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籍而来的影响
（1）魏博节度从事以前
姚合于魏博节度从事时期，构成武功体的诸要素业已全部出现。其诸要素可以理解为是从姚合的诗人素质里渗透而来的。然而，仅仅出现了这些要素，武功体还无法形成一种文学风格。而在下面一个阶段中，为了实现到武功体文学的升华，这些相互间无关联且只不过多带有负面意味的要素，就必须要有机地形成一体化，并重新构建成为一个美的境界。而恐怕形成其再构建的契机，正是在于与张籍文学的接触中形成的。
一般认为，姚合赴任武功县主簿之前，曾经两度受到张籍的熏陶。一次是初次拜见呈递名片之际。下面读的这首诗中“贫须君子救，病合国家医”一句，指的就是元和八年冬以后张籍恶化的眼病。（参照《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一章）
赠张籍太祝
姚合
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
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
飞动应由格，功夫过却奇。
麟台添集卷，乐府换歌词。
李白应先拜，刘桢必自疑。
贫须君子救，病合国家医。
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
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
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
圣朝文物盛，太祝独低眉。
（大意）绝妙的“江南曲”，悲伤的《妾薄命》[76]。先生的古风（乐府）真是精彩无敌，新作又会马上为人所知。满是灵感的文学来自您的风格，重复训练终于达到了非凡的领域。秘书省的书库都郑重收藏了先生的诗文，对于乐府先生也添加了新的歌辞。李白也要对您施拜礼，建安时期的刘桢也会觉得是自己再生了。但是先生您身处贫困，需要君子伸出援手；先生的眼病也要作为国家的责任来加以治疗。野客也看不过去先生的郁闷无聊而邀请您归隐山林，邻近的僧侣也会看不过去先生捉襟见肘而来施舍米面。您甘于贫穷，拒绝节度使的招聘，您这是在祈愿铨选拜官啊。因为忧郁，您常常夜不能寐而待天明，而借债也几乎还不清。天子圣朝都在讴歌社会丰饶，只有作为太常寺太祝的先生您在意气消沉地生活着。
当时，张籍是所谓太常寺太祝的一介小官，而且身患眼疾，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他处于辞官闲居的状态[77]。因此，此时姚合的初次拜会呈递名片，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官场上的所谓期待“引介”，不如说是仰慕张籍作为诗人的大名吧。可见张籍文学在此前后业已开始对姚合产生影响了。
这首诗除了可以看出姚合对张籍的理解以外，还有几点也意味深长。
①张籍作为创作《江南曲》《妾薄命》这样乐府的诗人而受到广泛选举与评价。
②张籍当时，正处于所谓“贫须君子救，病合国家医。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的病苦贫困的生活状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②点。张籍患有眼疾，经济上也很穷困（官俸停发），靠僧侣施舍米面勉强度日，借款也尚未还清。时常也是夜不能寐。这样的消息，当然也可能是姚合造访张籍时由张籍本人直接告诉姚合的，但是从同时期可见的张籍诗集中亦可获知。尤其是“多见愁连晓”等这样心理上微妙的表达也的确能从张籍诗作中读出来[78]。
张籍于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这不同寻常的很长一个时期，一直留任在所谓太常寺太祝的正九品上的底层小官之上[79]。其仕途不如意的时期，同时也是张籍苦于疾病之时，特别是元和八年冬开始患有重症化眼疾的三年间，让张籍痛苦不堪。张籍正是将在如此郁不得志时期中所作的“闲居诗”作为新类型而发展成熟起来的。闲居诗是以自我被放置于负面环境为背景、探索其中精神上的平衡、即将所谓负面境遇转化为审美境界的一种文学样式[80]。姚合造访张籍的时期，恰好正逢这样的闲居诗成熟的时期。而姚合尚处于赴任魏博进入仕途之前，也还处于尚不理解郁不得志意味的时期。然而与张籍相见，对于姚合来说，的确也是使其了解至今尚无的一种新文学的机会。
