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寺太祝期间的闲居诗
张籍于元和元年开始十年间一直在任太常寺太祝一职，即一介所谓管理太庙神主的底层小官。而在唐代通常官员的任期（官满）为三年。即张籍在三倍以上于通常的期间之内，都没有人事调动。
唐代对官僚每年都有一次考核（业务评定），而积累三次考核即可决定下一任官职的升降。正如前文张籍与白居易之间的应酬诗所显示的那样，张籍正好是在任官第三年的前后（元和三、四年）得的病。恐怕张籍就失去了第一次的调动机会。其后两三年间因为并没有传达张籍病情的记事，就此而认为他恢复了健康。然而自元和八年冬开始张籍患有严重的眼病，其后三年又面临着濒临失明的危险。张籍恐怕在每次调动的时机，很不幸都身体欠佳而失去机遇。
此期间，张籍郁不得志的心情激化了起来。张籍是科举进士科出身，在中唐后期那个科举官僚实现进军政界中心的形势下，他自身也十分有可能成为一名走上精英路线的官僚。对于这样的张籍来说，当然会感到自己处于一种被官（权力·富贵）所排挤出来的境遇之中。那种遭受排挤的情况，用一个传统用语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闲”。
下面就来读一读这些判断为太常寺太祝在任时期的闲居诗。至于何谓闲居诗，稍后再来作以考虑，眼下暂且解释为，意识到离开公务的状态之际所作的诗篇。下面先来读的是张籍得眼病之前的诗作。
早春病中
张籍
羸病及年初，心情不自如。
多申请假牒，只送贺官书。
幽径独行步，白头长懒梳。
更怜晴日色，渐渐暖贫居。
（大意）我的疾病到了正月也尚未治好，心情郁闷而不得快乐。我常常提出休假申请，只能为友人的升迁而致信祝贺。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白发也懒得去梳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暖暖的太阳，渐渐温暖了我贫穷的家。
自己因为患病而常常提出疗养申请，友人们却都在升官晋级，因此而受人蔑视。留意来数一下的话，自己写的尽是祝贺升迁的贺信。张籍将这样的焦躁情绪写进了这首诗中。然而艳羡他人出人头地的诗篇，除了这首以外，在张籍的诗中再找不到第二首。其理由之一是，他自觉地意识到了妨碍自己升迁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张籍自我抑制而醒悟到，责任不在外部而在自身。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籍要在焦躁与贫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那一点点微小的幸福。自己一个人走过无人通行的小径的个中滋味，还有那春意渐浓的阳光晒在身上的喜悦，张籍都在这首诗中写了下来。结果就是在张籍的闲居诗中，并没有那种尽是唠叨郁不得志的过于偏激的诗篇。
此诗中“羸病”一词，并非指的是张籍的眼病，恐怕是在说自己在元和三年、四年前后的身体不适吧（参照前节）。这即使是一种作诗的修辞，但是还有下面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的确是张籍元和三四年前后所罹患的羸病。如诗中用了一些“白头”“日色”等显示色彩的用语，以及他期待着自己的身体早日康复（所以他哀伤过了年自己的病也不见好转），还有诗中并未直接言及自己的眼病；而更成为一种悖论的是自己尚未升迁而感焦躁的“朝气蓬勃的热情”，等等。
张籍在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中，与其说表露了对仕途郁不得志之感，不如说确立了一种抒发受病情折磨而深感不安的基调。这些都在上面这首诗中如诗题的《早春病中》以及“羸病及年初……多申请假牒”诗句中有所明示。下面要列举的几首闲居诗，都是张籍面对着自己的疾病所作的诗篇（前面所引用的《病中寄白学士拾遗》《酬韩庶子》等可参照）。
