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言律诗
“……但为什么单做五律呢？这也许得再说明一下。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做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人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闻一多《贾岛》，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试帖诗以五言律诗为诗型，这是事实。然而，试帖诗的中心诗型是五言排律，而且必须要承认六韵十二句是其基本诗型（参照：《文苑英华》“省试”卷一八〇至一八九）。因此，闻一多认为，祖述贾岛、姚合的集团，在郁不得志的境遇中专为科举考试而曾夜以继日地制作着五言律诗。不过，闻一多的这个说明未必就持有说服力。关于他们爱写五言律诗这一点，还应必须从别的角度来说明。
论起五言排律，是将五言律诗中间两联的对偶部分扩大之后所形成的诗型，因此而也被称为长律。就其观点而言，发生上来说二者的关系很密切。按照六朝后期的情况来看，在近体韵律被调整的趋势中，从八句开始，再长也只到十六句的五言诗的短篇化则正在推进中。在其中一个情况下，其后的五言律诗或五言排律就得以形成了。即五言律诗是“短小的五言排律”，而五言排律则是“长篇的五言律诗”，两者都作为“以伸缩自如的对偶部分为核心而所构成的五言近体诗”，而在当初这二者都曾是一体化的诗型。这种五言律诗与五言排律二者都得以充满活力地创作着的情况，则一直延续到了杜甫生存的时代。
五言律诗与五言排律的分化，是被几乎不作五言排律而专作五言律诗的“大历十才子”决定性地分开了。但是他们不仅仅是不作五言排律，其他诗型（五言七言的古体诗、近体诗的五言七言绝句以及七言律诗等）也都不太作了。这一点要说得严重点的话，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五言律诗”诗人。
那么为何大历十才子如此爱作五言律诗呢？这与他们都是以驸马郭暧或宰相王缙等代宗朝显贵们所举办的文宴为诗歌活动场所的、那种疑似的宫廷诗人有关。他们就是通过那样的文宴唱和来崭露头角的。而关于唱和的重要条件是，要准备好当场就能够制作的分量，及用以比试修辞能力的共同场合。具体来说，①能够速成的“不太长的诗型”；②能够发挥对偶之妙的客观结构，并且还能够得到客观的评价等。结果，作为最大公约数所入选的就是这个五言律诗的诗型。
如果从诗型形成的历史性全局观点来看上述情况的话，齐梁以降得以发展的近体诗形成的趋势[8]在此大体上是看到了结。而如果根据这个看法的话，则盛唐时期李白或杜甫作近体诗的同时，也用七言古体诗作着乐府或歌行的名作，或由五言古体诗李白作着《古风五十九首》而杜甫作着长篇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此即可谓在近体诗化运动的趋势中还能够看到残存的非近体诗（古体诗）最后的光芒——其后紧跟上来的可就是大历时期五言律诗的席卷天下了。而之所以不是七言而是五言律诗的缘由则是，汉魏以来五言诗曾一直是诗歌的中心，而且以五言短篇诗为舞台的齐梁以来近体诗化运动也一直都在进行之中[9]。
近体诗独霸诗坛得以转变的时间是从活跃在从大历到贞元的韦应物前后开始的。韦应物在初期，效仿当时的风气而作了大量的五言律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时韦应物也开始创作以魏晋为范本的五言古体诗。此后韦应物离开了权力中央而历任地方刺史期间，有意减少了五言律诗的创作，填补其空白的是长短规模不一的五言古体诗的创作。而孟郊之所以能成为专作五言古体诗的诗人，估计也直接受到了韦应物的影响[10]。——这种从韦应物到孟郊的发展趋势，与代表元和时期的韩愈和白居易促使古体诗走向开拓新诗歌世界的演变，是同一个历史连续的过程。
由韦应物所开端而由韩、白所实现的古体诗的流行，仅从表面上看的话，可能会认为是李、杜灵活运用近体与古体作诗情况的一种复原，然而历史并非单纯反复而已。从韦应物到韩、白所发生的是，以近体诗为对立轴而对准焦距之后，应该能看到其中古体诗原理的确认与确立吧。与此进行对照的话，李、杜时期的古体诗尽管有李白那响亮的“古风”宣言，但那些也应该称作所谓的“非近体诗”或“未近体诗”；而古体诗的原理应该等到近体诗的完全成熟（即大历时期五言律诗的席卷天下）以后才能确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近体诗走向更为成熟途中的陈子昂与李白的这个历史阶段上，不得不说其古体复权的主张还为时尚早，也仍尚不彻底。
这样来考虑的话，对于继韩、白之后而来的贾岛而言，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专作五言律诗的诗人，就必须要与大历十才子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了。贾岛在近体与古体两个诗体的成熟创作之中，成为一个敢于选取近体的诗人。他早年尚在孟郊的影响下时，就曾如同孟郊一样对五言古体诗的创作而呕心沥血；这就证明贾岛已充分接受了古体诗的洗礼，并亲身领悟到了其中的原理。还是那个贾岛，其后在使自己的诗风得以确立的过程中，竟然停止了古体诗的创作，而是将精力专心集中到近体五言律诗的创作上来，这个过程就必须要理解为，这是在洞悉古体与近体的本质之后贾岛自己所做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大历十才子转变到五言律诗，其过程完全是在近体诗化趋势的全面影响之下而进行的，可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与此相对，贾岛之所以选择近体诗，并且是在若干种近体诗中挑选出了五言律诗，这却明显是一种有意图有计划地进行了选择的结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