对于赴任魏博以前的姚合初期的文学，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张籍的影响，要判断很难。然而，前面引用的《得舍弟书》诗中“贫居深稳卧，晚学爱闲名”等句中，已然完全能够从中发现张籍闲居诗的痕迹了。
姚合自与张籍相识以来一年乃至数年后，元和十一年冬，赴任魏博节度从事。而且在此时期，将嗟叹贫贱、倦怠职务、身体不适、渴望归隐等串联起来，就开始形成了姚合可谓武功体前奏曲的独特诗风。然而，其时所吟咏的内容却显著地背离了魏博节度从事相当优越的待遇（高额的俸给和节度使田弘正的照顾），根据此点，其诗风究竟是何由来，过去曾令人存疑。但是，现在必须要考虑到，创作于贫贱与病苦中的张籍闲居诗的影响，很可能就是其诗风的由来。
（2）魏博节度从事以后
姚合与张籍的交游，于姚合辞去魏博节度从事返回长安的元和十五年秋再度开始。到赴任武功县主簿为止的约半年时间，姚合与张籍之间的交游，具有下面这点重要的意义。
赴任武功县主簿后，姚合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为核心确立了武功体文学。而此前节度从事时期，其虽已创作出了诉说“老、病、贫、贱、束缚”苦痛的诗歌，但要搞清楚是，魏博与武功两个时期之间有无新近附加的部分？而如果直观来说，那就应是将诉说“老、病、贫、贱、束缚”的苦痛并祈盼辞官与归隐的“不满的文学”升华成为一种“审美的文学”。那里所附加的是，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其微妙的部分。然而，正是由此，“老、病、贫、贱、束缚”的负面境界就顺势颠倒成为一种“美的境界”，即武功体美学就此宣告成立了。
将贫贱或老病升华为“美”的重大契机竟然是张籍与姚合所作的两首唱和诗这样的小事件。元和十五年秋，张籍陪伴姚合造访左司郎中元宗简的府邸之际，为唱和元宗简的诗，张籍作有《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姚合作有《和元八郎中秋居》。关于这两首诗，将在《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一章中详细分析，要说其中的要点，则如下所记。
首先是元和十五年秋所作诗篇的含义。姚合于元和十一年春进士及第，次年冬赴任节度使田弘正的魏博镇节度从事。其后，辞去节度从事于元和十五年初秋回到长安，同年冬或次年长庆元年春，赴任武功县主簿。作此唱和诗的时间是，从魏博回京之后并在赴任武功县之前的此年秋季。此时正处于从吟咏魏博时期所萌发的贫贱与老病的诗歌、转向武功时期即武功体成熟时期的转折点上。姚合文学要说新近有所附加，那就只有在这个时期。此时恰逢姚合跟随张籍造访元宗简府邸，且恰逢姚合亲身经历了张籍创作了他那可谓尚俭美学集大成的《和左司郎中秋居十首》等如上事实，这对于考虑其后武功体的形成问题，是具有无限重要的意义的。
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是描写元宗简闲居样子的组诗。这里所描写的元宗简的世界，集中在对简朴生活的追求、对官职的莫不关心、对遁世的渴望、对食补养生，以及对身边琐事的关注等，都收敛在一定的指向性之上，简言之，可谓是根据一种尚俭与慵懒的价值观而贯穿下来的。
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尚俭与懒惰的价值观，主要是属于张籍所具有的，而元宗简则未必拥有。下面，就从宅邸的位置与外观，以及元宗简的官职等来看一下客观的情况。
张籍的诗中写道，元宗简的宅地位于长安城中的一个偏僻的坊里。且出入其府的人都是野客与山童。如此元宗简的宅邸就被描写成一个与其说是位于长安城内、不如说是宛如住在乡野郊区的清净之所。下面来看看组诗其一吧。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其一
张籍
选得闲坊住，秋来草树肥。
风前卷筒箪，雨里脱荷衣。
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药归。