早春闲游张籍
年长身多病，独宜作冷官。
从来闲坐惯，渐觉出门难。
树影新犹薄，池光晚尚寒。
遥闻有花发，骑马暂行看。
（大意）年纪大了，身体的病也多起来了。一个人寂寥地做个小官也还好。最近习惯了无所事事的闲坐，渐渐地外出也觉得不舒服了。树木虽说开始发出了新芽，也还是稀稀拉拉的。池水上太阳的晚霞看起来冷冰冰的。我听说那儿的花都开了，要不还是暂且骑马出门去瞧一瞧吧。
夜怀
张籍
穷居积远念，转转迷所归。
幽蕙零落色，暗萤参差飞。
病生秋风簟，泪坠月明衣。
无愁坐寂寞，重使奏清徽。
（大意）平常日子过得贫困，逐渐就有了要远行的念头。但是反复想想，却不知何处才能让自己安稳平静下来。隐蔽处开花的蕙草，花瓣也落了，暗处的萤火虫在三三两两地飞着。在秋风中铺开竹席，拖着生病的身体仰卧在上，眺望着明月，泪水沾满了衣衫。既不忧愁也不悲伤，胸中陡然升起一股落寞之情，所以还是想让我再听一听那清澈的琴声吧。
下面要读的是张籍罹患眼疾时期所作的诗篇。
卧疾
张籍
身病多思虑，亦读神农经。
空堂留灯烛，四壁青荧荧。
羁旅随人欢，贫贱还自轻。
今来问良医，乃知病所生。
僮仆各忧愁，杵臼无停声。
见我形憔悴，欢乐语丁宁。
春雨枕席冷，窗前新禽鸣。
开门起无力，遥爱鸡犬行。
服药察耳目，渐如醉者醒。
顾非达性命，犹为忧患生。
（大意）身体患了病，脑子里却尽在想着事情。读着《神农经》，复习了一遍本草学。家里空荡荡的点着灯火，四壁幽暗而夕阳朦胧。我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旅人，看着别人的脸色而低三下四地活着，没有钱财也没有地位，自己都嫌弃自己可悲。最近，我去名医处就诊，才知道了自己生病的缘由。仆人们也和我一起担心，捣药的声音总不见停歇。家人看到我憔悴的样子，故意说着高兴的事情要给我打气。春雨下起来了，感到被子冰凉，窗边小鸟开始鸣叫起来。要打开门时浑身却没有力气，听着远处的鸡鸣犬吠而走到门前。最近拜托喝了好药，自己的耳目稍有好转，似乎是从酒醉中渐渐醒过来一样。我绝非悟得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但就如同孟子所讲的那样，只能说是智慧生于忧患吧。
夏日闲居
张籍
多病逢迎少，闲居又一年。
药看辰日合，茶过卯时煎。
草长晴来地，虫飞晚后天。
此时幽梦远，不觉到山边。
（大意）因我常常得病，就少了与人交往。闲居的生活又过了一年。调药要等到辰日，煮茶过了早上就开始煎。太阳晒得到的地方草木就茂盛，而傍晚蚊虫则来回飞舞。此时，我在幽梦中飞向远方，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边。
答刘明府
张籍
身病多时又客居，满城亲旧尽相疏。
可怜绛县刘明府，犹解频频寄远书。
（大意）长期生病，又离开了故乡寓居长安，长安城里的亲戚旧知，谁的音信都没来。非常感谢绛县的刘明府，仍旧从远方给我寄来书信。
病中酬元宗简
张籍
东风渐暖满城春，独占幽居养病身。
莫说樱桃花已发，今年不作看花人。
（大意）东风逐渐暖和起来，长安城里春色满眼。但是只有自己养着生病的身子住在落寞的一隅。别说樱桃已然花开，只有今年我却看不了花啊。
这首诗叙述了因为眼疾而不能去看花，应该是元和九年至十一年之间的某年春季所作（十二年春季张籍在韩愈宅内看花）。而至于元宗简，据推定，他是在白居易下邽服丧回到长安后的元和九年冬以降，通过白居易与张籍加深了友情的，因此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在元和十年（或次年）春季的可能性很大。
