论文《“武功体”与“吏隐”主体的发展》，武功体就关联于一条始于谢朓并由韦应物发展到白居易的吏隐诗谱系，并且还进一步深化了传统的吏隐主题。
蒋寅的论述如下。姚合的影响传及南宋江湖派，甚至波及清代高密诗派。然而，就姚合的评价而言，与其说是他对后世产生了如此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他的武功体文学自身扩大了“吏隐”主题的境界，发展了“吏隐”主题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节26页）。
蒋寅的主张整理如下：武功体的成果在于，①扩大了主题（追加了“懒吏”的意象）；②扩大了手法（吏隐生活中的诗意小景的发现）；并由上述两个成果而产生了③深化了传统的吏隐主题。下面就以①②两点为例，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蒋寅的主张吧。
①主题的扩大：懒吏
仕宦的不适，折腰的屈辱，怀归的渴望，加上颈联对生计困乏的婉曲暗示和惰于案牍的细节补充[49]，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因为吏隐的前提是兼得享受吏的富足和隐的自在，为官而依旧贫困，懒散而遭吏嫌怨，终究两不得宜。于是诗的主题就只能归结于退隐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归宿——吏隐向来就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存在的，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极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做了放大，使隐逸母题在吏隐这一阶段的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回顾一下吏隐主题的表现史，我们就会发现，姚合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从谢朓、王维、戴叔伦到韦应物、白居易，吏隐的主题一脉相承，但通常只写如何在退政之暇放松自己，为政则决不敢懈怠，更没有写到玩忽职守，不理案牍。（第四节第29页）
②吏隐生活中的诗意小景
这组作品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就在于它发掘出了吏隐生活中特别富有诗意的细节：
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其四）
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其九）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其二十一）
扫舍惊巢燕，寻方落壁鱼。（其二十三）
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其二十九）
这些生活细节都是唐诗中很少见的，出现在《武功作》中更引人注目……应该说，上述对吏隐生活中的诗意的发掘，实际上是与诗本身成为姚合吏隐生活的有机构成相关的。中唐以后，诗人们对诗歌的人生意义的体认愈益深刻，作诗本身越来越经常成为诗歌观照和咏歌的对象，在这方面，姚合是个有代表性的诗人，而《武功作》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第四节第30页）
蒋寅论述了姚合通过①追加“懒吏”的意象、②加入吏隐生活中的诗意小景，从而使以往的吏隐诗更加得以深化。而蒋寅却并未详细论述出其深化特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话虽如此，蒋论的结尾部分仍然做出了如下论述：
前辈诗人孟郊在溧阳县尉任有耽诗废务而求分俸的传说，但他的诗中没有写怠政的情形，不似姚合坦率无忌。从这一点来说，《武功作》在吏隐主题的表现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画出作者懒吏形象的同时，也为他留下了诗吏的形象，使吏隐与诗愈益密切地联系起来，使得吏隐愈益诗意化，以至于成为一个与诗人形象相联系的概念。（第五节第31页）
如上所述，蒋寅以追加“懒吏”意象为核心而抓住了武功体如何使吏隐主题得以深化的问题。果真如其所述，那么正如蒋寅所言“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武功体是有其划时代性意义的。
但是，在“吏隐诗”的范畴内来理解“武功体”起初是否适当，还是一个需要考虑一下的问题。
众所周知，姚合文学与贾岛文学关系相近。生前二者是相互最为亲密的诗友；而到了南宋，永嘉四灵（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玑）很推崇二者，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还特地编写了《二妙集》以彰显二者的功绩；而接下来江湖派又祖述了姚、贾二人的文学，这些都是文学史上的一般共识。生前以诗而亲近，死后得以并称姚贾，这都显示出了二者文学的类似性。然而考虑一下的话，其贾岛文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具备吏隐文学的资格。这样说来也是因为贾岛除了晚年极其例外的一个时期以外，其一生中大部分都是并无官职的一介在野贫士。可不是么，在承认姚合与贾岛文学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在与贾岛不相重合的细节中或许也会发现出一些吏隐文学的特征来吧。然而，除去与贾岛相互重合的较为重要的部分以外，所谓起用姚合文学的边缘部分来试着主张其吏隐文学的做法，究竟能具有多大意义呢？
说起来，切合于《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六，正是蒋寅自己概括出了武功体的特征在于“仕宦的不适，折腰的屈辱，怀归的渴望，加上颈联对生计困乏的婉曲暗示和惰于案牍的细节补充，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因为吏隐的前提是兼得享受吏的富足和隐的自在……”而将对隐遁的心愿视为唯一的线索，并以此来连接起武功体与吏隐文学的做法，应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吧。而从承认“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开始来重新考察姚合的武功体，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