非因入朝省，过此出门稀。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二节）
升平坊占据了长安城内最高点的乐游原，初唐以来地势高燥而适宜远眺的升平坊里王侯显贵的宅邸业已鳞次栉比，是长安都内屈指可数的高级豪宅区。其升平坊在张籍的诗中却变成所谓“选得闲坊住，秋来草树肥”的连个人影儿都没有的坊里，变成过夏时草木茂盛的闲坊、幽里。
而且出入闲坊宅邸的人都是与官僚世界毫无关联的野客与山童。野客写下了中药的处方笺；而山童则根据其指示去山里采药。暂且不说闲事，元宗简对自己的养生是毫不懈怠，他所关心的就面向是这样尽是私人的世界。
再来看看主人的官职。元宗简被描述成一个如果不上朝的话、就会躲在家里连门都不出、讨厌公务、渴望为兴趣而生的消极退缩的人物。然而事实元宗简却是作为一名所谓左司郎中的从五品上的尚书省高官，公务极其繁忙。五品以上就能以朝参官员参列早朝，按日本的叫法即相当于殿上人的高级官僚。
那么其宅邸的建筑又如何呢？张籍只讲了宅邸内部的细节，仿佛是在顾虑不愿透露宅邸的全体布局一样。
其二
张籍
有地唯栽竹，无池亦养鹅。
学书求墨迹，酿酒爱朝和。
古镜铭文浅，神方谜语多。
居贫闲自乐，豪客莫相过。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二节）
一有空地就栽竹子，没有池塘也会养鹅。这两句暗示了宅院的狭小。如果宅院足够宽大的话，就不会说只种竹子了吧。而主人连挖池造塘的财力也没有，鹅鸟也无法潜水（即使如此还栽竹养鹅，因为这院宅邸的主人是在仰慕模仿栽竹的王徽子和爱鹅的王羲之）。
这里被描绘出的是，在简朴的住宅中，竭力要活出自我风流的一个有情趣的人。其姿态在第七句“居贫闲自乐”被直白地讲述了出来。元宗简“居住在贫穷中”且“自我享受悠闲的生活”，那么元宗简的宅邸就是“贫”的。
然而元宗简升平坊的宅邸，无法想象如同张籍所说的是那么的“贫”。升平坊是一片高级住宅区，元宗简的宅院想来自然也是不输给周围豪宅的一座府邸。而且元宗简多年以来的好友白居易，就其新宅修建得极其豪奢的情况，以几乎是充满艳羡的口吻来证明了的[81]。
张籍就其元宗简宅院的选址及外观，反而描述得很简朴；而就其元宗简的职务也描写得有气无力。
这里想再追加一首，即直截了当地说明主人元宗简是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下来营造这样的闲居生活的。
其六
张籍
醉倚斑藤杖，闲眠瘿木床。
案头行气诀，炉里降真香。
尚俭经营少，居闲意思长。
秋茶莫夜饮，新自作松浆。
（诗歌大意参展张籍一章第二节）
引人注意的是，“尚俭经营少”一句，所谓以简朴为宗旨，不求奢华，元宗简正是以这样的美的意识来经营生活的。但是那既非吝啬亦非漠不关心。元宗简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不论拐杖还是床榻，自己的喜好都不凑合。还有饮茶，秋摘的茶叶因有苦味而夜不饮用，代替茶叶的，是自己焙制的松子茶，可谓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而不惜劳动。
元宗简之所以不求奢华却并非是因为贫穷。他只是摒弃过分的奢侈而朴素生活，相反他对于生活的细节一一倾注着热爱之情，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美的，他是从生活的全方面来提出自己的生活主张的。这样的美学仍可称作尚俭美学吧。——但是，这种尚俭的美学，与其说是元宗简自己的追求，不如说是特意按照尚俭美学来描写元宗简的张籍自己的所爱吧。张籍在自己的闲居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美学，实际上那才是一种尚俭的美学。
那么《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在张籍的文学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张籍于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从在任了十年的太常寺太祝（正九品上）任上转为国子助教（从六品上），这个例外的升迁可能得益于韩愈的推荐。其后，逐一升迁为广文馆博士、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水部郎中、主客郎中，以至于升至国子司业（从四品下）。张籍陪同姚合造访元宗简宅邸的时间是元和十五年秋，时值在任秘书省秘书郎（从六品上）时期。