张籍的眼病自元和八年冬至元和十一年冬，持续了约三年时间。而眼病终于痊愈的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初，张籍就任了国子助教。这个时期，无论是健康状况还是官场履历，对于张籍的人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时期。张籍临近五十二岁正在步入老年之时，反而在文学上较少涉及自己的病情，也就那样恢复了健康状态。而说起他的官职，国子助教（从六品上）→广文馆博士（正六品上）→秘书郎（从六品上）→国子博士（正五品上）→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水部郎中（从五品上）→主客郎中（从五品上）→国子司业（从四品下），这样一路升迁过来。张籍的人生，可以说到了后半生才总算变得顺利起来。
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作于仕途不遇与身体病苦的二重逆境之中。与这样的逆境相伴而来的闲居诗，也会随着张籍其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甚或会消失而消失吗？
对这个问题要做结论的话，张籍闲居诗的形式一旦被创作出来，其后也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能持续创作下去。或者换句话说，太常寺太祝时期的闲居诗所形成的美学，在自中唐至晚唐时代氛围的变化之中，变得更为自觉化而被诗人们确立了起来。这首诗无法严密地确定其创作时间。但是，张籍与元宗简之间加深交游的时间是元和九年白居易下邽服丧结束后返回长安时期以降，特别以元和十一年末张籍就任国子助教以后为甚[19]。而且如果从这首诗点缀着对色彩或物象的细微描写这一点来看的话，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也会是在眼病也痊愈之后吧，即可以认为是元和十二年（817）以降之作。另外，元宗简的居所在占据乐游原中央的升平坊。此时的张籍仍然寓居在延康坊。据推定，张籍从延康坊到搬到接近升平坊的静安坊的时间是在长庆元年（821）就任国子博士之际，因此，此诗应作于张籍搬家之前。
雨中寄元宗简张籍
秋堂羸病起，盥漱风雨期。
竹影冷疏涩，榆叶暗飘萧。
街径多坠果，墙隅有蜕蜩。
延瞻游步阻，独坐闲思饶。
君居应如此，恨言相去遥。
（大意）秋日的堂屋里我带病起床，在风雨交加的早晨洗脸束发。竹影冷清而显得庄严肃穆，榆叶茂盛而在风中沙沙作响。路边落有树木的果实，土墙的角落里还尽是蝉蜕。虽说能眺望到远方，但是走着上去却很费时间。独自一人坐着，沉溺于静静的思考之中。你的生活也应是如此啊，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相互住得太远了。
下面所列举的诗作，是张籍于长庆元年就任国子博士之后的诗篇。伴随着国子博士的就任，张籍也晋升为每日都参加朝会的常参官，可谓被认定为一名正式的精英官僚了。然而这些诗作中却并没有那些享受富贵的人的宽裕情景，倒不如说还是满篇都点缀着自己的贫贱与对吏务的无所欲求的言辞。
夏日闲居
张籍
无事门多闭，偏知夏日长。
早蝉声寂寞，新竹气清凉。
闲对临书案，看移晒药床。
自怜归未得，犹寄在班行。
（大意）无事可做就一直紧闭着大门，这样就更深知夏日天长了。刚刚鸣叫起来的蝉，也寂静得似乎叫声也要半途而废了，而鲜嫩的竹子送来清凉的感觉。静静地面向书桌，小心地移动晒草药的架子。遗憾的是，自己尚未能隐遁，还站在官差的行列里。
“班行”是朝会每次部署的官吏行列。能够参加天子的朝会是精英官僚的一项特权，而张籍成为具有此项资格的常参官的时间是长庆元年（821）就任国子博士（正五品上）之际。因此，这首诗乃就任国子博士之后所作。另一方面张籍也作有因加入常参官行列而深感高兴的诗作[20]。因此，对于张籍所谓“自怜归未得，犹寄在班行”那样叙述的辞官归隐的愿望，就没有必要从正面去理解，可以理解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而已。
咏怀
张籍
老去多悲事，非唯见二毛。
眼昏书字大，耳重觉声高。
望月偏增思，寻山易发劳。
都无作官意，赖得在闲曹。