张籍的闲居诗是在沉沦于太常寺太祝底层小官的郁不得志以及病苦等双重逆境中创作而成的。与如此的逆境成为一体的张籍的闲居诗，随着其后环境的好转（官职升迁与恢复健康）而又是如何变化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要下一个结论的话，即围绕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所形成的美学，从以前的一种忍耐“所谓闲居的郁不得志”的文学，到一种描绘出闲居的美学境界的文学，闲居诗实现了一次向着优雅高尚的华丽转身。
下面要读的这首诗，据推测是《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前所作的一首诗[82]。
雨中寄元宗简
张籍
秋堂羸病起，盥漱风雨朝。
竹影冷疏涩，榆叶暗飘萧。
街径多坠果，墙隅有蜕蜩。
延瞻游步阻，独坐闲思饶。
君居应如此，恨言相去遥。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一节）
这首诗作于张籍在任国子助教时期，已经不是在曾任太常寺太祝时闲居诗那样的逆境中所作的诗歌了。然而与白居易作于自夸是“家给身闲”（《序洛诗》）境遇中的“以泰为适”充满愉悦的闲适诗相比的话，二者则明显方向不同。
从张籍硬是要将自己与富有阻隔开来这个举动上所看得到的是一片阴暗的世界，然而同时也是一片充满荫翳的幽远的世界。例如“竹影冷疏涩”那样冰冷的感触如何？“榆叶暗飘萧”那样浓荫匝地的色彩如何？还有那无论谁路过都不会在意的落在路边腐朽的果实与那黏附土墙上的蝉蜕所讲述的时间的真实变迁。张籍正是从身边这些琐事中，一点一点发现出了一个其他无法置换的仅此唯一的世界。那就是与极尽豪奢经营起来的宅邸和水榭楼台中的那种闲适愉悦所不同的、另外一个审美而愉悦的世界。
张籍正是在自己的闲居诗中，将这样的闲居美学与尚俭美学发展成熟起来的。他要根据自己美学的视角，将元宗简的“秋居”绵密地描绘出来。因此说，《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就是上面那样努力的成果，也是一首要最大限度地实现闲居与尚俭美学可能性的实验性的作品。
下面来看看姚合自身的唱和诗。
和元八郎中秋居
姚合
圣代无为化，郎中似散仙。
晚眠随客醉，夜坐学僧禅。
酒用林花酿，茶将野水煎。
人生知此味，独恨少因缘。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二节）
姚合的诗具有与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相同的倾向。如同张籍的诗中将不拘于世俗约束而活在自己的兴趣中的元宗简比作仙人一样（其五“还应似得仙”，其八“尽得仙家法，多随道客斋”），姚合也将其述为“郎中似散仙”。
而通过接下来的“晚眠随客醉，夜坐学僧禅。酒用林花酿，茶将野水煎”几句，姚合又将貌似散仙（无官的仙人）的元宗简的风貌具体地描绘了出来。夜里睡觉时与醉客同榻；晚上坐禅时跟着僧侣修行；酿酒时加了林中的鲜花，煎茶时汲取了野外的泉水。——姚合在和诗里所描绘的元宗简的姿态，忠实抄袭了张籍的诗歌，而看来从抄袭中也就是要精心地学习前辈诗人的手法。
张籍通过《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全篇都在提示着尚俭的美学。其尚俭的美学则是张籍从沉沦在十余年仕途不遇与病苦折磨中的“闲居”中创立而来的。陪同张籍一起造访元宗简宅邸的姚合，也不会当场就能轻率地理解这个美学的意义。而且姚合的唱和诗也并没有走出忠实模仿张籍的窠臼。然而，姚合却消化吸收了张籍在《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中的美学，旋即从赴任武功县主簿开始，就将其活用并实现在自己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