（大意）人上了年纪悲伤的事情就多了起来，而不只是多生几根白发而已。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字也就写得很大；耳朵也背了，不觉间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起来。看见月亮偏斜就徒增愁思；若去山里，走几步就很容易疲劳。我根本没有心思来当这个官差，幸亏我正好身处闲职。——这大概是在说自己身居国子博士或国子司业这样的学官吧。
酬孙洛阳
张籍
家贫相远住，斋馆入时稀。
独坐看书卷，闲行著褐衣。
早蝉庭笋老，新雨径莎肥。
各离争名地，无人见是非。
（大意）我生活贫穷，与住在洛阳的你相去甚远。我也几乎没有上过斋馆（寺院？）。一个人坐着看看书，或者穿件日常的衣服，悠闲地散散步。蝉开始鸣叫时，院子里的竹子已长得很漂亮了；一下雨地上就长满了莎草。我们相互都远离出人头地的竞争圈子，也就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地指指戳戳了。
《全唐诗》中该诗题下注有“一本此下有革字”。这首诗是长庆末年（824）孙革官任洛阳令之际所作[21]，此时的张籍官任水部郎中或主客郎中（二者皆从五品上）。要注意的是，已作为高级官僚的一员，张籍却还写下了诸如“家贫相远住”“各离争名地”这样的句子。张籍后期的闲居诗中有如同这样将自己伪装成宛如一介与富贵无关的小官一样的倾向。下面的这首诗，就经典地显示了这种倾向。
寒食夜寄姚侍御[22]张籍
贫官多寂寞，不异野人居。
作酒和山药，教儿写道书。
五湖归去远，百事病来疏。
况忆同怀者，寒庭月上初。
（大意）我当了个穷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寒酸寂寥，住的跟野人没什么两样。造酒时加上药草，给孩子教书时，选本道教的书让孩子抄。隐遁的世界离我那么遥远，而好在我患病在身，世事百态也就都与我无关了。何况你现在与我怀有同样的心境，让我很思念你。空空荡荡的院子里一轮明月刚刚升起。
姚合在任殿中侍御史的时间是大和二年（828）十月至大和四年正月之间，此诗正乃此期间所作。而此时张籍则官拜其人生最终官职的国子司业（从四品下）。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贫官多寂寞，不异野人居”一联。张籍此时已不再是往日的太常寺太祝那个正九品上的小官了。尽管如此，他还自称自己等同于野人（没有官职的科举备考者），这就不寻常了。而他诉说身体不适、酿造药酒、亲近道教典籍以及祈愿归隐等，这些也同样都不是作为事实来记述的，而应该理解为只是根据同一倾向而连缀在一起的文学修辞罢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被姚合继承了下来。关于姚合所创制的文学形式武功体，松原在《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一章结论部分，将其概括如下：“所谓武功体文学，其特征在于诉说自己处于贫穷、偏僻、年迈、疾病等的负面状态，以及诉说对职务的倦怠、对归隐的渴望等。”
张籍就任国子助教以降，无论是对于其健康状态还是对于其官场履历而言，都迎来了一个所谓顺利安定的时期。当然，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即使无奈因上了年纪而老化，张籍的诗中却再也看不见如同其四十五岁时苦于眼病那样特定的疾患了。而长庆元年张籍就任国子博士之后，也就有了常参官的身份，张籍在诗中毫不掩饰对其状态的满足之情。
然而至于其后期的闲居诗而言，张籍仍在继续讲述着贫贱、诉说着对职务的毫无兴趣，还时而表明自己对归隐的渴望。也就是说张籍将前期实际生活中形成的闲居诗手法，与生活自身切割开来并加以审美化，而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给确立了下来。而从张籍那里继承了这种形式并将其留传给晚唐时代的人，则应是姚合。